一位“局内人”视阈下的年鉴学派.doc

1、1一位“局内人”视阈下的年鉴学派摘要：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安德烈?布吉耶尔所撰年鉴学派：一部思想史一书是一部“局内人”视阈下对年鉴学派的系统研究论著。该书在结构框架、内容叙述和理论分析上颇为独到，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学术个性和深刻的理论反思，对我们理解 20 世纪的法国乃至西方历史思想与书写大有裨益。 关键词：年鉴学派；法国史学；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K09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5-0008-05 1929 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此后围绕在这本杂志周围的法国史学家群体被圈外人士笼统称之为“年鉴学派”

2、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年鉴学派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传统实证史学，倡导拓宽历史探索领域、加强跨学科合作研究、关注历史深层分析，推动了 20 世纪西方“新史学”运动，对法国史学乃至世界史学产生深刻影响。 一 鉴于年鉴学派的学术地位及广泛影响，国内外学者对其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就国外学界而言，代表性研究专著有：美国史家特莱恩?斯多亚诺维奇的法国史学方法：年鉴范型 、法国史家弗朗索瓦?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 和英国史家彼得?伯克的2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等；一些对西方史学进行整体研究的著作中往往也都列有专章评述年鉴学派，例如美国史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的欧洲史学新方向 、 历史

3、研究国际手册 、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以及英国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等。自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大力加强对西方史学的研究工作，年鉴学派成为其中一个关注热点。姚蒙的法国当代史学主流和张广智、陈新的年鉴学派是国内学者对年鉴学派整体研究的代表论著。 上述论著基本上都将年鉴学派看作 20 世纪法国乃至西方史坛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反对 19 世纪兰克史学研究模式的西方“新史学”运动重要代表。在研究方法上，这些论著大多将年鉴学派的发展等同于前后相继的几代年鉴学人的学术实践过程，并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型”概念对年鉴学派的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集合予以概括。此外

4、，这些研究还有一个共同点，即研究者都是所谓的“局外人” ，而年鉴学派内部学者对学派的深入系统论述却鲜有问世。2006 年，被外界归为年鉴学派第四代学人代表的法国历史学家安德烈?布吉耶尔所撰年鉴学派：一部思想史一书法文版于巴黎出版。2009 年，简?玛丽?托德将该书译为英文并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给予年鉴运动以全新的注解” ，这是伊格尔斯对布吉耶尔这部论著的积极评价。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最重要的一点恐怕正是缘于作者的独特身份以及由此而来的独特视阈。 1969 年，毕业于法国著名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布吉耶尔进入年鉴杂志编辑部担任编辑秘书，之后不久开始在号称？年鉴学派大3本营”的高等研

5、究实验院第六部任教，1981 年他成为年鉴杂志编委会高级编委。他参与了 1969 年以后年鉴杂志涉及出版及刊物发展的所有相关工作。由此可见，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与“年鉴”群体紧密相连的布吉耶尔无疑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年鉴学派“局内人” 。有评论者言，这种特殊的经历和身份使得布吉耶尔“具备特有的资格来书写年鉴运动的历史” 。在辉煌的个人学术生涯中，布吉耶尔在家庭史、农村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和法国旧制度时期人口史等研究领域都有诸多成果。同时，他也表现出对历史编纂学和史学方法论的极大兴趣。1978 年，他在美国评论杂志撰文讨论 20 世纪 60 年代末年鉴学派“重新定义”的问题。此后，他就年鉴学派及其历史

6、学还发表过多篇文章。因此， 年鉴学派：一部思想史一书堪称作者对年鉴学派历史编纂学长期研究的结晶之作。 二 综览全书，除“导论”和一个简短的“结论”之外，布吉耶尔这本著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创建” 、 “轨迹”和“问题”三大部分。作者在“导论”部分就开宗明义地讲到：“（本书是）对自 20 世纪 30 年代的心态史到 70、80 年代的人类学转向这一过程中法国史学思想发展轨迹的分析与理解” 。这一声明得到其他学者认可。 “这部著作不是年鉴学派的大事记，不是围绕年鉴学人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也不同于之前其他关于该论题的著作那样是对年鉴学派的历史分析方法的评判或是对年鉴学派创建的组织机构的描述” ，阿兰?贝克

7、尔如是说。 该书第一部分“创建”包括“早期年鉴 ”、 “一致与分歧” 、 “心态4的概念”三章内容，作者主要考察了年鉴学派的学术渊源、产生背景、布洛赫和费弗尔的早期领导以及“心态”概念的起源问题。之前的研究一般主要探讨年鉴学派内部更迭交替的几代学者的史学成就与研究局限等问题，斯多亚诺维奇的研究专著更是基本聚焦于布罗代尔时代的探讨，布吉耶尔则将年鉴学派的历史追溯到 19 世纪甚至更早。对于 19、20 世纪之交的诸多年鉴学派先驱，布吉耶尔不仅承认例如古朗治、涂尔干等人的影响，还相当重视基佐，而之前的年鉴学派研究对于基佐涉及甚少。布吉耶尔认为，基佐的史学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被其政治影响所遮盖，基佐提出

8、的“集体心理状况”的定义尽管具有模糊性与混合性的特点，却明显蕴含、预示了“心态”的概念。作者接着阐述了 20 世纪初期西方学界针对传统实证主义史学的广泛批判，以及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影响下西方认识论的革新，并指出这些都是年鉴学派产生的深刻背景。 相对年鉴学派发展史的其他阶段，布吉耶尔尤其重视年鉴学派两位创始人布洛赫和费弗尔的早期领导时期。他毫不掩饰对年鉴杂志这两位创建之父的敬仰之情，通过不断援引两位史学大师的语句来证明他们的历史研究以及史学思想已经奠定了年鉴学派历史学发展的全部基础。同时，他突出强调了布洛赫和费弗尔之间由于年龄、性格的差异以及学术理念的分歧而导致的矛盾甚至冲突。这部分

9、内容是该书很有价值的一个地方。卡罗尔?芬克曾在其专著布洛赫传中探讨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洛赫与费弗尔之间个人关系的危机。布吉耶尔则利用了 2003 年发表出版的布洛赫与费弗尔的通信集这一之前研究者无缘利用的资料，阐5明两人之间的冲突其实很早就已经存在。布吉耶尔指出，费弗尔和布洛赫在个人生活、学术竞争以及关于年鉴杂志领导权等方面不断的口角、争论损害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但作者转而提出正是这些不和谐，尤其是布洛赫和费弗尔在史学思想方面的分歧和争论成为年鉴学派得以不断发展的基础和日后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因为它事实上促进了年鉴学派形成鼓励多元的精神，避免独断教义带来的损害，从而不断开拓史学领域，不断更新史

10、学方法，不断扩充史料范围。 布洛赫和费弗尔都被看作反对传统实证史学的先锋，相比而言，费弗尔更像一个彻底的叛逆者，而布洛赫则显示出一个改革者的姿态。但是布吉耶尔指出，年鉴学派两位创始人对史学革新的倡导不仅有创造性，也有继承性，这尤其表现在他们对于“心态”概念问题的理解上。作者的这一论断反映出他反对将年鉴学派倡导的新史学与其对立面传统实证史学之间关系界定为完全割裂的普遍认识。 该书第二部分“轨迹”包括“集体思考” 、 “拉布鲁斯阶段” 、 “从总体史到全球史”三章内容，作者主要评述了年鉴学派针对系列资料的集体研究，梳理了亨利?贝尔对年鉴杂志的影响，分析了拉布鲁斯开创的史学研究模式以及布罗代尔与勒华

11、拉杜里两者史学观念的差异。作者对年鉴学派发展历程的论述摒弃了之前年鉴学派研究学者的惯常做法：将创建阶段的布洛赫和费弗尔视为第一代；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布罗代尔为首的年鉴史学家群体为第二代；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进入史学研究领域的年鉴学派史学家，如费罗、诺拉、勒高夫和勒华拉杜里等人归为第三代。布吉耶尔认为，仅从年龄差异角度出发的“代”的概念是对年鉴6学派史学发展荒谬的、简单化的处理。他突破了这种研究套路，转而用一系列的“阶段”来表述年鉴学派发展过程中研究侧重有所不同的各个时期。 布吉耶尔在“拉布鲁斯阶段”这一章集中考察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历史学家恩斯特?拉布鲁斯对于年鉴学派的重要影

12、响，这也是之前年鉴学派研究探讨不够充分之处。其实从年鉴学派创建伊始，年鉴史家群体对经济史就非常感兴趣，这主要是由 20 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现实状况引发的，当然它也得益于经济学学科自身的发展。拉布鲁斯 1933 年出版的18 世纪法国物价和收入变动概论（论稿） 和1944 年出版的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法国经济危机这两部著作代表了年鉴学派初创阶段经济史研究的成就。20 世纪 50 年代后，拉布鲁斯对于年鉴学人的影响日益明显。布罗代尔在 1958 年发表的历史与社会科学一文中将拉布鲁斯的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法国经济危机一书称为“近二十年法国刊行的最伟大的史学著作” 。肖

13、努称法国计量史学的兴起都源于拉布鲁斯这两部代表作， “它们的影响力甚至超出了布罗代尔的地中海 ，它们是我们这一代的每日祈祷书” 。布吉耶尔更进一步，他认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年鉴学派事实上是由拉布鲁斯和他的追随者们所统治的，他们纷纷应用系列史方法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一时蔚为风潮。对拉布鲁斯所带来的影响，布吉耶尔评判道：它在很多方面是“令人遗憾的” ，它使得布洛赫和费弗尔开创并应用于历史研究实践中的“心态”概念被边缘化了，一味强调经济社会的解释最终只能“陷入决定论的诱惑” 。 7与对拉布鲁斯的重视程度相比，布吉耶尔对布罗代尔在年鉴学派发展历程中的影响有所淡化，布罗代尔只是在与勒华拉杜里进行比

14、较时才被提及，伊格尔斯因此指出在布吉耶尔的研究中， “布罗代尔被边缘化了”。这成为布吉耶尔这本著作与之前年鉴学派研究相比的显著差异之处。大多数年鉴学派研究成果，尤其是出现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论著，都将布罗代尔视为年鉴学派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斯多亚诺维奇 1976 年出版的法国史学方法：年鉴范型一书中将“年鉴史学范型”定义为“结构一功能主义” ，这一论断基本上就是以布罗代尔的史学研究模式为样本总结归纳的。在众多年鉴学派研究者眼中，布罗代尔就是年鉴学派的象征，他的史学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整个年鉴史学。但在布吉耶尔的这部书中，尽管作者也承认布罗代尔在年鉴学派高高在上的威望以及学术领域上卓越的独

15、创性，但同时指出布罗代尔在年鉴学派内部其实并不那么受欢迎，他不像拉布鲁斯那样拥有大批追随者。布吉耶尔甚至强调，当布罗代尔的著作开始拥有世界影响的时候，他在年鉴学派内部的影响却早已衰落。 该书第三部分“问题”包括“死亡史” 、 “彗星的划过” 、 “我们必须终结心态吗？” 、 “回归政治”四章内容，作者主要考察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年鉴学派的史学发展，涉及法国死亡史研究、米歇尔福柯的学术影响、政治史的“回归”问题以及对心态史未来的展望。作者回顾了菲利普，阿里耶斯、米歇尔?伏维尔、弗朗索瓦?勒伯和阿兰，克华克斯等人针对死亡态度问题的研究，认为这些研究显示了年鉴学派内部在“基于心态世界的唯心论

16、诱惑和决定论诱惑之间的摇摆” 。在“彗星的划8过”这一章，作者评判了米歇尔?福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法国历史思想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布吉耶尔承认福柯对年鉴学派带来的巨大挑战及影响，他没有贬低福柯的贡献，但并不赞同福柯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受福柯影响的历史学家低估了概念意象和社会体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他们那种强调社会控制的解释模型是老套、单调而肤浅的。布吉耶尔继而探讨了 20 世纪 80 年代历史学从系列史转向叙述史和从强调社会经济取向转向热衷社会文化解释的潮流。他强调，文化的转向增强了“心态”概念在历史解释中的价值。 总体而言，相对其他年鉴学派研究者，布吉耶尔更注重“心态”概念。他指出：

17、“心态这一概念是历史学家能够拥有的通向过去的最佳通行证。 ”作者把对“心态”概念的探索追求视为“年鉴精神”的化身，并以其作为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该书对年鉴学派早期岁月的侧重以及对布罗代尔的忽视恐怕皆缘于此。布吉耶尔指出，即使布洛赫和费弗尔很少在年鉴杂志或者他们自己的研究著作中直接使用“心态”这个词，但对集体心理的重视、对社会经济研究中文化基础的强调仍是两人历史研究的核心重点，而布罗代尔的研究重心则是长时段的持久结构与中时段的经济局势，他对历史的文化维度并不感兴趣。因此有评论者言，“布吉耶尔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于心态的一部著作” ；“他写的不是关于年鉴学派的常规历史，而是一部通过细致考察、解释

18、历史文本来详细阐述心态概念的复杂的、丰富的、有说服力的系谱” 。确实，作者仿佛是以探讨其所属学派的历史为外衣来倡导历史学重返他所推崇的心态史，这也是笔者阅读全书后的直觉感受。 9布吉耶尔对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政治被重新引入历史解释提出质疑。尽管他承认结构事件在历史研究中的可能地位，但对于叙述史、事件史的“回归”仍抱有戒心。虽然这本著作对于年鉴学派的探讨截止于20 世纪最后十年，但作者并不赞同伯克提出的“年鉴运动事实上在1989 年已经结束”的论断。他坚信这个群体在未来历史学的发展中仍然会是一个重要的、极富创造力的角色。当然，作者这一认识不乏个人感情因素的影响。 在全书的结尾处，布吉耶

19、尔援引年鉴学派两位创始人尤其是布洛赫的论述指出：年鉴学派强调过去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联系， “历史学家显然是带着他们自己所处时代赋予的问题展开历史研究的” ，对历史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作者认为这些方面都与传统实证史学将过去与现实、主体与客体这两对关系完全割裂的思想认识直接对立，这才是年鉴学派史学与传统实证史学的根本区别，才是年鉴学派对于历史学的最大贡献。 三 有论者言，尽管这是一部年鉴学派“局内人”的著作，但它却不是一部以外人眼中熟悉的“年鉴模式”进行的研究。确实，这部著作主要应用了传统文献分析方法展开对年鉴学派及其史学思想的分析论述，作者集中探讨了诸如艾玛纽埃尔?勒

20、华拉杜里、皮埃尔?古贝尔、保罗-博瓦、莫里斯?阿居隆、米歇尔?伏维尔以及菲利普?阿里耶斯等历史学家的著作。对于年鉴学派成就的原因分析也没有“结构”或是“局势”这些概念的引入，而是将之归因于年鉴学派发展中的某些关键人物布洛赫、费弗尔、拉布鲁斯，当然还有布罗代尔。 10布吉耶尔这本著作甫一出版就引起了西方学界广泛关注，众多评论者都对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书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深入认识年鉴学派和 20 世纪的西方历史编纂学，甚至对于历史学的功用、价值等历史学根本问题的理解也有所启迪，所有从事史学实践工作的历史学家都能从作者号召重返年鉴精神的呼唤中有所收获。在“局内人”视阈下，作者对于年鉴学派核心思想的把

21、握令人印象深刻，他通过对“冲突” （如第二章“一致与分歧” ） 、 “演变” （如第六章“从总体史到全球史” ）和“阶段”（如第五章“拉布鲁斯阶段” ）的论述强调了年鉴学派历史学的多样性和阶段性发展，这些远不是局外人所谓的“范型”概念所能涵盖的。与此同时，作者也显示了他具有任何局外人一样的批判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年鉴学派衰落状况的承认上。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伊格尔斯指出“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年鉴运动研究最好的一部著作” 。 当然也有评论者指出该书的某些局限，例如认为作者仅从学术角度对其研究主题加以探讨，而并未与年鉴学派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法国社会政治生活广泛转变的背景相结合考察；作者对于年鉴学派在包括拉美、意大利和东欧等地在内的海外影响探讨不够，他的目光只局限于学派内部的本土学者，尤其是通过他的个人学术研究而熟悉的那些研究近代早期法国历史的法国学者；作者没有谈及例如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的量化方法论以及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范围的人类学转向和符号方法论等外界思想潮流对年鉴学派史学发展带来的影响程度。此外，也有论者认为该书忽略了年鉴学派某些重要的历史学家，如弗朗索瓦?弗雷、丹尼?罗歇、雅克?雷维尔等人。对于这些批评，作者似乎早有预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