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长野确松阴快谈中的中国散文观摘要:长野确松阴快谈是日本江户时代诗话,其论评诗文颇有独到之见。其中卷二论文章之学,对中国古代散文历史演变、散文本体、创作及鉴赏批评等方面,均有深入而具独创性的见解。发掘其中国文评观,可为当今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提供一些新视角,同时也可考见中国散文及文论对域外文章学的影响、受容情况。 关键词:长野确;松阴快谈 ;日本中国文章学;文法论;文气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3?0186?06 中国古代散文成就突出,虽然不及古代诗歌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深远,但它对日、韩诸国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日本的中国文章学研究是其汉学研究
2、的一个重要分支,尤其是自江户时代(1603?1867)以来,成果颇著,而且大多采用“文话”的形式。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曾辑有日本中国文章学论著选 ,收录有日本文话拙堂文话 、 渔村文话等;2007 年,王水照教授主编的历代文话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附录有“知见日本文话目录提要”一编,收录 30 种日本文章学论著提要。虽然此种统计尚待进一步充实,如其中散见于日邦文人别集、笔记等中的文论未予辑录,然而大体可知,日本关于中国文章学研究的文话、文论相对于诗话、诗论著作的极度繁盛来说毕竟稍逊一筹。但有一点历来为研究者所忽视,即在大量存在的域外诗话中往往掺入不少文论,它们2从域外角度对中国文章学进行
3、的探讨,常能发人所未发,颇具研究与借鉴价值。 日本江户时代诗话松阴快谈即是这样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撰者长野确(1783?1837) ,字孟确,号丰山,伊豫人。修业古文,著有武乘 、 诗约 、 文约等。是书撰于文政三年(1820) ,今有日本诗话丛书第四册本,韩人赵钟业日本诗话丛编第八册本。书前有长野确自序 ,述成书经由。后有吴江沈楙德跋语,评曰:“其中评论古今及诗文书画之属,援引博洽,时具特识,以儗物、服诸君,雅称后劲。”全书共四卷,其中卷二集中论文,议论虽属条目论列式,但自具一定的原则性与系统性,反映了长野确对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散文本体、创作及鉴赏批评等的见解。当然不乏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借鉴,
4、但更多的是结合本邦创作而产生的独到体认。发掘其中国文评观,可为当今中国散文研究提供一些新视角,同时也可考见中国散文及文论对域外文章学的影响、受容情况。 一、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的演变及其经典 松阴快谈对中国历代散文的批评及散文经典的评价,有着较为精辟的论述。从总体上说,长野确主张论文应不拘世代。他引述明代都元敬铁网珊瑚之语:“今人收画多贵古而贱今,且如山水花鸟,宋之数人超越往昔。但取其神妙,勿论其世代可也。 ”长氏进一步推论说:“余谓,书画诗文,皆不拘世代可。 ”他批评世儒论诗文以世代为高下,是“耳食”之言,并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诗文之佳恶,在人而不在世,在诗文而不在人。 ”由不拘泥于以世论文,
5、长野确进一步延伸出“前3人不必胜后人”说。他说:“前人不必胜后人,如列子之不及庄子 ,左氏之不及司马,范晔之不及陈寿, 晋书之不及五代史诸皆是也。岂得拘世代哉。 ”1(264) 厚古薄今向来是中国诗文评论中惯见论调, “一代不如一代”的文运论屡现于论者笔下。可贵的是, 长野确没有盲目蹈袭成说,认真地对中国文章之历史演变作出思考,所以能发人所未发。例如长野确曾再三突出的“左氏不及司马”说,就与中国传统见解差异甚巨,他说:“左氏之不及司马,犹列子之不及庄子也。 ”并引述朱熹与胡应麟的两段议论,认为“皆所谓眼透纸背者”:“朱子曰, 孟子 庄子 ,文气俱好, 列子便有迂僻处, 庄子全写列子 ,又变得奇
6、峻。胡元瑞笔丛曰:大抵列之文法、 庄之文奇,列犹丘明,庄犹司马。列规矩,驯而易入;庄崖岸,峻而难攀。 ”1(264)至于缘何不及,长氏也有详细分析: 余常持左氏不及司马之说,其略曰:人皆知班之不及马,而不知左氏亦不及司马也。子长之文犹文人高士为水墨山水,略有笔墨,而妙处在笔墨之外;左氏犹画匠之著色山水,固守规矩,而不敢胡乱下一笔也。然求其神采秀发,气韵流动,不可多得也。左氏一部自首至尾,唯是一法,少变化。至史记 ,则纵横变幻,使人把捉不得,所谓神明于法者。1(263?264) 可见,长氏以“法”为准权衡二者优劣,一“唯是一法” ,一“神明于法” ,左氏之文短于固守规矩、拙于变化;司马之文长在变
7、幻纵横、意在言外,因而优劣自异。在中国传统的文评中,论者多以二著各具千秋,4称左传则以“春秋笔法” ,许史记则谓包孕丰富。常将司马与班氏作比较,将其与左氏比较实为罕见,且无论长野确的评论是否正确,至少足备一说。 当然,这并非表明长野确忽略了秦汉古文的整体成就,实际上,他在讨论古文时,经常从中推举一些经典著作作为初学者之门径。如孟 、庄 、 左 、 国 ,长氏就屡作颂扬,称为“古文之美者” 。他还特别提到一些不太为人注意的古文著作:“叙事之奇古者,莫如檀弓 、穆天子传焉,汉武、飞燕内外传,亦野史之古者,文家不容不读。 ”1(270) 然而,相对于秦汉古文,长野确更为欣赏的仍是唐宋古文,尤以八家为
8、最。他认为韩、柳、欧、苏等八家文, “已为千载之宗师” ,后世学文者, “不得不依其法” 。长氏对八家的称颂不吝赞词,认为他们的部分篇章完全可与司马之文相匹肩,而毫无惭色。他例举柳子厚段太尉逸事 ,谓“咄咄如生,与马迁相上下” ,又说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 “与马迁相上下,范晔、陈寿皆不能及也” 。 八家之中,长氏极崇韩、柳、欧、苏四公,他以“法度”为线索认真准确地分析了他们各自古文的特点: 光明正大,法度森严,而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如韩文公焉;纵心姿腕,篇法政严,序次详备,丽句层出,愈多而愈不乱,莫如柳柳州焉;婉曲周折,法度闲暇,词意醇厚,气调员美,莫如欧阳公焉;纵横排奡,才锋俊伟,奇奇怪怪,
9、不与法期而与之合,莫如苏文忠焉。1(258) 韩愈之文以法度谨严又浑浩流转为特征,苏洵上欧阳内5翰第一书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 视。 ”2(122)柳宗元之文则篇法严谨,又不露痕迹,名章警句,迭出不穷。欧阳修之文,纡余委曲,说尽事理,苏洵赞云:“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 ”2(122)东坡为文,则“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3(333) 。长野确的评析可以说十分准确地把握“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的特点4(1165
10、) 。 长野确虽然主张论文应不拘世代,但在具体论文实践中,却难免自相矛盾。典型如对宋以后散文的评价,长野确认为古文之佳者大体在宋前,元明清即便有名家一二,整体却每况愈下。他论列元好问、赵孟頫、杨维桢等元代“有文名者”十余家后,谓其只可比之于“宋之小家数” 。紧接着他说:“至明文运又旺,名家不啻千百,然亦皆不能仿佛宋人,独王阳明可与宋大家比肩而立矣。 ”1(277?278)可见,长氏认为元文为宋与明之间的一个低谷,但是明文虽较元文为长,却不足与宋文并辔:明人务求胜宋人,然其学术文章,曾不能仿佛宋人,大抵宋人能自为一家,不肯蹈袭前人。明人好剽窃古人,是其胆识已迥然不同也。清人长于考据,指摘前人之谬
11、误,旁引博证,往往中其肯綮,然短于著作,其不及明人,犹明之于宋也。1(290?291) 明文不及宋,而清文不及明,更遑论宋文。长氏此说并非一家之见,认为文章随气运代降恰恰是中国古人常弹之调。这与其“前人不必胜后6人”的进步主张是相龃龉矛盾的。 长野确认为明人古文之所以落下一乘最主要的原因是“剽窃”:“明人所谓古文皆第剽窃古语耳,至其法度神妙,则未尝梦见。 ”他举出明中期前后七子之领军人物为例: 何、李、李、王之诗文,譬犹剧场中正末净丑戏子之语言,模拟文饰太过,强笑强哭,毫无神气,故乍读之可喜,再读之使人羞赧。 明李于麟、王元美剽窃古语,以为古文,不知文之古今在结构,而不在字句之末也。结构合古法
12、,虽用俗语,不害为古。1(283) 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倡“文必秦汉” ,目的虽在矫台阁茶陵之弊,但他们盲目崇古,作文时又难脱以摹拟代创造的窠臼。此后的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把复古风推向更高潮,创作上比前七子更死板地模仿古人。 长野确虽深抉明文剽拟之弊,并以何、李、李、王为矢的激烈排击,但他并非完全否定明文。他 说:“明文之佳者,莫如王阳明焉。遣言措意,纵 横开阖,靡不如意;方正学、徐文长,亦恢恢乎疾驰矣;简洁雅驯,莫如刘青田;富赡雄伟,莫如宋景濂。”1(278)列举明文之善者数人,而其中对王守仁之文更击节不止,屡作称赏。谓:“从前论明文者,未尝及王阳明。余读阳明文录 ,纵横俊伟,出入高下
13、,靡不如意。 ”1(278)他甚至认为王阳明是衰弊的明文中唯一堪“与宋大家比肩而立”者。的确,王阳明的散文,雅健沉雄,能独抒胸臆。他的思想与文章,对唐宋派和公安派有直接影响,在清初评价很高,但桐城兴起后,则多受冷落。长氏以其文为明文之“佳”者,可谓巨眼。 7相较明文之弊在“剽” ,清文则病于“细” 。 “清人之文,能入细而不能为大。秦汉古文,大抵粗枝大叶之文,气骨雄壮,豪荡不羁,所以为高也。清人之文,唯于枝叶上粉泽,是所以不及也。 ”1(285?286) 二、关于中国散文的本体与创作 松阴快谈中长野确最着力之处,是对散文本体、创作方法及入门途径等的探讨。其中很多精见可以与中国古代文论相为参观,
14、也对现今的散文创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首先,强调“文有四法” 、 “法与我一” 。长野确认为散文创作必须明知文法, “作文如用兵” ,学文者须“先学字法、句法、章法、篇法” ,犹如学诗者“先学平仄,排比句法、韵脚也” 。他称引本邦太宰德夫文论曰:“文有四法,曰篇法,曰章法,曰句法,曰字法。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四者皆有法,一失其法,则不成文矣。 ”1(252)又说: 文欲雅健而婉曲,此用工夫在字法与句法。又欲气脉流贯,而变化曲折,不支离旁斥,此用工夫在章法与篇法。作句大抵欲曲而不欲直,欲省而不欲增。曲则有味,省则不弱。作篇欲前面伏后面,前段生后段,枝叶相生,则自然活泼不死矣。1(291
15、) 拈出四法,以为作文之规矩,这不仅令初学者有径可循,也道出古文关键所在。 长氏谆谆突出四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日本当时文坛现状而发。他曾屡次批判本邦文人创作、论者论文,均未尝知法。他说:“邦人论文者,大抵知字法与句法而已,未尝知有篇法也。论文及篇法者,独太8宰德夫而已。然择而不精,语而不详。 ”1(270)又说:“本邦儒者作文,多未知篇法而妄作也。 ”即便是以荻生徂徕为首的古文辞派也存在着相同的缺陷, “所作 犹多失篇法,如德夫之言,况他人乎?”1(252?253)长氏最后指出忽略字法、句法,尚是小疵,至失篇法,则“安在其为文哉”?由此可见,四法当中,长野确以篇法为最关键。 长野确还以唐宋
16、大家为例,具体阐明“法”的重要性。韩昌黎“法度森严” ,柳子厚“篇法政严” ,欧阳永叔“法度闲暇” , 苏子瞻“不与法期而与之合” 。又说:“韩学孟,欧学韩,终不见其蹊径,张无垢所谓欛柄入手,开导之际,改头换面,随宜说法,使殊途同归。是可以悟作文之法。夫孟、韩、欧、苏之所同者,在其法度结构尔,不可求同于字句之末矣。 ”1(259)明了法的重要性之后,关键在如何得法,长野确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即求之经典:孟、庄、左、史、韩、柳、欧、苏。“欲知议论文法,且试读孟子 、 庄子 ;欲知叙事之法,且试读左传 、 史记 。反覆以索其结构之法,久之自了然矣。不必须多辩也。 ”1(260) 尤为可贵的是,长野
17、确虽强调“法”之重要,却不为所缚,指出应当“法与我一” ,堪称卓识。他认为若要“变化纵横,出奇无穷” ,则出于“天资妙才,非工夫所能及也” 。 “文法甚严且明”但“本无定法” 。的确,为文虽须心中有法,但决不可为法所限,否则行文拘谨,“笔端窘束,气脉不贯” 。但如果完全无视法度,又“愦焉自放” ,易“叙次错置,前后支离” ,故必使“法与我一,不与之期而合” ,浑化无迹,才堪称“善文” 。 其次,强调“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为奴” 。法的强调是为文的9方法论层面,它并非终极目标,立意才是根本。 “文以达意为主” ,长野确认为意、气、辞是文的三要素: 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为奴,是千古不易之
18、定论也。造语虽巧,而气脉不贯,主意不明,是奴婢强而主辅弱也。故能役使奴婢,而不能为奴婢役使,斯可谓善文矣。喋喋千言,意晦气弱,将焉用文,不如不作之愈也。1(254) 以主奴关系类比“意” “气” “辞”三者关系,贴切准确。事实上,“文以意为主”是古代辞章家们反复阐明的论题。晚唐时杜牧就有过类似的表达,他在答庄充书中说:“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 ”5(182)其实三者之中,长野确对“气”的强调也是十分着力,他认为气脉通贯,则言无不宜,而文之强弱也根柢于此。为此他引述了魏曹丕“文气”论与唐韩愈“气盛言宜”说,并称誉为“千古之确论” 、 “作文之要诀” 。 对于“气” 、 “
19、辞”二者关系,长野确给予了更多关注。 “文之强弱,在气而不在辞,世有以艰涩为强,以平易为弱者。东坡之文,平易著明,于麟之文,艰涩隐晦,然孰强孰弱,孰优孰劣,孰奇孰拙,具眼者必能辨之。 ”1(255)然而,语辞与气脉还须与法度相结合,才称完美。“造语雅驯,一气流贯,纵横驰骋,不失法度,乃称作手。 ”设若只是造语精巧,但“气脉不贯” ,则如“剪彩之花,终无生气矣” ;另一方面,如果“纵横驰骋,无规矩法度” ,也只是“风颠汉之絮语,岂成言语哉”1(270) 。可见,三者间相辅相成,方能铸就宏文。 具体到创作中,长野确主张“一气呵成” ,融化诸法而无断续之痕,10反对铢积寸累、惨淡经营。他说:“作文须
20、一笔写去,首尾粲然而后稍加添删,则自然有活泼流动之气,若铢积寸累,则死气满纸,使读者厌倦思睡也。 ”1(256)他还将之比喻为人的躯体,四肢百骸作用各异,有流贯全身的“气”从中斡旋,才能生活运动。文章也是如此,虽然有抑扬、开阖、操纵、起伏、回抱、接初等种种方法,但唯有以“气”贯之才能生动。可见,长野确虽然强调文法,然而他所说的法是不与“气”相违背的“法” ,法虽然于文至关重要,却不能为法而法。作文最关键在于气脉充盈,一气流转。 当然,强调“意”主“气”辅“辞”奴,并不表示长野确忽略语辞在文章中的作用。长氏对语辞的讨论着墨亦多,并体现出初步的辨体意识。一方面,他认为“文体已异,语气自别” ,语辞
21、随体裁的不同而各异。“有经语,有史语,有小说家之语,有语录随笔之语,论记序书尺牍之类,文体已异,语气自别,断断不可混用也。 ”1(255)又说:“有套语,有歇后之语,用之诗、尺牍小文辞,犹可也。至作文议论大文章,则必不可用也。 ”1(255?256)另一方面,长氏由此生发,强调“辨体”之为急务。他批评陋儒不能辨文体,粗心读书,见中国人或用俗语、或用套语、或用歇后语,不辨古今,不问文体,以为文章都是如此,也肆意模仿,随处乱用。他主张“文体之不同,犹画工之于草木禽兽,各别体也” 。所以学习作文的人,辨体是首要之急务。 再次,强调创作须“学” 、 “悟”结合。其一,涵咏经典、师友切磋相结合。 “法”为文之干,欲立此干,学习为文,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无非是从前贤经典、时彦师友两方面汲取养分。长氏说:“诗法易认,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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