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体育越轨行为的外部性及其治理.doc

1、1职业体育越轨行为的外部性及其治理摘 要：职业体育越轨行为对我国职业体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外部性入手，在相关研究梳理的基础上，探讨我国职业体育的越轨行为问题，并基于成本收益比较分析认为：我国职业体育越轨行为外部性表现为职业联赛组织内效应和组织间效应，其产生与我国职业体育的市场缺失和政府越位有关；而且我国职业体育越轨行为负外部性的治理成本存在随越轨行为数量的变化特征，针对不同越轨行为水平的治理具有差异性；针对当前职业体育越轨行为外部性的特殊表征，宜从市场机制、制度机制、组织机制及社会化机制等方面进行治理。 关键词： 职业体育；越轨行为；外部性；治理 中图分类号： G 812 文章编号：1

2、009783X（2012）05049405 文献标志码： A 1 外部性及职业体育越轨行为外部性表征 1.1 外部性问题阐释 经济学视角下完全竞争市场要求所有产品的成本和收益都内在化，即产品的生产者要承担生产该产品给社会带来的全部成本，同时该产品所带来的好处都归这一生产者或该产品的购买者享有。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产品或服务具有外部性，会产生外部效应。外部性又称外部效应，指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即市场主体的行为引起的费用或收益并未全部由行为人自己承担1。外部性主要指向一个经济主体的经2济活动对另一个经济主体（他人和社会）所产生的有害或有益的影响，其实质就在于市场活动中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

3、之间发生偏离。 当市场产品生产、消费过程通过微观的边际分析时，经常会发现某一经济主体的生产或消费等经济行为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此时则出现围绕该产品的外部性问题。早期围绕外部性的研究主要针对经济主体围绕社会需求的自身发展展开，涉及经济的内外部性问题；当微观经济研究触及产权问题时，外部性问题则更加强调市场经济行为的制度本质问题；而现代微观经济学，主要关注外部性问题的存在，导致市场失灵，即市场无法给出准确的价格和数量信息，结果是市场内资源配备出现低效率。外部性成本将导致市场资源过量配置，而外部性收益则导致市场资源的过低配置。事实上，外部性问题的有关研究架构，主要将市场行为的外部性问题放在一个动态

4、的复杂市场过程中，研究市场过程中相互依赖的经济主体行为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即主要采用经济社会学视角，揭示经济主体行为在动态的理性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效用偏差。 此外，有关外部性问题的认识，还必然涉及对外部性的分类问题。从外部性的作用效益角度看，外部性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从市场运行的主体角度讲，外部性可分为生产外部性和消费外部性。举例来说，企业的污染行为属于生产外部性，从社会角度看，又属于负外部性的范畴；而对传染性病人的免费治疗行为则属于消费外部性的范畴，并将对社会产生正外部性影响。 1.2 职业体育外部性问题研究状况 职业体育是带有明显经济运作特征的组织形式。经济学研究范畴中3的职业体育是指相

5、互联系、合作和竞争的职业俱乐部（球队）生产结合，通过契约式的有组织的互动行为，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运行系统。在该系统中，单个职业俱乐部无法独立完成生产行为，唯有依靠相互间的互动行为才能实现具有市场意义的生产行为。当然，职业体育的特殊性还表现为产品类型及经营类型的特殊性等方面，而且职业体育的市场行为特殊性也难免会带来外部性问题，这些问题自然吸引了国内外相关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国内外对职业体育外部性的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几个视角。 1）职业体育竞赛活动对举办国（地）的外部性问题。如 C.M.Mason等 2以英国南安普顿足球俱乐部为例，分析职业足球联赛对该地区治安等问题产生的滋扰效应（负外部性） ；R

6、ichard W.Schwester3从地方财政角度研讨职业体育场地的公共利益性质和竞赛活动对创造就业、促进消费、增加人均收入水平及改善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影响；再如我国学者黄海燕等 4通过对大型赛事外部性的研究，提出对我国大型体育赛事正外部性内在化途径的思考。 2）职业体育生产外部性问题，由于涉及生产要素性质的差异可以分为 2 类：超级球星带来的生产外部性问题，如 Jerry A.Hausman 等5采用计量经济分析法对乔丹等超级球星对联盟和其他球队带来收益增长的研究；David J.Berri 等 6证实职业联赛巨星外部性主要通过电视转播收益增加和社会关注度增长等方式达成的。由于球员或球队

7、采用兴奋剂等不正当手段所带来的外部性问题。如 J.H.Wgutnan7对职业体育中运动员使用兴奋剂（PEDs）所产生的负外部性研究，认为该行为不仅4危害竞赛对手，还涉及对职业体育的损害。 3）职业体育分配过程存在的外部性。如 George Daly 等8对职业棒球联盟条款的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保留条款可以导致职业体育分配的不均衡；Sherwin Rosen 等9对北美职业体育联盟产权制度带来的收益分配的负外部性研究，指出其容易产生打压成功者，而呵护失败者的效应；而 James Whitney10则从职业联赛的垄断性及球员分布的不均衡出发探讨职业体育运动的外部性问题。此外，其他相关研究，如 De

8、nnis W.Carlton 等11对北美职业冰球联赛地区专属权限制球队分布研究中，特别重视电视转播对外部性的影响；而我国学者郑兆云等 12对我国职业体育市场中的外部性问题进行阐释性分析与探究。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职业体育的外部性不仅包括正外部性，而且包括负外部性。总体而言，当前国内外更多关注职业体育的正外部性，而涉及负外部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当前，在我国职业体育越轨行为多发阶段，专门针对诸如职业体育假球、黑哨等越轨行为的外部性研究成果目前尚未见报道，有必要进行研究与探讨。 1.3 职业体育越轨行为负外部性及其表现 有关职业体育越轨行为大体可分为以下 3 类：1）球场不正当行为，如假球、黑哨等

9、竞赛过程行为表现；2）竞赛延伸活动的不正当行为，如赌球、球迷过激行为等；3）职业体育经营不正当行为，如贿赂、隐形交易等行为。王相林 13、高艳丽等 14、王杰 15等相关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揭示越轨行为的危害性，显性或隐性影响职业体育主体的正当运作，是阻碍我国职业体育良性发展的绊脚石。从经济主体运作逻辑上5看，职业体育越轨行为外部性存在于职业体育的生产过程中，属于生产外部性范畴，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特征。 对于一个俱乐部（K）而言，其收益 UK=UK（X1，X2，Xm，Y1）16，该职业俱乐部的运营效益不仅取决于自身可以控制的行为效益，而且还在其他俱乐部（Y1）的控制之下。若其他俱乐部 Y1 采取

10、越轨行为，就会产生负外部性，此时 K俱乐部的收益可能部分被 Y1JP3俱乐部窃取，则产生相对于非越轨俱乐部（K）的负外部性。由于职业体育生产收益过程对单一俱乐部（球队）而言，大部分是外在的，而对于该职业联赛则是内在的；JP3因此，越轨俱乐部的负外部性行为往往直接体现在职业联赛的效用表征中，并通过该联赛的系统效用关系表现出来，即职业体育越轨行为往往上升为对该职业联赛的负外部性。 为了分析的方便，假定一个职业联赛由 a、b 2 支球队（俱乐部）构成，分别获得 Ua、Ub 经营收益，则该联赛的总收益 U=Ua+Ub+Z（其中 Z为球队收益的综合效益） ；因此，对于 a 球队而言，Ua=U-Ub-Z。

11、从数理角度考虑，在 U 和 Z 水平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当 Ua 收益上升时，Ub 的收益将下降，即 a 球队从联赛获得更多的经营收益，该收益恰恰是 b 球队减少的部分。而当 U 和 Z 水平可变时，情况就复杂得多。此时若 Ua 上升，可能会出现 15 种情形，可以分为 2 类：1）总收益 U 与综合效益 Z 同向变化的 6 种情形；2）总收益 U 与综合效益 Z 异向变化的 9 种情形。职业联赛经营实践中，一般当职业联赛各俱乐部经营的综合效益（Z）下降时，总收益 U 水平短暂平稳和下降是常态，即联赛经营总收益会随联赛俱乐部经营的整合水平下降而难以上升；另外，结合职业体育越轨行为危害6性事实，则

12、上述分析的情形仅剩 3 种，即：1）U 不变，Z 不变，而 Ub 下降；2）U 下降，Z 不变，而 Ub 下降；3）U 下降，Z 下降，而 Ub 不变。回到职业联赛越轨行为实践中，以 a 球队贿赂裁判的黑哨行为为例，如图 1 所示，在联赛实力均衡和经营效益恒定的情况下，a 球队由于黑哨行为，其收益（Ua）将随着该越轨行为的增加而增加；当黑哨行为数量达到 QKG*52 水平时，Ua 将随黑哨行为的增多而下降。其原因在于：职业联赛在黑哨等越轨行为问题初发阶段时，具有一定的社会容忍性，此时越轨行为伤害的仅是职业联赛其他球队或俱乐部的利益，对联赛整体收益（U）影响不大（或几乎无影响） ；而一旦黑哨等越

13、轨行为超出社会容忍水平 QKG*51 时，a 球队的越轨行为不仅影响了其他相关球队的收益，而且导致社会认可度降低，联赛吸引力下降，社会需求减少，致使整个联赛总收益水平（U）下降（往往借助综合效益 Z 达成） ；一旦总收益 U 下降幅度大于利用越轨行为从其他球队窃取的收益，则 a 球队的收益 Ua 也出现下滑，由此出现 U 的曲线先平稳后下滑，而 Ua 先上升后下滑的状况。 上述分析显示：职业联赛中越轨行为负外部性效用，主要来源于 2部分内容：1）联赛组织内的利益分配问题，即越轨俱乐部从非越轨俱乐部处窃取部分收益，未越轨俱乐部的利益受到损害；2）联赛组织间的利益分配问题，由于越轨行为降低了联赛的

14、总收益，使得该联赛与外部系统利益配备发生变化。如由于“假赌黑”现象的出现，导致喜欢中超联赛的人数下降，而喜欢欧洲五大联赛的观众增多，其结果是中超联赛的部分收益向欧洲五大联赛转移。职业体育越轨行为的危害主要表现为：7一方面，导致联赛正当经营球队利益的损害，打压联赛参与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当其达到一定程度后，导致整个联赛总收益的下滑。 德姆塞茨 17认为，外部性是一个相对概念，不论其损益结果如何，若将其放在世界范围看，外部性问题便荡然无存。由于职业体育产品特性和职业体育生产过程的关联性，使得职业体育的负外部性存在俱乐部与联赛系统的效用分野。观察职业体育越轨行为负外部性的视角不同于普通企业（如钢铁

15、企业等） ，不仅要立足于职业体育的单个俱乐部，还要关注整个职业联赛，这显然是有别于传统产业企业的个别与社会视角。其次，职业体育越轨行为的负外部性影响的标的不同于传统企业的负外部性，表现为职业体育负外部性往往通过社会大众对职业体育的认可度和关注度的下降而达成，而传统企业的负外部性影响更多是可以靠估量化的现实存在（如环境污染、传染病增多等） 。此外，传统企业生产负外部性的产生更多是生产自身的附属品，如生产钢铁，就必须利用自然资源，并造成一定程度对现有资源、环境的损害，若减少这种负外部性则往往会使企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需要企业花费额外的成本；而职业体育越轨行为的负外部性则不具有这种特征，它是可以治

16、理的。从联赛整体角度讲，治理后的联赛和俱乐部的经营活动会更有活力。总之，职业体育越轨行为负外部性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并可以区别于传统企业的生产外部性。 2 职业体育越轨行为负外部性产生原因分析 传统有关外部性的研究大多针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失灵指市场手段对某些经济活动的调节效果不佳或无能为力，造成资源配备无8效率化的现象，而政府失灵则是当市场失灵时政府采用干预手段介入市场行为，出现政府负效应、政府无能和政府缺陷等现象。事实上，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立足点是运转相对成熟、完善的市场，由于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的内在缺陷，出现的难以克服的功能障碍。我国职业体育缘起于我国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属于一个尚

17、处于发展中的亟待完善的竞技体育职业化运行经济体；因此，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角度探寻我国职业体育越轨行为外部性产生的原因显然是不合适的。 由于我国职业体育市场机制缺乏、市场发育不成熟，加之我国体育体制改革尚处于待完善之中，我国职业体育越轨行为外部性产生的原因在于市场缺失和政府越位的共同效果。所谓市场缺失表现为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机制发育不全，非经济因素左右经济决策和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造成资源配置无效率或利益损害。而政府越位是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容易产生的一种非理性政府行为，往往表现为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度，即政府调控范围和力度过大，超出了弥补市场缺失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对市场机制的建

18、立和市场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起阻碍作用18。我国职业体育的市场缺失主要表现为：职业体育市场法律法规不健全、产权不清，市场秩序比较混乱，职业体育经济主体作用不明等。政府越位则主要表现为：我国职业体育主管机构（管理中心）的性质不明，职业体育主体受到行政干预与控制过多，甚至直接插手俱乐部的具体生产经营管理活动，职业体育管理官员公权膨胀、腐败严重，职业体育行政调控市场手段单一、僵化等。其原因在于我国职业体育建设时间不长，原有“举国体制”影响深远，政府职能未得到根本转变，9新的机制与制度还不完善，没有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职业体育运行体系。在此背景下，职业体育缺乏足够的约束机制，越轨行为负外部性效用显得尤为突

19、出。 选取我国职业足球的产权问题为例进行分析。在经济性视域中，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与市场缺失与否直接相关。竞争市场要求价格机制作为解决市场问题的核心，即要求 2 个球队（俱乐部）之间通过交易与信息传达完成经济互动，俱乐部通过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进行市场运作，这必然涉及产权制度。Coase19认为，在完全产权背景下，企业可以通过市场运作完成资源配备和市场约束。产权问题实质是基于市场效益自发运作的最优化（帕累托最优）而来的。试想，当一足球俱乐部在无法自身实现盈利而不得不依靠母企业或政府补贴生存的模糊产权状况下，假定该俱乐部在中甲联赛单赛季可以获得各方投资 2 000 万元，当其升入中超时，则可以获得 3

20、 000 万元，这时俱乐部通过假球等一切越轨行为都是可行的，只要其花费不超过 1 000 万元就是值得的。另外，当前我国职业联赛的产权问题还涉及联赛管理层与俱乐部之间的产权之争问题（足球联赛尤为突出，因为唯有该联赛俱乐部名义上真正实现公司化运作） 。当职业联赛的产权属于具有半政府行为的管理中心时，则职业联赛就形成“公地问题” ，俱乐部生产过程的负外部性就成为一种类似对公共物品的消费，而通过越轨行为来“搭便车”是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的优化手段，即政府越位的负面性出现。 3 职业体育越轨行为负外部性的治理 3.1 职业体育越轨行为负外部性治理成本与越轨行为水平关系分析 研探职业体育越轨行为外部性的治

21、理特殊性问题，必须回到上述有10关 a 球队收益 Ua 的分析上。如图 2 所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背景下，a 球队会沿用越轨行为直到其数量达到 Q2 水平时，此时对于球队而言，其越轨行为的边际收益为零，即该球队无法从越轨行为中谋求利益，该水平指无干预背景下的市场自发运作越轨行为最大化水平点。从经济学的角度讲，Q2 水平以外的越轨行为是不存在的（因为俱乐部或球队越轨行为给自身带来收益损失时，俱乐部会自行停止该行为） 。事实上，对于职业联赛而言，达到市场自发越轨行为最大点是不现实的，任何一个联赛的监管层都无法容忍联赛如此运作，必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去治理该越轨行为。当然，该越轨行为治理活动要花费一

22、定的成本。当越轨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越轨行为治理边际成本（即 Q1 点）时，从联赛角度讲，越轨行为达到最大容忍点。在 Q1 点以内的水平，联赛治理越轨行为的成本要小于收益。在 Q1 点以内的水平，联赛的总收益 U 不受越轨行为数量的影响，通过治理越轨行为可以使得联赛的经营活动更加符合规范，获得更好的社会认可度和关注度，从而提高经营效益。而随着越轨行为的增加（在 Q1、Q2 之间水平） ，联赛越轨行为的治理成本将大增；因为在该水平上治理越轨行为一方面要完善联赛组织内部运作的利益分配，另一方面则要弥补因越轨行为负外部性给联赛整体收益带来的影响，无形中会增加联赛的运行成本。 上述结论提示，职业体育越轨行为负外部性的治理成本存在随越轨行为数量的变化特征。该特征的意义在于：针对不同越轨行为水平的治理具有差异性。在 Q1 点以内的水平，治理负外部性导向与促进职业联赛中各俱乐部之间利益分配问题，属于组织内部效应的组合优化。而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