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doc

1、1作为文化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摘要：文章通过回顾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中心的国际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产生初衷及其保护理念的流变历程，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特征与问题，从维持文化多样性与就地保护、完善保护制度与保存方式、尊重社区文化权利与可持续使用等方面，就传统文化与民间传承等非遗保护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强调应以承认传统文化价值、尊重地方居民意愿为前提，积极推进以社区为基础的非遗保护实践。关键词：文化多样性；传统文化与民间传承；就地保护；可持续使用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5005809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家和地方政府

2、采取抢救性保护、生产性方式保护、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等多项举措，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2006 年、2008 年和 2011 年，国务院分三批公布了合计 1219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各省级政府陆续公布了8566 项省级非遗名录项目；地（市） 、县级政府公布了 18186 项地（市）级非遗名录项目、53776 项县级非遗名录项目；各级非遗名录项目总计达到 81747 项。2012 年 12 月 20 日，文化部公布了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 498 名，加上此前已公布的前三批名单，非遗项目代表2性传承人达到 1986 人。至此，全国省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总

3、数超过11550 名。如果按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统计的话，数量将更加庞大。以安徽省为例，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的有 60 项，涵盖非遗项目的 10 大类别；省级非遗名录有 273 项，市级非遗名录 641 项，县（区）级非遗名录 1728 项，合计达 2702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53人，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409 人。 此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一项举措，2007 年 6 月至今，文化部相继命名设立了闽南文化、徽州文化、热贡文化、羌族文化、客家文化（梅州） 、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海洋渔文化（象山） 、晋中文化、陕北文化、潍水文化、大理白族文化、

4、迪庆民族文化等12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国内的非遗保护实践在相当短暂的时期内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本文通过比照非遗保护的国际建议和国际公约中的相关理念、思想和原则，以及文化多样性保护公约，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等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文件中的相关规定要求，针对我国非遗保护的实践特征与现实问题，从维持文化多样性与就地保护、完善保护制度与保存方式、尊重社区文化权利与可持续使用等方面，探讨以社区为基础实现更加广泛的非遗保护路径的可能性。 一、国际无形文化遗产保护历程回溯 目前，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了。而这个概念的形成，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还是有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出现过民俗

5、（folklore） 、传统文化与民问传承（traditional cultureand 3folklore） 、非物质遗产（non-physical heritage） 、口传遗产（oral heritage） 、口传和非物质遗产（oraland intangible heritage）等名称与概念，最后在 2003 年的国际公约中采用了“无形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CH）这一总括性术语。这一概念由日语翻译成英语，最初出自 1950 年日本的文化财产保护法 。简要回顾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这个领域保护

6、思想的产生初衷及其保护理念流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和完整地分析国内非遗保护实践中的问题以及探讨相关保护对策。 相对于有形文化遗产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的认同过程可谓举步维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第一章关于 UNESCO 使命中即有“保存和保护世界遗产，包括图书、艺术品、历史和科学的纪念物”的阐述。然而，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召开的数次政府问文化政策会议上，多数发展中国家才开始要求 UNESCO 在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方面提供支持。1976 年 11 月，UNESCO 大会正式通过发布了关于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规划项目 ，旨在促进对文化特性，包括不同传统、

7、生活方式、语言等的正确评价和尊重。1973 年，玻利维亚政府提议在世界版权公约中增加对于民间文学艺术及文化资产保护的条款，1975 年 UNESCO 提出一份起草于 1971 年的建立保护民间传承国际准则的可能性的文件。1982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与 UNESCO 共同通过了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防止不正当使用和其他损毁行为的国家法律示范法条 。此后，经过多次政府间会议和专家会议等形式的4长期研讨和观点论战，有关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共识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89 年 9 月，UNESCO 大会正式通过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份国际文件：关于保护传统文化与民间传承的

8、建议 （以下简称国际建议 ）。 1992 年 6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认可并通过了确立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里约热内卢宣言 ，会上缔约国还签署了一项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公约，即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 ，该公约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使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为主要目标（第一条） 。传统知识作为遗传资源的构成内容在第 8 条第 10 项有明文规定：“依照国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维持原住民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而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相关的知识、创造和实践并促

9、进其广泛应用，由此等知识、创造和实践的拥有者认可和参与其事并鼓励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识、创造和实践而获得的惠益。 ” 此后，UNESCO 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和努力，试图参照生物多样性公约制定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公约。这些行动和努力体现在世界文化发展委员会（WCCD）报告 、 斯德哥尔摩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1998） 、 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实施计划 （2002）以及 2002 年联合国文化遗产年宣言等多项国际文件和报告之中。 1995 年，UNESCO 世界文化发展委员会（WCCD）提出了处理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原则，并在题为我们创造的多样性 （Our Creative Diversit

10、y）的报告中呼5吁：对手工艺、舞蹈、口头传统等类型的文化表现形式进行深入研究，应当正式承认这些遍布全球的非物质遗产和财富。1998 年，UNESCO 启动“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计划。2003 年 10 月，UNESCO第 32 届全体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以下简称国际公约 ） ，2005 年，UNESCO 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2001）的基础上，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2007 年，WIPO 所属专门委员会通过了传统文化和民间传承的表现形式保护修订案（目标与原则） 、 传统知识保护修订案（目标与原则） 等决议草案。 （参见，表1） 通过以上简要

11、的回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非遗保护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活动，而是涉及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是保护传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全球行动的组成部分。从生物多样性公约注意到传统生活方式、民间传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联性，延伸到关注文化多样性保护，再到呼吁保护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传承相关的知识产权，这其中，作为文化多样性的“真实写照” （mirror）和“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公约以及其后的文化多样性公约制定，只是在更大程度上证明了在快速变化的全球环境中，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性。 二、维持文

12、化多样性与就地保护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将“传统知识” （traditional knowledge，TK）解释为经由数世纪形成、适应当地文化和当地环境、来6自实践积累、经由身口相传的知识、技能、创造和经验。该公约基于这样的理解：传统活动、土地和资源的使用可以稳定和保护生态系统，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就必须尊重与之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知识和实践经验。这样一来，维持文化多样性的重大意义和面临的严峻挑战就引起了国际社会更加广泛的关注。事实上，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脱离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环境条件，作为民族文化、地方传统、民间习俗及审美的具体体现，它们依托于本地人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记忆为表现手

13、段，以身口相传为主要延续方式，也是“活”的传统文化中最脆弱的部分。 正如世界文化报告 （2000）所指出的：“可以预期人类文化多样性具有持续性活力。然而，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这种文化多样性的延续和更新，却面临新的挑战。全球化正在为文化交流创造新的机遇，新的容忍形式和新的入侵形式也正在出现。 ”而这其中的巨大悖论又在于， “虽然人类是一种物种，但是基因突变给了他们学习知识和把知识代代相传的能力，这种突变，解释了人类成功地扩散到地球各处的历史。不幸的是，这种能力正在导致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其后果难以预料。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应被看作是与生物多样性的互动过程。 ” 各类文化遗产与其产生、发展和传播的

14、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历史环境状况、文化环境背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保护影响巨大。极具地方特色且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空间、场所环境，是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构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和资源要素。而早在1995 年我们创造的多样性报告中，就把文化的繁荣视为最高目标，7文化的创造性被视为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的多样性被视为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特别强调“就地保护” （insitu conservation）的方式，即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生境以及维护和恢复物种在其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群体。考虑到传统文化和民间传承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多样性的直接联系，应当优先采取在非遗产生和成

15、长的原生态环境中保持它的生命力的“就地保护” （insitu preservation） 。正如 1989 年国际建议所确认的：“民间传承（或传统的大众文化）是指基于文化社区传统的全部创造，由某一群体或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反映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它的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艺、建筑及其他艺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它是深深扎根于该地原住民的生态、文化与社会环境中，若为了追求发展而脱离滋养它的土壤，将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活切割开来，那么原本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努力与动机，转眼间反而会丧失其应有的价值

16、和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生活经验的结晶，与当地的地理生态、历史文化和社会构成一个整体而存在，但是若忽略了它的真正本性，即容易脱离生活 ，而变成为了发展旅游或是城市行销的展示名片，转变成为了畸形的表演取向，而被商品化了。 ” 反观国内一些地方，多采取将非遗项目集中于博物馆、博览园区展示观赏，而在原生态、原环境中保护传承、保育培育的实践案例则相当8稀少。非遗项目旅游开发，表演性、节庆游览活动成为非遗保护的主要方面， “重集中展示、轻社区传承”的现象十分突出（参见表 2） 。对传统项目的生产性方式保护，应当是通过生产实践过程（保持、采用或改进传统生产工艺、流线等）将一些传统手

17、工艺、技艺或有生产性的项目组织起来，使之得以利用、传承或再生、活用。它的前提是传统的生产性方式的保护传承，而不是大规模的生产性开发。但在现实中，部分非遗项目成为了企业商业开发的包装或产品的标志，也有部分项目其现代生产工艺技术与传统工艺、手段等没有任何关系。生产性方式保护，应当是通过生产实践过程培养传承人，传承传统的生产技术、手工艺和其他技能，不应以追求产业化和规模效益为目标。 摆在非遗保护实践面前更为严峻的挑战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势不可挡、规模巨大的旧城改造使城乡环境、自然生态、地域风貌、乡土景观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为了经济利益和旅游市场需求， “假古董”的大量建设和人造

18、景观快速的开发，也对真实的历史环境与多样的文化生态环境造成了直接破坏和不当的负面干扰。2011年 9 月 6 日，在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 60 周年座谈会上，前任总理温家宝曾尖锐地指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保护存在三个问题，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伴随古村落和现代农村的消失、农民失去土地，对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带来的冲击。农村地区聚落的消失和村庄“空洞化”问题对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影响最大，大量非遗项目存在于农村地区，与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居民点的剧减，文化生态环境必然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9三、完善保护制度与保护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两种主要方

19、式，第一种方式是将它转变为有形的形式，即无形文化遗产的有形化，也就是文献化（documentation）保护。文献化也是保存无形文化遗产的重要方法，尤其是对于那些濒危的遗产或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继续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保存方式，也是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和清单名录的基础。第二种方式是在它产生的原生态和原环境中保持它的活力，即通过鼓励世代相传和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持它的活力。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1989 年国际建议主要着重于对遗产的记录和研究，而 2003 年保护公约侧重鼓励后一种方式，强调创造和再创造各种文化表现形式的人群和社区的重要作用，指出应当优先考虑

20、在这些文化表现形式的原始氛围中促进它们的再生。2003 年保护公约第二条对“保护”的定义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所采取的措施，包括确认、立档、研究、保存、防护、促进、弘扬、传承（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以及涉及遗产各方面的振兴。 下面对各项保护措施的含义做些简要的说明。确认（identification） ，指对特定项目的专业性描述、分析以及技术性判断、鉴别；立档（documentation） ，即通过文献化方式对项目进行客观记录、建立资料档案，包括数字化处理；研究（research） ，指与遗产项目及其保护相关的文献调查、田野调研和科学分析探索等；保存（preservation） ，

21、是确保特定的社会实践及表现形式得以维持的方式；10防护（protection） ，指确保特定的社会实践及表现形式不遭受损害；促进（promotion） ，是指采取积极的方式引起社会公众对遗产保护的广泛关注；弘扬（enhancement） ，即改善其生存环境的状况并增进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关联性；传承（transmission） ，是指通过获取文献资料、指导或其他方式向他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传播社会实践经验和传统文化观念；振兴（revitalization） ，指促进某些衰退或消亡中的非遗项目再生的过程或措施，作为保护政策也指通过非遗项目保护传承促进遗产所在地社区的整体复兴。 我国于 2011 年

22、6 月 1 日起施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确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传承传播制度以及相关保障制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文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明确了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近年来，在面对建设性破坏的紧急局面下，各地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积极的努力，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重申报，轻保存”等不尽合理的现象和问题。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保护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泛化和扩大化倾向，一些地方已完全消失的项目，已经不存在传承可能性的项目，或是多地申报、不同级别名录重复登录的项目，可能也不在少数。2012 年 9 月 4 日，文化部发布了关于对天津市红桥区回族大刀队等 105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调整、撤销的决定 ，对 105 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