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涵、测量与影响因素研究述评.doc

1、1回顾与展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涵、测量与影响因素研究述评摘 要：现代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沿着以英国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为代表的“快乐论”和以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现论”的路径，形成了“主观幸福研究”和“客观幸福研究”两种不同研究范式，并对应着两种不同测量模式，即“情感测评模式”与“认知测量模式”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取得了许多富有启发与借鉴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理论范式的多元化导致幸福感的内涵模糊、统计分析方法的单一简化和扭曲了幸福感影响机制的复杂性、国内研究者借鉴西方研究框架时缺乏与本土文化的有效融合等缺陷与不足，因此存在着进一步对主观幸福感进行客观、全面、科学

2、研究的巨大学术空间。关键词：主观幸福感；内涵；测量模式；影响因素；理论范式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志码：A 1002-7408（2014）03-0089-04 对于幸福的追求是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进程中，人们从多学科视角对幸福进行了探讨，主要形成两大理论流派：一派是以英国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为代表“快乐论” ，另一派是以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现论” 。这两种关于幸福本质的不同哲学渊源，最终导致了现代幸福感的研究分化为两种不同研究范式：“主观（Subjective）幸福研究范式”和“客观（Objective）幸福研究2范式” ，前者认为幸福就是“人们尽量避

3、免痛苦与寻求快乐的过程与结果，由享乐的或者主观的心理感觉构成” ；而后者则认为幸福的根据不是人们获得的快乐，而是“为实现人真正的潜力而做的各种努力，幸福是在实现自我价值中获得的” 。1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是因为学术研究本质是对客观现实问题的思考与回应。随着世界经济腾飞，人类社会梦寐以求的“丰裕社会”已逐渐成为现实，物质财富得到了迅速的积累，但与此同时，物质财富背后的价值以及人们的精神需求遭到了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导致了“精神贫乏” ，因此，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人类自身的存在价值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相关学术研究中，以美国社会学家奥格

4、本发起的“生活质量的社会指标运动”影响力最大。2这场运动的逻辑背景是认为人们的幸福感和满足度是衡量生活质量的最重要标准，因此，这场生活质量的社会指标运动最大的贡献与突破是倡导人们避免单纯地用经济增长来衡量生活质量，而是要寻找一种能够衡量人们真实生存状态的主观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质量，于是主观幸福感成为了生活质量的社会指标运动的一个主要的指标，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对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热潮。本文拟对此作一回顾与展望。 一、主观幸福感的内涵界定与测量 1.主观幸福感的内涵界定。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大概念，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经典界定是：“人们根据个体心理自定的标准并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的评价，是衡量个

5、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 ”3具体来3说，其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方面：（1）情感成分，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部分；（2）认知成分，也称之为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 。其中生活满意度在衡量主观幸福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扮演着“指示器” 、 “预测者”与“中介者”角色。关于主观幸福内涵的构成方式，目前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三者之间存在中度的相关性；4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活满意度与积极情感、消极情感成分是相互分离的两种心理结构，彼此之间不具有统计上和逻辑上的相关性；5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构成主观幸福感的三因素之间的关系随

6、着时间变化而变化，而且在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上存在显著差异，与此同时，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成分与认知成分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对其分别单独进行测量可以提供彼此补充的信息。6 2.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在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过程中，用什么指标体系去客观地衡量个体的幸福状况成为相关学者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形成了两种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模式：（1）认知测量模式。也叫做生活满意度测量模式。既可以是对某一个体或地区整体的生活满意的全面测量，也可以只涉及对职业、社会交往、家庭婚姻关系等具体领域生活满意程度的测量。目前生活满意度调查中广泛使用有总体满意感量表 （Satisfact

7、ion with Life Scale） 。7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也从生活满意度的角度发展了一些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测量指标体系，比如有学者设计了婚姻、工作收入、居住条件、人际关系、公共设施、闲暇生活等 13 个指标来测量上海市居民生活质量。8有学4者在北京、西安、扬州三地调查中使用的“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也主要包括个体家庭关系、经济状况、住房条件、交通满意感等 13 个指标。9（2）情感测评模式。Bradburn 奠定了主观幸福感测量的情感测评模式，他将主观幸福感理解为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之间的平衡状态，正性情感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成正相关，而负性情感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成负相关，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编

8、制了情感平衡量表 （Affect Scales Positive Affect，Negative Affect，Affect Balance.ABS） 。类似的还有 Wotson 等编制的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量表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 ，因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而广泛地应用于跨文化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近年来也被我国学者采用来研究我国问题。10另外，除了定量测量外，对生活状况的定性描述打分、模糊情感刺激反应测量、微笑率测量、对生活事件回忆的记录等方法，以及一些生理反应测量方法，也被用于对主观幸福感状况的测量。11 二、个体性因素与

9、主观幸福感 在已有主观幸福感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大都假设个体的主观幸福受到个体性因素的显著影响。在理论构建中，大部分研究都会从个体性因素或者人口学特征入手构建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模型，而在经验研究中，大都会把个体性因素或者人口学特征作为统计变量中的解释变量或者控制变量，从而探讨各影响因素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1.性别与主观幸福感。性别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往的研究发现，女性更倾向于报告比男性更高的幸福感。12这可能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情绪特征的差异造成的，一般来说，女人更容易动5感情，因而更趋向于报告自己更幸福。13这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通过调查发现，男性的主

10、观幸福感普遍低于女性，并认为这可能与他们的社会角色是有关联的，在家庭中，男性总是承担着更大的社会与家庭责任，被寄予更高的期望，而这种责任与期望对于男性来说，往往就是一种压力，从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水平。14 2.年龄与主观幸福感。早期关于年龄与幸福感的研究提出这样的假设，认为个体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主观幸福感会呈逐渐下降趋势，然而这一假设没有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一致的验证。通过不断的深入研究，发现年龄和幸福之间存在着 U 型的关系，即在年轻和老年阶段，幸福水平较高，而 32 到 50 的中间年龄阶段，生活满意度最低。15这也得到了我国学者的验证，通过调查发现，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普遍高于中

11、年人，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中年人“主观幸福感”下降的主要原因，因为市场化以来，教育、住房、医疗、养老制度改革，冲击最大的是中年人群体，他们的幸福感不高是不争的事实。16 3.宗教信仰与主观幸福感。宗教信仰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已有研究发现：经常参加宗教活动与主观幸福感直接呈正相关，相关的研究证据是相当一致的，比如一周出席一次或更多次的教堂与更高的生活满意度相联结。17这是因为宗教促进了人们的社会资本，从而使其对生活更加满意。一般来说，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倾向于与人为善，也注重与周围的人保持密切的社会网络。18 4.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感。关于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存在

12、较大的分歧，一些研究表明教育会显著地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6感，19而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20但也有研究发现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幸福感要高于其他阶层，或者教育对低收入国家的居民幸福感影响程度更大。21而在中国的研究也表明，文化程度的高低与城市生活幸福感之间是负向的关系，低文化程度者拥有更强的生活幸福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高文化程度者在城市中体验到更强的相对剥夺感。14 三、经济因素与主观幸福感 1.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收入无疑是相关研究中首要考虑的因素。一方面，西方学者的众多经验研究发现：个体基本需要的满足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一种正向相关性，即高收入者往往更容易满足他们的需

13、要，因此，也容易达到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而低收入水平则伴随着低水平的主观幸福感。22国内也有研究显示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23而另一方面，也有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与此不一致的结论。Easterlin 对美国居民跨期幸福感数据的实证研究，首次明确提出“金钱并不会买来幸福” ，并提出了“幸福悖论（Paradox of Happiness） ”，也即“伊斯特林悖论” ，即从一国的时间序列角度发现收入增加并没有带来人们幸福感的增加，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这种现象更加明显。24“幸福感悖论”后来也通过国内外学者的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验证。25 2.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收入差距是伴随私有制

14、而产生的，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社会以来，收入差距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 。有关收入差距与幸福的关系，在理论上形成了“隧道效应”和“相对剥夺理论”两种解释力较大的理论范式。前者认为，人们的收入差距的扩7大往往能给人带来乐观的收入预期，起到一个示范效应，从而提高人的主观幸福感。26而后者却认为，在与“参照群体”的比较中发现自己的收入处于劣势时，就会产生一种被其他群体剥夺的负面心理体验，即相对剥夺感。当收入成为人们比较的对象时，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会导致相对剥夺感的上升，从而损害幸福感。27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得出意见分歧较大的结论，一方面，有的研究者通过对拉丁美洲和美国的调查研究发现：个体的收入不平等

15、会对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28而另一方面，有的研究则表明收入不平等会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正面影响，甚至个体的收入不平等增加了生活满意度。29这些相互对立的实证结果反映了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作用机制的复杂性，表明“隧道效应”和“相对剥夺感”效应同时存在的可能性。 在中国，一方面，许多研究揭示了收入不平等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福利代价，诸如居民消费不振、30犯罪率上升、31从而导致相对剥夺感的上升和主观幸福感的下降。32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未必就是件坏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盛行的平均主义与“大锅饭”式的收入分配体制，让一部分

16、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导致的收入不平等现象能够带来更乐观的收入预期，激励人们更积极地生活和工作，从而潜在地提高了幸福感。33 3.工作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工作和幸福感存在三种关系模型，即外溢模型、分割模型和补偿模型。外溢模型认为一个人的工作状况与其生活的其他方面相互影响；分割模型则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一个人的8工作和生活是两个毫无关联的领域，彼此不会相互影响；补偿模型的观点则认为一个人的工作与生活是两个互补的领域，当个体工作不满意时，可以通过追求令人满意的生活来进行有效的弥补，当生活不满意时，可以通过追求满意的工作来补偿。这三个模型均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34与此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当失业

17、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或失业者周围的人都遭受同一命运的时候，失业对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相对较小。20我国学者也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工作本身满意度与个人幸福感指数正相关，支持外溢假说，即工作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35 四、公共物品、公共政策与主观幸福感 1.公共物品与主观幸福感。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再分配”的重要途径与内容，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弥补“市场失灵” ，防止市场从社会系统中“脱嵌” 。具体来说，政府通过税收杠杆将部分引起社会比较的私人消费转移到不存在比较的、人人可共享的公共物品上来，从而减少了过多的“显性消费”带来的个体主观幸福感损失，有利于幸福感的提升。36不同国家的经验研

18、究也支持了公共物品供给与支出水平与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关系，比如在东欧等转型国家，公共支出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37欧洲国家的失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地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与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不同，这一提升具有长期效果。38 2.公共政策与主观幸福感。考夫曼和克雷建立了一个包括言论自由、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管理质量、法制程度和反腐败力度的指标体系来考察政府治理和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9这些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之间具有非常强的联系。39同时也指出，不同发展阶段和类型的国家对政府治理的要求有所不同。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来说，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服务、政府管理方式与效率等对居

19、民的主观幸福影响显著，而言论自由、民主参与等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不大；而在发达国家，居民的政府治理的需求重点刚好相反，这可能是因为在物质丰裕，且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发达国家，参与政府治理和决策本身能带来更高的个体主观幸福感。40我国也有学者对转型背景下政府的宏观税负和民生投入等公共政策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宏观税负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而政府保障与改善民生的支出增进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41 五、评价与展望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对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探讨，并不断创新其研究方法，拓展其研究内容。具体来说，在研究内容上，从主要关注于外部因素逐渐深

20、入到内部机制分析；在研究路径上，从以提出相关理论性的“命题假设”为主转移到以实证调查验证相关理论“命题假设”为主；在研究取向上，从专注于纯理论研究逐渐转移到社会应用，并将如何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作为其主要目的，从而激发社会各界对主观幸福感的广泛关注。当然，在取得了许多富有启发与借鉴价值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存在许多不足，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能与空间。 第一，理论范式的多元化导致幸福感的内涵模糊。已有研究沿着西方哲学快乐论（Hedonic）与实现论（Eudemonia）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10最终分化成以快乐论为哲学基础的主观幸福感理论，以及以实现论为基础的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理论模型，从而导致

21、了已有研究对主观幸福的内涵众说纷纭，没有达成共识，这一局限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已有研究对主观幸福感测量指标体系的信度与效度都普遍偏低。当然幸福的理解是历史性的， “幸福”的内涵是丰富的，因此，我们在理解主观幸福感的内涵时，应在抓住主观幸福感的最本质内涵的基础上保持开放的态度，这样既能使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保持与时俱进，也能尽可能地揭开主观幸福感的“神秘面纱” 。 第二，统计分析方法的单一，简化和扭曲了幸福感影响机制的复杂性。现有研究大都孤立地探讨经济变量和心理变量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交互效应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已有研究有关主观幸福感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的实证结果差异性很大，间接反映已有统计方法没有解释其作用机制的复杂性，从而降低了已有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与学术影响力，制造了一种能否对主观幸福进行科学研究的怀疑氛围。幸福虽然是一种心理感受，但终究是客观因素的主观投射，未来研究应构架出相关因素研究从宏观到微观的全面、立体、多维网络，拓展与深化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理解。必须发展统计与研究技术，以处理多种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更加明晰地揭示各种因素与幸福感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建构具有较高解释力的有关主观幸福感的因果关系模型。 第三，国内的研究借鉴西方研究框架时缺乏与本土文化的有效融合。虽然近年来关于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但大部分研究者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