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管制是不是该“退休”了？.doc

1、生育管制是不是该“退休”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以几十万甚至更多的计生从业人员为核心的计生利益集团，他们的存在基于这样一个貌似合理的理由：“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超出了资源的承受能力，对经济发展不利，因此必须进行生育管制” 。但事实上，计划生育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计划生育本身就是问题：在多年的计划生育之后，2000 年第 5 次人口普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1.22，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远远低于除意大利以外的其他任何发达国家，这对中国的未来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人的生育行为取决于两个要素：生育收入和生育成本。生育收入包括金钱收入和非金钱收入（如天伦之乐） ，生育收入与父母、子女之间的代际产权合

2、约安排相关，在农业经济下，盛行父母拥有对子女的产权和收入支配权；在工业经济下，就慢慢转向子女拥有自身产权、父母取得子女的一部分金钱收入（子女仍相当于投资品）的安排及父母只是把子女当成耐用消费品（父母享受天伦之乐）的安排这两种。生育成本包括生育、养育子女的直接费用及母亲为此放弃的职业机会。 1980 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 Family Plan（家庭计划） ，而是Birth Control（生育管制） ，而且是严厉的生育率管制，全国大部分家庭只能生育一胎，少数符合特殊条件的家庭可以生育两胎，管制法例允许的生育率不会超过 1.5（有学者估算为 1.38） 。这不是家庭选择如此，而是管制法例强制

3、你如此、没得选。 在生育率管制法例之下，计生委对有“超生”行为的家庭，给予高额的罚款（现在改称“社会抚养费” ，可“社会”何曾抚养这些超生的孩子？说占用了“社会资源” ，哪一种稀缺资源这些超生的孩子可以白白的使用？） ，本质上是“生育税” 。 生育率管制法例是由从中央到各省市一系列法律、规定、条例组成的。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1980 年修改的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2002 年，颁布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各省市，均有具体的规定、条例或实施细则，规定各种奖惩措施。除了直接的生育率管制之外，还有一些间接的生育率管制，如提倡

4、晚婚晚育；“稀生” ，生育间隔要三四年等等。 其实，生育率管制会带来各种社会成本。 后果之一： 巨大的制度费用。为了执行生育率管制，需要庞大而复杂的法例，需要庞大的专门负责机构，需要庞大的人手，全国从事计生工作的人员保守估计有几十万，给他们支付的工资来源于税收，是制度费用（他们本来可以从事有产出的工作，现在放弃了，是社会成本，这一成本已包含在制度费用上） 。 张五常 1985 年撰写的没有兄弟姐妹的社会讲到，血浓于水的亲情、家庭公司可以降低制度费用，计划生育导致的没有兄弟姐妹的社会比赫胥黎Brave New World中的景象还要可怕。 后果之二： 本来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孩子导致的租值消散（

5、Dissipation of Rent） 。如果没有生育率管制，以农村为例，在父母对子女拥有产权因而拥有收入支配权的代际合约（这种代际合约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在加速解体；就是在农村，也不再是纯粹的农业经济，工业化也在进步）的局限下，生育子女是一项回报率很高的投资。现在管制了生育率，生育收入在边际上高于生育成本，本来还可以继续生育，使得生育收入在边际上与生育成本相当，这就意味着有租值（父母生育子女的投资收入）被消散掉了。 而本来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子女也是资源，如果出生会给社会创造财富，他们不只是“人口” ，要消费，也是“人手” ，要生产，更多的人参与分工与合作会使得专业生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程

6、度进一步加深。当然，会有人选择“超生” ， “超生”的本质是减少租值消散的行为，最终消散的租值，总是相关的局限下最少的。 许多人津津乐道的中国“人口红利” ，是说本来用于生育子女的费用现在可以用于消费和投资，问题是，计划生育相当于对某些消费和投资行为的管制，原来计划使用孩子这个耐用消费品的家庭现在只能消费其他物品，愿意出的最高价与实际出价的差额即消费者盈余（consumers Surplus）因此减少了；原来计划通过生育子女取得更高投资回报率的家庭现在只好满足于较低的投资回报率，这是管制导致的租值消散！ 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宣称，截至 2005 年年底，中国仅仅因计划生育少生了 4 亿人，该数“不

7、包括由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教育文化水平提高等因素而少生的” ，这应该是高估了，有学者估计，截至 2005 年年底，1971 以来的计划生育共减少 2.3 亿，1980 年以来的“一胎化”计划生育减少 1.3，仍是惊人的数字。 后果之三： 在干预人数数量之外，也会加剧出生性别选择的行为。正常情况下男女出生比例在 102-107：100 之间，中国的男女出生比例超过120：100（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差显示 0-4 岁出生比例为 122.66：100） 。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男性争夺配偶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还意味着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要比别的国家要高（发达国家的世代更替水平约为 2.1） ，

8、世代更替水平下的生育率确保下一代育龄妇女与上一代相当，因而确保下一代人口规模与上一代相当。 后果之四： 还会加剧老龄化。在超低的 1.22 的生育率下，出生的人和工作的人都越来越少，退休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将来谁来养活这些人？人口问题是慢性病，到了集中爆发的一天，老天爷也救不了。 有人会说有社会保障，问题是，社会保障仍是要拿下一代的钱（代表着其生产出来的物品）去养活上一代人，拿工作的人的钱去养活退休者，中间还要由于管理费用消耗掉一部分。社会保障并不能无中生有，总要去拿一部分人生产出来的物品去养活另一部分人，生产者越来越少、坐食者越来越多的财富转移和再分配制度是无法长久维持的。经济增长会帮上一些忙

9、，但很有限，因为退休者的生活水平也是与经济增长挂钩的。 总而言之，生育管制是不能用来解决人口问题的，因为当时中国根本没有人口问题（“人口过剩”从来都不是现实） ；其本身就造成了真正的人口问题（超低生育率） ，拜生育率管制所赐，现在中国终于有人口问题需要解决了。这也正是发达国家目前的状况，这些国家的生育率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普遍比中国要高） ，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会保障制度因此面临的麻烦越来越大，为此他们千方百计的鼓励生育，但仍收效甚微。 结语 计划生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保持一个合理的生育水平，还需要调整和优化人口结构组成。 “二胎政策”能否解决中国人口面临的严峻问题？还是制造出新的问题？改革的最终方向，必然是指向计生政策的调整，但如何调整，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