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下的中国经济转型与政策选择.doc

1、新发展阶段下的中国经济转型与政策选择摘要：当前，在中国经济正经历深度调整之际，出席第七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的中外专家学者围绕“新发展阶段下的中国经济转型与政策选择”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讨论，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看，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放慢经济增速势在必行。同时，还针对经济周期的成因、经济结构调整与城市化、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经济转型；政策选择；经济增长；城市化；中等收入陷阱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9012203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

2、易大学、香港经济导报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于 2013 年6 月 2223 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外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论坛。专家学者围绕“新发展阶段下的中国经济转型与政策选择”这一主题，对中国新发展阶段的特点及经济增长前景、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周期成因以及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新发展阶段的特点及政策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树成研究员认为，本轮经济回升的特点呈现弱回升的态势，也就是说经济回升的基础或回升的趋势并不稳固。这是由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大环境、放松力度和空间有限的宏观调控政策、助推经济高速增长的“换届效应”尚未出现以及刹车

3、易、启动难的市场波动等四方面因素导致。他认为，在弱回升的态势下，应通过抓改革，搞活微观经济；抓转方式、调结构，着力扩大消费；采取适度放松的宏观调控政策等措施使经济进入适度回升的态势，使 GDP 增速维持在 10%一 7%之间而不是快速从 10%回落到 7%。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郎丽华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是粗放型，而且由于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梯度特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较强。中国面临的转型困境是缺乏微观基础。微观主体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它们的行为选择受到技术基础和制度的约束，这里的技术基础指一国工业化进程所处的阶段，制度条件指市场经济制度。她分析了经济增长方式转

4、型的必然性，即 2008 年以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的压力及动力的增强都要求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外需向内需、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她提出，在微观基础不具备、经济转型内外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通过构建经济转型的制度基础，实行梯度推进的经济转型。同时需要注意三大问题：不能忽视投资的作用，转型需要大量投资；不能人为压低经济增长方式，这有可能使现存的经济系统崩溃；不能急于求成，快速的全面转型有可能导致原有经济系统崩溃。 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认为，从中长期看，虽然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在衰减，但不能忽视城镇化和消费的拉动作用。提升消费需求是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则是提升消费需求的必由之路

5、。但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又受制于发展模式的转换，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下，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劳动处于弱势地位，这不仅制约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也使得地方政府在二次分配上难有作为，从而无法根本调整劳动收入分配过低的根本格局。因此，要改革收入分配，必须转变发展方式，通过发展方式转变改变利益结构，然后才有可能改变收入分配制度，提升消费。 南京大学沈坤荣教授分析了导致中国经济下行风险的因素：房地产发展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出口的萎缩和产能的过剩、大规模政府推动的投资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以及土地、财政、金融联动机制的系统风险扩大。他指出，在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背景下，中国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是通

6、过各种各样的创新的制度基础，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通过培育与制造业相耦合的现代服务业，建立和完善现代服务业支撑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以满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不断培育和形成国家产业的新优势；通过制度调整纠正资源错配；通过深化改革改变社会预期；通过深化改革提升增长的潜在空间。 二、经济周期的成因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林兆木研究员认为，需要对经济周期进行再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仅符合经济规律，而且对中国经济本身和全球经济都是一件好事。他提出：一是防止经济大起更为重要。二是深化改革、优化结构防止大落。三是保持投资适度规模和加强农业发展是防止经济周期大幅波动

7、的两个重点。四是扩大消费需求和加快发展服务业以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五是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六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从三方面对当代经济周期的成因和影响进行重新认识：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周期的深刻影响；虚拟经济高度发展对经济周期的波动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发达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失误成为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重要杠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建伟研究员对 18 世纪至今西方关于经济周期理论两个有争议问题进行了解释。一是经济增长周期是内生还是外生的，二是为什么不同的周期波长不一样、增幅也不一样。他认为：通过对1980 年至今中国居民收入的分

8、析发现，每一年的居民收入分布都服从正态分布特征，结论是：整个消费品产业的波动形态取决于消费品的波动形态，进而整个经济的波动形态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的波动形态。关于经济周期波长和波幅不同的问题，他认为影响经济周期波长的四个因素，即：居民收入水平及其平均增速是决定消费品需求增长周期波长的基本因素；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会缩短消费品需求增长周期波长；消费品初始价格越高其增长周期越长，反之则越短；价格下降幅度越大，消费品需求增长波长也会越短。 三、经济结构调整与城市化 世界银行吴卓瑾教授认为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城镇化的三个目标是：城镇化应提高增长的效率，把中国带入高收入国家，避免跌进“中等收入陷阱

9、” ；应当逐步缩小地区和人均之间的收入差距，要增加包容性，特别是农民的户口问题；城镇化要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不仅要绿色生产，也要绿色消费，使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她建议，调整和平衡政策结构，包括行政政策及市场体制的平衡、改革政府财政政策，以公共财政推动增长、完善劳动力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倪鹏飞研究员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中国梦的关系。他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未来趋势与主要任务，即城市化是人口的大迁徙和大转变；是国土空间大翻覆和大整合；是经济转型和提升的根本；是组织和关系的大冲突和大重构；是文化大融合和大复兴；是环境的大破坏和大修复；是政治上的变革与改良。从城市化角度看国家梦、城市梦和市民梦。国家梦是要建立

10、一个城乡一体的现代的城市中国。城市梦是建设理想城市、宜居城市、宜商城市、和谐城市、生态城市、知识城市、全域城市、信息城市和文化城市。市民梦是做一个自由的、全面发展的幸福市民。同时，他认为推进城市化的不利因素：城市化、工业化、生产生活居住空间的不匹配问题、过度聚集的问题、过快增长的问题和失衡发展的问题。对于未来城市化的路径，他认为关键是农民转变成市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户籍制度的改革。 四、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人民大学胡乃武教授认为，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伪命题，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将会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提供强劲动

11、力。二是全面深化改革，将为中国未来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三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会为中国未来经济较快发展提供永久动力。 南开大学龚刚教授认为，现有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中没有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没有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所以他的研究目标是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探讨“中等收入陷阱” ，通过构建一个引入技术进步函数的前沿模型，探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并用中国的数据对模型进行计量检验。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自主研发所引起的技术增长率超过美国的技术进步增长率。根据模型预测，大约到 2026 年中国的国力可能超过美国，但中国人均 GDP 赶上美国则需要到 2086 年，所以中国能够跨越“

12、中等收入陷阱” 。 北京大学蔡志洲教授认为，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阶段性变化是与现代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目标密切联系的。他从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产业结构和国内总需求结构等角度探讨了中国要想成为高收入国家需要努力的方向。 北京师范大学赖德胜教授认为，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是不是有较好的教育体系、较平等的教育体系，培养足够多的合格的劳动者，这是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前提。中国是否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劳动者是否合格。他指出，要超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提高生产率，提高生产率就必须继续扩大人力资本的供给，改进人力资本质量，特别是要改善劳动力市场及相关

13、制度安排，从而使人力资本得到优化配置、有效激励，从而使劳动者的创新潜能得到释放。 五、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张连城教授发布了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2013年生活质量指数调查的主题是“生活质量指数平稳、挑战严峻” 。 中国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指数的调查结果显示：济南、青岛、厦门、长春、合肥的主观满意度指数最高，而兰州、深圳、昆明、武汉和广州的城市满意度最低。 课题组还做了两项专项调查，一是关于房价预期的调查，二是食品安全的调查。调查结果是：35 个城市的房价预期指数中最看涨的是广州市，其次是西宁、乌鲁木齐、南京、上海、深圳、北京等城市也都普遍看涨，而且今年总的看涨幅度要比去年更高

14、。关于食品安全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厦门一个城市进入满意区间，其他所有城市都不满意，认为食品都不安全，特别是低于 40 分的城市有 12 个。调查还显示，男性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高于女性。分年龄阶段看，2030 岁的青年人的食品安全满意度最高；4150 岁和退休居民对食品安全满意度最低。 生活质量客观指数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的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居前，城市生活客观总指数居后的是重庆、西宁、南宁、郑州、海口等。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客观的经济生活质量状况，总体看，东部地区占优，中西部地区生活质量偏低。 调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35 个城市主观满意度调查表明，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已连续两年运行在满意度期间，尽管满意度程度非常低，但运行态势平稳。生活成本、高房价预期、食品安全状况、空气质量、社会治安状况，已成为经济发展中五个极为严峻的挑战。第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质量没有同步上升，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不高，甚至不满意，这说明经济发展方式一定存在问题。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体制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 （责任编辑 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