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宫乐善堂：昔日圣地今安在.doc

1、1三元宫乐善堂：昔日圣地今安在筑城大西门，有一座古庙在市西河左岸，金锁桥下方，庙内供奉天官、地官和水官，时称“三官庙” 。后经重修，更名“三元宫” ，是为道教的道观。 一道之观，多神并祀 贵阳，作为省会城市，在全国排行榜上位居“小”字辈。城市虽小，但五脏俱全，儒释道皆备。 贵阳的道观，当以“大道观”最为显赫。不幸的是，在日军侵华年代被敌机轰炸，已荡然无存。三官庙始建于清嘉庆年间，中经道光年间重修，至光绪年代，复有乐善者许义宗等热心人，经商议组成乐善堂，集资再修，改称今名。碑刻三元宫乐善堂记 ，述其事始于清光绪戊子，即 1888 年；成于丁酉，即 1897 年。历时 9 年，初具规模。 据其碑记

2、所载，计有“大殿三层，堂开五楹。一层供奉三官、地藏，二层供奉关帝、吕祖，三层供奉上帝（玉皇） ，配诸四相，气象巍峨，规模雄壮。 ”此后，又加修左右两廊，各计三楹，上配钟楼。复补修山门戏台一座，上加一阁。并在左侧隙地建一乐善祠，以供慈善之用。待至民国政变，城中神道被毁，诸善士于心不忍，复于祠南拓地特建一阁，名曰明文，祀孔圣、文昌、魁星，再修一船楼以配三台，塑真武圣像坐镇其中。于是，亭阁台榭无一不备，遂成筑城的一大景观乐善堂胜境。2后起的三元宫，以其“规模宏敞的道教宫观” ，取代了昔日的“大道观” 。 综观三元宫的建制，已超乎“三元”而形成一个庞杂的神灵组合。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人的脑子里本来就是

3、多神并存，自佛教西来之后，说是“三教合流” ，不过是概而言之罢了。贵阳一城所以出现众多寺庙，也就证明“多神并存”之不谬。三元宫之所祀，只是乐善堂诸善士之所信奉罢了。 既修行祭祀，复乐善好施 从三元宫的修建过程和乐善堂的成立可以看出，诸善士最初的本意仅在于自身的修行，并给善男信女们提供朝拜和祀神的场所。后来，时移事易复兼行慈善。因为善士们看到民生疾苦，无所依靠，遂生怜悯之心，热情救助。 “或遇旱魅，则谒诚祈雨；或遇荒年，则平粜煮粥（施舍）；或遇时疫，则施药送方。其贫民之无告者，路毙则棺之（棺葬） ，冬寒则衣之（送衣） ，岁暮则米之（送米） 。 ”“数十年间，坚忍耐劳，乐善不倦，虽迭遭驻军蹂躏，百

4、般摧残而百折不稍挫。 ” 三元宫乐善堂前后经营五十一载，无论建设、祭祀及施舍， “用度至十数万两之多” ，完全出自诸同人“和衷共济之力，并未得公家分毫之补助。 ” “五十一载”是什么概念？其时人的平均寿命不过五六十岁。也就是说，诸善士倾其所有，连同他们的生命，都用之于“行善” 。这样的“善士” ，历史上能有多少？今天又有几人？ 战时济急，服务社会 3抗战时期，半壁国土沦陷，国民政府由南京迁至重庆，贵阳成为公教人员、爱国志士以及文艺家们往来中转之地。于是“社会服务处”之类的旅社应时兴起，所需房舍一时难以济急。就在这样的紧迫情况下，三元宫为“社会服务处”所借用。昔日“乐善堂”变成接纳为抗战奔波的过

5、往人士的“招待所” ，直至 1949 年筑城解放。 著名作家茅盾（沈雁冰）就曾在贵阳社会服务处宿过“营” 。茅盾在忆谢六逸兄一文中记述他在这里（贵阳社会服务处）与谢氏会见，竟成为与老战友的诀别。回想当年，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谢六逸是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与沈雁冰都是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同在上海为创建中国新文学而共同奋斗。不幸的是“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谢氏所在的复旦大学要往内地搬迁。谢六逸负责编辑的立报副刊言林和国民周刊也因为时局所迫而停刊，于是忍痛离开上海，回到贵阳受聘为大夏大学教授兼长文学院。 沈雁冰原为左翼作家联盟书记，即后来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先避难香港，在那里接手立报副刊的

6、编务，也就是承接谢六逸在上海开创的言林风格。珍珠港事件之后，沈雁冰受命去重庆，由香港经桂林来到贵阳住在社会服务处，约谢六逸与之相会。因为谢六逸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和贵阳分会理事，他们既是同一战线的战友，又有上下级关系，谈话内容家事连着国事。六逸心情沉重，毫不隐讳地向老朋友倾诉：“在贵阳一住七年（实际不到五年） ，寂寞得很，可是也没有法子动呀，孩子们又多又小。 ” 六逸觉得战争拖的时间太长了，日子难熬。谢氏虽然出生在贵阳，4但他的事业在上海，心中企盼着战争早日结束，以便返回上海，重振文坛雄风。于是迫不及待地问道： “你看还有几年？” “应该快了。 ”沈雁冰说。因为他知道六逸问的是战争。

7、“两三年还可以拖拖，再多真有点吃不消了。 ” 沈雁冰从六逸的话语里看得出老朋友心中的忧虑，便说：“各人的看法不同。譬如住在上海的人估量起来天快亮了 ，而我们在桂林的则以为这时还刚过午夜，甚至于刚刚到了半夜而已，我们也是往长处看的。” 茅盾深知六逸的困苦，心情忧郁，便换了话题问道， “如果仗打完了，你回不回上海？” “当然回上海。 “ 六逸的口气如此坚决，致使矛盾感到惊讶。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六逸的决定并没有什么可惊讶的，想到“他在战前几乎拿定主意要老死于上海， ”也就释然了。 谁知还没等到“打完仗” ，六逸因为积劳成疾，不治身亡，未能回归上海，而成为终身遗憾。贵阳社会服务处所接待过的抗战人士，

8、不知凡几，而茅盾文中记述他在这里宿营，并与谢六逸的会见和谈话，当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桩。 贵阳社会服务处不是普通的旅社，按沈雁冰之说，乃是“贵阳唯一无二的贵族化的旅馆” 。所指的就是其中的一栋“新楼” ，专门用来接待“要员” 、且有宪兵站岗守卫。沈雁冰就是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5理事”的身份进住“新楼”的“要员” 。谢六逸去见他时，就曾受到守卫宪兵的盘问。 三元宫乐善堂自建成后，历经修道，祀神，行善，服务社会，功不可没。 命运乖蹇，劫后余生 遗憾的是，在破旧立新的历史中，三元宫几经折腾。尤其是“文革”期间，将所有的庙宇都视为“牛鬼蛇神” ，除之务尽，三元宫亦在劫难逃，其神灵，不知何时已经扫

9、地出门。剩下的空房无人看管，便由房管部门安排无房者进去安家落户。于是昔日的祀神圣地便成了市民的家居；三元宫改造为浴池，供人涤尘除垢。 “文革”浩劫后，市文化局于 1980 年对文物进行普查时发现全市文物被毁严重，并决定尽快将普查中查清的重点文物单位分期报请上级批准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争取把贵阳市的重点文物单位保护好。三元宫就是其中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碑刻于遗址前。 一位署名章正中的三元宫考察记 （见贵阳文物1981 年第一期），说他记得“十年浩劫”以前， “三元宫内虽住居民，但改观不大” 。也就是说，宫内所祀的神灵虽然已被扫除，但原来的宫、阁、楼、殿仍在。他经过探寻，还在居民的煤堆旁找到一

10、块大碑，高约八尺、宽三尺、厚一尺许，上刻三元宫乐善堂记 ，虽然年久，辗转磨损，有几个字“残缺不清” ，并不碍于对全文的辩识而成为考察者追溯三元宫历史根由的文字依据，全文照录。原文无标点，共计 706 字，文后款识：“民国二十三年孟夏日贵阳，许义宗撰并书。 ” 去三元宫拍外景，未曾进入，对实际状况不甚了了，便去探访。在6明文阁见到了现在的负责人唐主任，谈到三元宫的事他说：“我是派到这里来救火的！”那语气听起来严峻而又紧迫。他告诉我，他以“筑城老唐”的博客在网上发了一篇贵阳文物景点杂谈 。经点击所见，原来是“筑城老唐”对三元宫的历史综述，并配以彩色照片，图文并茂，本意是将三元宫作为贵阳的一个景点向

11、外推荐。但将唐主任对我的口述与“筑城老唐”的杂谈相参照，也就发现，他所说的“救火”实非虚张声势，而是事出有因的。 在拍外景时，见那座像塔一样高耸的三层阁楼，以为就是三元宫的主体建筑。然而，我的判断错了。按“筑城老唐” 杂谈所说：“解放后，三元宫为省工商厅办公地，1958 年，因该厅迁址，改为职工宿舍。 ”“1996 年贵阳市遭遇百年水灾，三元宫主体作为危房拆除。 ”“1999 年贵阳市政府决定，在三元宫主体建筑旧址上新建贵阳市群众艺术馆和贵阳美术馆大楼。 ”建成后，贵阳市文联也入驻其中。 至于碑刻，除了三元宫乐善堂记 ，1996 年在拆除三元宫大殿时，还发现一块刻有“道光二十四年重修三元宫的碑

12、刻。 “三元宫整个建筑群为含大殿、庑厅、钟鼓、戏楼、小亭、水池、石栏等十余栋所组成的清代三进三院的古寺院，民国后相继建成的明文阁、船楼又将面积扩大到 5580 平方米（原有 4100 平方米） ，其规模之宏大，殿阁重重的气势，令人叹为观止。 ”（筑城老唐杂谈 ） 而今“三元宫组群建筑仅存明文阁和船楼” ，就连两块碑刻也被建筑工人的大铁锤粉身碎骨，做了新大楼的奠基石。要不是章正中发现三元宫乐善堂记碑，并全文照录，三元宫的历史不就成为无法探寻的悬7案了么？ 三元宫既已残缺，神灵也已飞升，躯壳何用？管理部门想将遗址辟为画廊，既可以保护残存的文物，又可供艺术家们施展才华。我向唐主任建议，彩绘一幅谢六逸

13、与沈雁冰在三元宫会见的画置于院内，他欣然承诺。此举若能实现，必将为贵阳城市的文化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羊”既已亡， “牢”成梦影 结稿之后，又从贵州省志?名胜志查到一篇三元宫志，写于20 世纪 80 年代末。那时三元宫的主体建筑尚存，其记述内容是至今所见较为详实的一篇，而且所配的一幅图片再现了大殿的一角，从外观依稀可见三元宫当年的历史面貌，乃是不幸中之幸。这应该归功于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诸公的远见卓识，抓得早，于 1986 年编完，交付贵州人民出版社于 1987 年出版，抢在了三元宫因水灾被拆之前。 然而，图片留下的影像不过是梦中的镜花水月。 “羊”既已亡，后补之“牢”也面目全非。新的堂馆固然很美，毕竟取代不了失去的历史圣殿。 该名胜志的主编唐莫尧慧眼识珠，将“三元宫”列入，既肯定了它的存在，也就确立了三元宫作为贵阳文物的历史地位。非常巧合的是，受命来三元宫“救火”的主任，就是唐莫尧的公子唐上。不幸的是，莫尧先生因遭车祸，不治身亡。可喜的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相信唐上一定会秉承父志，将幸存的“三元宫”保护好，使其传之永久。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花溪月刊原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