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学科发展.doc

1、1中国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学科发展编者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当代社会全方位的转型，中国史研究如何继承优良的史学传统，更新理论与方法，把握学科发展的特点和态势，成为摆在学界同仁面前的时代命题。本刊有幸邀请到瞿林东、陈支平、范金民、常建华、李华瑞、徐彬六位学者就此展开笔谈。宋代史家吴缜作史三原则说有何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如何认识和超越历史与文化的歧义？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什么？怎样进行历史计量研究？宋史文献特点有哪些？家谱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何在？学者们结合自己的研究，对以上问题给予了思考和回答。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4）01000114

2、一 人们研究历史，至少要包含认识历史和历史撰述两个过程，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和升华，即由思想转变成著作（时下常称作文本）的过程。 中国史家对于历史撰述，历来有很高的要求。孔子是我们现在已知的开创私人撰史的第一人， 左传作者称赞春秋说：“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左传成公十四年 ）又， 穀梁传桓公五年称：“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司马迁进而指出：“至于春秋 ，笔则笔，削则削，2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史记孔子世家 ） 以上这些说法，都是从历史撰述的角度和要求对春秋的评论。至于孔子本人对待认识历史、解释历史是持怎样的态度呢？他说

3、：“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论语八佾 ）这表明，孔子在解释历史时十分重视以“文献”为根据。孔子又强调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这表明，孔子十分注重文辞的修养。至于孔子同史学的关系，孟子有一段很重要的谈话，这就是：“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 ，楚之梼杌 ，鲁之春秋 ，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 ”（孟子离娄下 ）这段话的内涵非常丰富，反映了史学兴起的社会条件，史书撰写的内容，史书文字表述的要求，以及史书所包含的对于历史的价值判断即善恶褒贬之大义。从孟

4、子的这段谈话中，又表明孔子格外看重史书中的“义” 。 以上孔子自身的言论和思想与上引左传 穀梁传司马迁对孔子及其春秋的评价，大致是吻合的。综合起来看，这些言论和思想，已包含了中国古代史家所提出的历史撰述三原则，即事实、褒贬、文采及其逻辑联系。当然，在史学发展的漫长的岁月里，不同的史家从某一具体条件出发，会强调其中某一个原则的重要，或批评对于某一原则的背离，以至于刘勰提出了“辞宗丘明，直归南董” （文心雕龙史传 ）的名言，刘知几提出了“史才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的著名论断等等，都是历史撰述三原则说得以提出的思想前提。 3二 北宋史学批评家吴缜撰新唐书纠谬一书，对欧阳修、宋祁所撰新唐书提出批评，

5、并撰写了长篇序文。这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件。 新唐书纠谬的正文分为 20 个门类， “纠” 新唐书之“谬” ，这 20 个门类是：以无为有，似实而虚，书事失实，自相违舛，年月时世差互，官爵姓名谬误，世系乡里无法，尊敬君亲不严，纪志表传不相符合，一事两见而异同不完，载述脱误，事状丛复，宜削而反存，当书而反阙，义例不明，先后失序，编次未当，与夺不常，事有可疑，字书非是。而其序文则明确地提出了历史撰述的三原则说，吴缜写道：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

6、。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1序 这段话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全面地和明确地把握了历史撰述的几个重要原则及其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此之前，关于历史撰述，除上文所列举的某些言论和思想外，还有讨论正闰问题者，有讨论起元问题者，尤其是刘知几著史通 ，提出了有关历史撰述的体裁、体例、直书、曲笔、采撰、叙事等问题。这都是历史撰述中的重要问题，但像吴缜这样全面地、高度概括地把历史撰述中的几个重要原则作为一个整体4提出来，尚属首次。 第二，吴缜不仅提出

7、了历史撰述的三原则，而且对其内涵作了扼要的解释，认为：所谓“事实” ，就是“有是事而如是书” ；所谓“褒贬” ，就是“寓惩劝”于事实的叙述之中；所谓“文采” ，就是借助“文采”而使所得之事实、所寓之惩劝得以向社会传播。吴缜对三原则的解释，字少而意深，具有理论上的启发。 第三，吴缜对于历史撰述三原则各自的位置，并不是作同等的看待。他认为， “事实”是三原则的基础，处于核心位置，它既是“褒贬”的依据，也是“文采”得以展现的依托。惟其如此，作史之人掌握了事实，即使缺乏褒贬与文采，也还可以被视为具有“为史之意”者；反之，只是一味在褒贬、文采上作文章，枉顾了事实，则是有失“为史之意”者。要之，吴缜提出了

8、一个整体的而且是有重点的历史撰述三原则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仅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上是一个新的成就，就是对当今的史学理论建设也具有突出的借鉴意义。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认识历史和历史撰述，并不仅仅是为了把握事实和“还原”历史真相，对于完整意义的认识历史和历史撰述来说，价值判断方面的见识和文字表述方面的修养，同样是重要的；反之，缺乏以事实为根据的所谓“褒贬”即价值判断，以及用玩弄词藻取悦公众的种种做法，本质上已与史学背道而驰。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可取的。这是吴缜的历史撰述三原则说对于当今史学发展的重要启示。 三 然而，对于吴缜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这一突出贡献，后人的5看法亦颇有歧义。大致说来，重考

9、据者言其非，重理论者论其是，这在钱大昕与章学诚对吴缜的评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钱大昕为乾嘉时期考史名家，他在为新唐书纠谬所作的一篇跋文写道：“吴廷珍（按指吴缜引者）初登第，上书欧阳公，求预史局。公以其轻佻，不许。及新史（按指新唐书引者）成，作此书，诋毁不遗余力。然廷珍读书既少，用功亦浅，其所指摘，多不中要害。 ”钱文继而乃举若干实例以证吴缜之误后写道：“新史舛谬固多，廷珍所纠，非无可采，但其沾沾自喜，只欲快其胸臆，则非忠厚长者之道。欧公以轻佻屏之，宜矣。 ”1跋这里所批评的，一是说其学力浅，二是说其所“纠”不中“要害” ，三是说其“沾沾自喜，只欲快其胸臆”的治学态度。当然，钱大昕还是指出新唐

10、书 “舛谬固多” ，吴缜所纠“非无可采”的事实，但他否定吴缜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同是乾嘉时期史学名家的章学诚却持相反的态度，他认为：从新唐书纠谬所列 20 个门类进行“纠谬”来看， “观其贯串全书，用心精密，诚有功于研唐事者，前人比之于箴膏肓，起废疾，殆将过之无不及也。 ”他还批评晁公武对吴缜的指摘，写道： 晁公武曰：“缜不能属文，多误有诋诃。如张九龄传云：武惠妃陷太子瑛事，九龄奏之，故卒九龄相而太子得不废。 缜以谓时九龄已相，而太子竟以废死，以为新书似实而虚。按史文谓终九龄在相位日，太子得不废也。岂谓卒以九龄为相，太子终无患乎？”是说良允。然二十篇书，隶四百余事，偶因一事失检，而遂谓多有误

11、诋，毋乃刻欤！观其自序与进书之表，颇识文章体要，史氏鸿裁；而竟因一言之失，谓其6不能属文，何恶之甚邪！2425 这里说的“颇识文章体要，史氏鸿裁” ，就超出了以一言一事论是非的藩篱，而是指的思想和器识了。章学诚认为欧阳修拒绝吴缜参与修史的请求，是缺乏“大匠度材”的眼光，同时指出当时的现实社会应当重视“后生”的发展。从章学诚的这些评论来看，他肯定吴缜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 与钱、章二人的评论相比较，章学诚的见解似看得更开阔一些，一是从主流上看“纠谬”的得失，二是从全局的见识上看作者思想的高度。当然，钱、章均为史学大家，术有专攻，皆以独断之学名于时，并对后世有极大影响，我们似不必以这一具体问题，论其高下，评其是非。我们的目的，是要从吴缜的作史三原则说的内涵中，得到现实的启示，在求真精神、判断标准、表述规范及其统一的基础上反思和前瞻，以改进和提升当今的史学工作。 参考文献： 1吴缜. 新唐书纠谬M.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5. 2章学诚. 唐书纠谬书后M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