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差距对经济社会稳定影响的实证分析.doc

1、城乡差距对经济社会稳定影响的实证分析摘要：城乡差距扩大是导致社会经济发展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笔者在搜集 1990 年2010 年数据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衡量城乡差距影响社会总稳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取主成分分析方法估算了城乡差距对稳定影响的程度。结果表明，城乡差距对稳定的影响总体而言是较为明显的。具体来说，城乡差距对社会稳定和家庭稳定影响显著，但对经济稳定影响不太明显。因此，要维护经济社会的长治久安，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防止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关键词：城乡差距；稳定；主成分分析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094） 。 作者简介：李长安（1969-）

2、，男，江西南丰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研究；赖德胜（1966-） ，男，江西安远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4-0049-05 收稿日期：2012-04-28 引言 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呈日益扩大趋势，这一点已得到大多数经验研究的认同。其中，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最主要的来源，在全国个人收入差距中的贡献率超过 40%。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的城乡居

3、民收入差距在 1978 年为2.361，到 2010 年已经扩大到的 3.231。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量的话，1988 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 0.382，至 2007 年业已攀升到 0.48 的水平，已进入收入分配较不公平的国家行列（李实 等，2008） 。 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给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带来了诸多的隐患。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经济社会的稳定程度出现持续下降趋势。李培林等（2008）通过对 28 个省市区的抽样调查发现，在全部受调查人员中总共有 17.4%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不太稳定”或“非常不稳定” 。朱庆芳（2006）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数据，测算了

4、我国 1979 年2004 年 26 年间的社会稳定指数，结果发现，在此期间，我国整体的社会稳定指数在增减相抵之后年均大约递减1.1%，尤其在一些大城市中，已经进入了一个较为典型的危机频发期，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社会稳定形势正变得日益严峻。除宏观层面的评估外，一些地方也对各自地区的社会稳定展开了评估，比如北京市的调查研究发现，在 2000 年2004 年期间，除了资源环境指数有一定上升之外，贫富差距指数和社会安定指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社会稳定和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笔者主要研究收入分配差距对稳定的影响。通过搜集 1990 年2010年的数据，构建了一个简化的包含社会稳定、经济稳定、家庭稳

5、定为二级指标的社会总稳定评价指标体系，采取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影响，并分别对社会稳定、经济稳定与家庭稳定产生的影响。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进行相关文献的综述；第二部分构建一个简略的社会稳定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主成分分析的理论模型；第三部分是对回归结果的分析；第四部分是本文的主要结论与相关讨论。 一、相关文献综述 早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收入分配差距抑或贫富差距就被认为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斯密，1776） 。发展经济学家Lewis（1954）认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被认为是最容易引发发展中国家政治动乱和社会心理失衡的关键性因素。Ales

6、ina 等（1991）构建了一个新增长理论中的内生增长模型，并对 71 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与政治冲突、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跨国比较研究，他发现，在 1960 年1985年的 26 年间，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往往社会经济发展也越不稳定，而且爆发政治冲突进而导致经济增长下降的可能性也更大。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之所以会影响社会稳定，是因为会导致贫富群体之间关系的高度紧张。由于贫困群体无法得到社会认同，因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歧视极容易对他们的身心造成较大阴影。在缺乏社会资源和阶层向上流动困难的社会结构中，贫困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往往会倾向于采取非正常的手段，包括犯罪甚至暴动，从而走向

7、非正常生存的道路（Merton， 1938） 。 在收入差距对社会稳定影响的文献中，学者们从社会秩序、经济增长与家庭关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其中，有大量的研究集中在收入差距对社会秩序特别是犯罪活动的影响方面。在国外的相关经验研究中，大多数的学者都发现，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话，就有可能使犯罪特别是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案件迅速上升（Benoit et al，1995） 。对中国国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有关学者的实证研究就证明，随着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财产犯罪率和刑事犯罪率都呈现出逐年增加的明显趋势（胡联合等，2005） 。收入分配差距还会导致劳资关系紧张，劳动纠纷和罢工事件增多。收

8、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也会不稳定。按照 Kuznets （1955）的“倒 U”假说，在一国经济起飞的初期，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是有益于经济增长的，但如果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最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最终消费的规模和社会消费倾向受制于收入差距的扩大，我国当前消费不足、内需不振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也会对婚姻市场产生冲击，成为影响家庭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从微观角度看，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一些贫困人口往往由于收入水平低下和受教育程度低，导致失婚问题突出。如果家庭内部收入差距超过一定水平，也会动摇婚姻的基础，并导致离婚率上升（石林 等，2002）

9、 。婚姻双方收入的差异虽然有可能不会直接降低婚姻质量，但它会引发夫妻交流困难、角色不平等这样一些对婚姻质量有负面影响的因素（Buss，1984） 。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看，城乡收入差距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而进城农民工往往是离婚率最高的群体之一。高梦滔（2011）在对中国 2003 年2009 年 7 年间的村级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出外打工对农村的离婚率具有显著的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外出就业人数的不断增多是引发我国农村地区离婚率持续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二、变量选取与分析方法 度量社会稳定性的指标有很多，笔者把社会总稳定指数一级指标进行分解，构造出社会总稳定指标评价体系

10、。社会总稳定指标（SI）由社会稳定（SOCIAL） 、经济稳定（ECONOMIC） 、家庭稳定（HOME）3 个二级指标构成。其中，社会稳定二级指标又可以分解为 5 个三级指标，相应的变量选取分别为：劳动争议当期案件受理数（LD） 、刑事案件立案数（LC） 、民间纠纷数量（PD）和治安案件数（SC） 。经济稳定二级指标又可以分解为 2 个三级指标，相应的变量选取分别为：GDP 增长率（RGDP）和最终消费率（CR） 。家庭稳定二级指标由粗离婚率（GDR）1 个三级指标表示。 本文的数据均来自于 1990 年2010 年期间国家统计局的官方公布数据。在社会稳定方面，我国的劳动争议当期案件受理数、

11、刑事案件立案数、民间纠纷数量和治安案件数均有大幅度的增长。在经济稳定方面，我国的 GDP 增长率虽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速度，但也经常出现波动加剧的状况，而最终消费率则出现了明显的先上升后下降的走势。在此期间，我国的家庭结构解体的现象也日渐严重，离婚率节节攀升。1990 年，我国的粗离婚率大约只有 0.69，但到了 2010 年，已急剧上升到 2。 笔者构建了一个包含 3 个层次的衡量社会稳定的评价指标体系。为此，首先需要确定三级指标各自的权重，再计算出二级指标，然后采用相同的方法由二级指标汇总出一级指标的数值，最后得出体现社会总稳定性水平的指数值。并按照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

12、际情况，利用回归分析对其进行解释、分析和评价。其中，汇总的关键是权重的确定。由于多变量数据在高维空间中表现为一个椭球，每个变量表现为空间中的一个维度，变量的重要性不同，导致数据在空间上不同轴的离散程度（或变异）不同，直观理解是各个变量的方差不相等，而这种变异本身就是度量变量重要性的重要工具，其提供了一种客观赋权的思路，即利用数据本身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来自然地赋予相应的权重。主成分分析法或者因子分析法对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三、回归结果与分析 按照上述分析思路，笔者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逐层汇总上一级指标值，而相应的权重系数则采用主成分系数，也就是数据矩阵进行分解后的特征向量值，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13、理。计算结果见表 1。 按照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对社会发展的经验判断可知，在经济稳定性中，GDP 增长率越高和最终消费率越高，表明经济越稳定，因此这两个三级指标都是逆向指标，为此需要在系数中取负数，主成分系数分别为-0.0320 和-0.9995。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 96.52%，对应的最大特征值为 172.2780，包含了原来两个变量 96.52%的信息。 家庭稳定性二级指标只包含粗离婚率（） （GDR）1 个三级指标，因此其权重取 1 即可。为了解释的方便，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并按照主成分分析法的基本规则，在指标汇总时选取了方差贡献最大的第一主成分，来作为表征相应指标的代理变

14、量。 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 76.96%，最大的特征值为 2.3089；第二主成分的特征值为 0.6424，前两个主成分累积起来可以解释原来数据98.38%的信息，满足主成分分析确定变量时合并解释度超过 85%的基本要求。 图 1 为 1990 年2010 年经济、社会和家庭稳定指数及社会总稳定指数的变化情况。由图 1 可以看出，在 3 个二级指标中，家庭稳定指数和社会稳定指数在急速上升，表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性持续恶化。但经济稳定指数有一定的波动，1992 年1996 年经济不稳定性较大，1997年2004 年经济不稳定性较小，2005 年2007 年经济不稳定性上升，近几年又有回落的趋势

15、。 在此基础上，笔者汇总出一级指标，图 1 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社会总稳定性指数（SI）出现持续地上升趋势，特别是在近十年，出现了加速上升的势头，这说明我国的整个社会形势已经出现了递增的不稳定性。 通过选取前两个主成分，计算出来的一级指标值、二级指标值如表2。 在对城乡差距对社会总稳定的影响分析中，选择的解释变量为城乡收入比（IR） ，控制变量为人口数量（LOGPOP） 、城镇登记失业率（UER）和公共安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PSER） 。首先进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3。 从这两组检验可以看出，SI、Home、Social 和 Economic 都是一阶单整的。因此，利用这几

16、组变量建立经济模型，可能出现协整关系，也即这几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然后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的结果见表 4。 表 4 中，每个变量系数的回归结果对应两行，上一行表示系数的估计量，下一行表示伴随概率 P 值。结果表明： 1.城乡差距对社会总稳定的影响很显著，达到 1.0408，伴随概率为0.0241。人口数量对数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影响不显著，公共安全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0.4030，说明我国公共安全支出对促进整个社会稳定有积极作用。 2.城乡差距对经济稳定的影响不显著。但人口数量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影响很显著，分别达到 24.3695 和 2.1

17、034，伴随概率分别为 0.0242和 0.0277。这意味着与城乡差距相比，人口增长与失业率的攀升，对经济稳定的影响更大。 3.城乡差距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达到0.5396，伴随概率为 0.0893。人口数量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很显著，达到10.1271，伴随概率为 0.0248。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影响不显著。公共安全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显著，为-0.2873，说明我国公共安全支出对促进社会稳定有积极作用。 4.城乡差距对家庭稳定的影响也呈显著水平，达到 0.5150，伴随概率为 0.0605。这说明城乡差距越大，家庭的稳定性越差，离婚率将越高。四、主要结论与讨论 对于刚刚

18、由低收入国家跃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而言，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不稳定，是目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宏观调控政策的核心。笔者利用 1990 年2010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一个衡量中国社会总稳定的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了城乡收入差距对稳定的影响。分析表明，城乡差距对稳定的影响总体而言是较为明显的。这就是说，随着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总稳定的形势日益严峻。 具体来说，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稳定的影响不是很明显，这大概可以归因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因为按照 Kuznets 的理论，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收入差距扩大与高增长往往是相伴而行的。

19、这是因为脱离平均主义的适当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但长期的收入差距持续地扩大，将抑制社会的总消费水平，进而会导致经济增速下滑，波动性加剧。收入差距对社会稳定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劳动争议案件、刑事案件、民间纠纷和治安案件大幅上升，已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表现。收入差距还对家庭稳定产生冲击，收入差距越大，家庭解体的可能性就越大，离婚率就越高。 目前，维护稳定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和首要目标。要保持经济社会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尽快消除影响稳定的各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其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遏制贫富悬殊扩大无疑是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任务。在新一轮经济

20、体制改革重新启幕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快新型城镇化的步伐，大力推进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同时尽快建立和完善收入分配新体制，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消除导致城乡差距的各种制度性障碍，我国的经济社会才能稳定协调地发展，居民家庭才能幸福融洽，全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北京“和谐”调查 贫富差距社会安定指数下降，北京晚报，2006-02-21。 参考文献： 高梦滔.2011.农村离婚率与外出就业：基于中国 20032009 年村庄面板数据的研究J.世界经济（10）：55-69. 胡联合，胡鞍钢，徐绍刚.2005.贫富差距对违法犯罪活动影响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6）：34-44. 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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