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的月亮一定比中国的圆吗？.doc

1、1外国文艺作品译介和阅读活动的时政罹难：19661976 年摘 要 回顾新中国初期“十七年”的外国文艺作品译介活动，以上海为重镇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果；而在19661976 年间，外国文艺作品译介和阅读活动被迫中辍，文人学者们也在此期间留有难以磨灭的外国文艺图书的禁锢回忆。 关键词 外国文艺作品 译介和阅读 19661976 1966 年 8 月，时值“文革”初起，在“红卫兵”破“四旧”行动兴起之时，即是我国各地的古旧书店业务告停之日。曾经见证其事的马嘶、陈诏、周岩历数道： 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以后，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的蛊惑下，一夜之间， “红宝书”以外的书，几乎

2、全部成了十恶不赦的“封、资、修” ，于是烧书之风骤起。在这种情势下，古旧书业也便销声匿迹，延续了千百年的中国古旧书业，几乎是广陵散绝响了1。 “文革”政治风暴掀起后，古旧书被视作“封、资、修”的大毒草，古旧书店成为“贩卖毒草”的大黑店，霎时间，全（上海）市旧书店全部关门大吉，从业人员全部参加“斗、批、改” 。除维持极少量的收购业务外，整个旧书业处于窒息状态。与此同时，散布在民间的旧书和古籍，更受到空前荼毒，有被毁的，也有自焚的，难以数字计，从此上海旧书业受到致命打击，一蹶不振2。 21966 年 6 月1976 年 12 月， “文化大革命”使北京古旧书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书店曾被诬陷为“三

3、家村”黑店，琉璃厂、隆福寺多处古旧书刊收售门市部被迫关门，收售业务全部停顿。企业大量亏损，职工人心涣散，等着“斗、批、散” 。1966 年至 1971 年，共亏损一百四十一万元，等于中国书店“文革”前十三年全部上缴利润的总和3。 陈诏认为，民间古旧书刊资源的大量毁灭，是 1978 年“文革”结束后包括上海古旧书刊业在内，在经营上每况愈下的三个主要原因之一4。由于当年整个社会文化系统都遭到了时政力量的全面破坏，因此包括外国文艺新书在内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也同样跌入了低谷，并成为上世纪90 年代以来旧书骤贵，甚至有价无书的根本原因。 据介绍， “到 1960 年，全国有新华书店五千八百七十二处。由于

4、三年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发行网点减少了一千处”5；同时由于“文革”之初的巨大冲击波，新华书店“门市部陈列的一大批书籍被打成封、资、修毒草 ，只好下架封存或报废化成纸浆。在出版发行工作中禁区林立， 帽子和棍子横飞，一片肃杀之气，营业萧条。1967 年全国新华书店的图书销售额倒退十年，猛跌到 1956 年水平” 。有统计数据表明，整个“文革”期间，出书品种大幅度减少。 “从1966 到 1976 十年之间，平均每年出书（含课本）七千多种，只及 1956年的 27.5%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则出的很少，印数更少，书荒严重”6。 据在此期间深受时政迫害的陈白尘回忆说，在 1969 年夏

5、天前后的一段时期，他每逢星期日，便与同受迫害的作家张天翼、张光年相约到王3府井大街偷偷溜达，并去“东风市场逛逛旧书门市部，但每每无书可买”7。顾志兴则回忆说， “文革”期间，除了四卷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外， “余者皆为封、资、修 ，都不能看，书店里也一色是这几部书。后来传出（伟大）领袖说要读点鲁迅 ，又说红楼梦要读几遍以上的话。其时妻子在一个大机关里工作，与资料室那位女同志很熟，可能是为了供领导读红 ，那时内部印了几部红楼梦的不同版本，记得的有甲戌本、庚辰本，还有戚蓼生序本等”8。 1971 年 3 月至 8 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出版座谈会，周恩来总理直接过问了书店的工作，他听取汇报后指示新

6、华书店不得胡乱“报废”图书，不仅不能把“文革”之前出版的图书封存、下架，而且应该把它们从库房里拿出来， “公开陈列出售” 。遗憾的是，周总理的指示受到当时极左思想的干扰，后来并没有将之全面落实。于光远就曾回忆说，1972年“到了干校 ，总算有机会可以到银川新华书店走走。那时全国出版社都不出什么新书，书店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都放着毛选和语录 ，别的书可以说简直没有”9。 直至 1978 年 4 月 24 日，国务院正式批转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关于图书开放问题的请示报告后， “文革”期间被封存的包括外国文艺图书在内的各种书籍，才得以较全面的开放。但就古旧书行业而言，由于新书编辑出版活动的十年停滞，使得

7、书籍资源的积累形成严重断层，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古旧书业在 80 年代以来的可持续经营。这其中，外国文艺作品的译介和阅读更是大伤元气。 1 新中国初期“十七年”的外国文艺作品译介活动 4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邹振环在20 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一书中指出，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在上海翻译出版界实行的是“计划性” 、 “组织化”和“系统性”相结合的机制，这是“在政治、经济上模仿苏联的同时，在翻译出版体制上对苏联的一种模仿” ，其中在选题规划上执行的原则是：“优先选译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期有定评的作家作品，优先选译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

8、的作品，优先选译有人民性的作家作品等” ，因此，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66 年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七年” ，以上海为重镇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果。他指出： “十七年”上海的外国作品的翻译出版，虽然打开的窗户还很有限，不时还挂上了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窗帘” ，但毕竟是流通了空气，扩大了读者的视野。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读者，认识莎士比亚，源于朱生豪；认识列夫托尔斯泰，源于董秋斯；认识契诃夫，源于汝龙；认识莫泊桑，源于李青崖；认识泰戈尔，源于吴岩；认识车尔尼雪夫斯基，源于包文棣（辛未艾） ；认识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源于傅雷。他们的译笔使中国读者开阔

9、了眼界，享受到译本的魅力，他们所提供的果戈理、屠格涅夫、高尔基、法捷涅夫、肖洛霍夫、歌德、巴尔扎克、雨果、泰戈尔、汤因比、杜威等世界名著，创造了一个不同于现实而又比现实更真实、更善、更美的世界，这种来自异域的智慧，使新中国的文化不致自闭和孤陋。为中国青年认识生活、认识社会、认识世界，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空间10。 但汤永宽认为：“在过去的极左路线下，5我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受到严重破坏，成为重灾区 。从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时期到六十年代反修 ，直到文革时期，二十多年来，外国文学基本上停止出版外国文学书籍在偌大的中国图书市场，当时除了越南的南方来信以外，早已销声匿迹了。广大读者长期读不到文学书籍，精

10、神食粮严重匮乏，达到了饥渴若狂的地步，不少读者甚至只得购买医书、药典聊以充饥。 ”11 诚然，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波未平一浪又起的政治运动裹挟下，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编辑出版活动萎缩严重，图书市场萧条极甚，有关的教学、著译活动动辄得咎，逐渐成为文化学术的畏途和禁区。据回忆： （清华大学）学生们受“一面倒”学苏联方针的影响，急于以俄语代替英语为第一外语（原来）西洋文学系自 1925 年成立，后改称“外国语言文学系” ，一向以英文为主要外国语，法、德、日、俄为“第二外国语” 。训练以文学为主，语言为副。到 1950 年，已分设俄文、法文、英文三组织，以训练语言干部为主了。随着教学改革的发展，

11、大势所趋，截至 1952 年初，英文组的课程主要是英文读本及作文，英文翻译及口语实习。课本停止采用多年的英、美原著和清华自编课本，而一律改用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编印的苏联英文简明读本 。文学课程，过去必修的西洋文学史或欧洲文学史已取消， 文学批评 戏剧等亦压缩掉，只剩下莎士比亚和小说、诗歌及当代散文选读，限于高年级选修。学生常问：“学文学有啥用？”12 外语文学教育严重缺失的惨重后果之一是，在“文革”初，外国文6学名著成为文化知识上无知和政治立场上“左视”的“红卫兵”们文化施暴的重要目标之一。 2 在“文革”中被迫中辍的外国文艺作品译介和阅读活动 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屠岸回忆说，1941 年底日

12、、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入上海“租界”地域。由于英、美人士被抓进“集中营”失去了人身自由， “他们家中的藏书大量流入旧书市场。当年我把零用钱全花在购书上，觅得了许多极好的版本”13。其中有购自旧书铺和旧书摊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惠特曼和斯蒂文森的诗集、狄更斯的小说等英文原版书，待到 1953 年，他奉调北京工作时用整整一个大皮箱把它们带到了北京。结果在 1966 年破“四旧”时却被迫处理掉了。因为“一个女同事的公公家被抄， 红卫兵发现有许多外文书，说她公公里通外国，打死了她公公，所以我把原版书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收购废品的人把精装的书皮撕掉，当废纸秤斤论价，二分钱一斤。虽然心痛，也不后悔，

13、那时，只有先保护自己。 ”14随后， “一些中文图书也在被两次抄家后失落殆尽” ，于是所谓书房便成为了“空巢”15。 1942 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法律系的法国文学翻译家郑永慧回忆说，“第一本引诱我想将世界名著译成汉语的小说，是俄国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法文版引用者注）这本书激发我强烈的共鸣，使我产生抑制不住的与人共享的欲望，宛如我初读红楼梦后的感觉” ，“我译的第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三篇短篇小说猫求商店 苏城舞会和钱袋从此一发不可收” ，在以后除了“文革”期间的半个世纪里，一共翻译了巴尔扎克的舒昂党人 中短篇小说选 驴皮记 古7物陈列室 被遗弃的女人 ，雨果的九三年 笑面人 ，左拉的娜娜

14、，大仲马的蒙梭罗夫人 我们的爱情 ，纪德的梵蒂冈的地窖 ，以及乔治桑的魔鬼池塘和梅里美小说选等 40 余种书，累计字数六百多万，成为“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中国翻译家。他写道：“只有在文革时期，我随大伙到河北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方停止了翻译；我的家人还认为今后不可能再翻译了，把我的大部分外文藏书都卖掉了。 ”16 陈若曦曾经多次回忆 1966 年 10 月 16 日，其夫妇由上海入关时的遭遇： 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跑道滑翔时，才见到机场大楼前一字排开的十几个工作人员，膀子上缠着红袖章，手持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 ，作挥手欢迎状。这就是机场的“红卫兵” 。当时自然想象不到红袖章所象征的威

15、力和破坏性，还同机上寥寥几名外国旅客一样，大赞“红卫兵”是“新生事物” 。行李验关时，我们才第一次品尝了这“新生事物”的厉害。我们行李不多，但世尧喜爱画，经过欧洲，参观美术馆时，买了几本画册。海关人员把每本画册都打开一页页检查。除了一本中国古画外，其他每本都有一两张半裸或全裸的人体画，一律斥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 ，当场没收17 我们衣服不多，两人总共两只箱子，却有一半装了幻灯片、八本集邮册以及参观欧洲美术馆时购买的六本画册。关员先打开画册，一页页翻看；碰到半裸或全裸的人体画，就抬眼瞪我们一眼，翻完后神色不屑地合上书：“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五本画册在这个判决下被没收了，8只放过一本中国古画

16、。邮票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关员也是一张张检查邮票，结果全部没收，包括当时和中国友好的苏联和外蒙古邮票，也无一张幸免四个小时的折腾，应该给我们一个警惕，即我们视为珍宝的，在人民中国的海关人员眼中，全和“资产阶级” “腐朽”挂钩，势在没收销毁之列。我却还未警悟，只当个别事件，以后碰了几个钉子，才慢慢醒悟过来，原来到了一个价值观迥然不同的国度了18。 这数个“钉子”中，就有 1966 年底，其美国朋友分批寄给他们夫妇的书籍的命运： 科技书全收到，有关文学的则没收。我其实早有思想准备，虽然修了很多美国文学的学分，约有两百本英、美文学书籍，临走时前都赠送给了一个希腊朋友，只保留二十多本法国小说和文学批评

17、的书。我当时是有些“投机”的意思，心想英、美是“帝国主义” ，中共视作“眼中钉”，但是刚和法国建交，签了文化交流协定，可能会容忍法国的文学作品，岂知不然。朋友分三批寄，我便前后接到三张书面的通知。通知上罗列了邮寄的书名，最后一行是油印字：“以上书籍均属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特予没收。 ” 那时，我在北京已住了半年。眼看举国上下在“破四旧”的口号下，不但批评莎士比亚，连傲慢与偏见也列为“大毒草” （北大的“大字报”说，学生读了它， “态度更傲慢” ， “偏见更深”！）我知道西洋文学在中国不会有前途，倒也死了心。遗憾的是，我曾花了半年研读普洛斯特的作品，而普氏全集是夏志清所赠，没收了再购置也难。第三

18、张通知上有本台北出版的台湾风土志 ，是当年绰号“红狐狸”的巴特斐送的，由于是仅有的一本有关家乡的书，我特意要9带去大陆。这本书没收，颇使我不服气。它又不是文学作品，而纯粹是地理和风土人情的介绍，台湾是中国的一省，自己领土上的知识还要封锁不成？我写了一封信向北京（海）关抗议。过了一个星期，北京海关回了信，说他们“审查”了这本书，肯定它是“四旧” ，因为里面有一章叙述了各族山地同胞的风俗和生活习惯，而这些都是“旧”的， “不合乎毛泽东思想” ，因此， “没收无误” 不久，邮差忽然送来一本莫泊桑小说选集，大概是朋友寄漏了，事后补寄。莫泊桑的小说与被没收的巴尔札克小说相比， “资产阶级思想”绝不会少，

19、我猜想这本书是漏网之鱼19。 按：因陈若曦拥有美国国籍的国际背景，她在“文革”前期在北京生活和南京执教期间，并未受到政治上和生活上的留难。1969 年被安排到华东水利学院任教。1973 年由深圳离开中国，举家移居香港。次年再迁居加拿大。随后以其在中国大陆的耳闻目睹，以当事人身份写了一系列小说，结集为尹县长 （台湾远景出版社 1976 年版） ，问世后以题材和视角的独特性轰动一时。1979 年应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中心之聘，移居美国。1979 年底台湾发生震惊海内外的“美丽岛事件” ，遂于次年元月，携带一封旅美学者、作家联合签署的求情信函由美返台面呈蒋经国，以通达海外同胞对此事件的关切和忧心。

20、1985 年 5 月在北京得到胡耀邦接见，名噪海内外。1989 年创组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当选为首任会长。1999 年被中国时报人间副刊遴选为十二位跨世纪作家之一。2001至 2004 年间，担任台湾“中华民国著作权人协会”秘书长；2007 年当选台湾“中国妇女写作协会”理事长，均业绩斐然。 103 文人学者们难以磨灭的外国文艺图书禁锢记忆 出生于江苏苏州的叶正亭在借书一文中回忆说，自小就想看书，但家里却无书可看，因此，当他在业余合唱团结识了一个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本人又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女友时，便几乎每月去图书馆两次，把红与黑 战争与和平 怎么办 悲惨世界 约翰克里斯朵夫 大卫科波菲尔等许

21、多被当时封闭起来的“禁书”都给读了20。 1966 年正在成都一中读高三的徐友渔回忆说， “文革”前因自己喜欢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结果受到当时的班主任老师和共青团中的积极分子同学的严密监视，被他们认为是“思想有问题”的学生，但实际上，只是因为“我看的书他们不懂而已。比如说怎么办 ，作者为了逃避沙皇的检查作了许多爱情描写，团支部不懂的人认为是坏书 ；还有红楼梦 ，放在课桌里有人查。 文革时这些全被打乱了，以前图书馆控制很严， 文革中图书馆被抄，大量图书流传到社会上，阅读和思想无形中放开了，后来能够产生天安门事件 ，能够迅速否定文革 ，与这些是有直接关系的下乡后，大家相互交流，表达了对文革 、对现实的不满” ， “文革”发生后， “图书馆里的图书流传到社会上， 走资派的书也流传出来了，我们下乡的地方有一个人，他爸爸是四川省社科院的，他把那里的书偷出来，像希特勒我的奋斗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这类书都有，更不要说一般的书了。 ”21 清秋子回忆说，在“文革”期间，他除了拼命搜罗“禁书”以供阅读之外，甚至在手抄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 ，以及瞿秋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