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要警觉城市化过快带来的社会风险当中国的城市化率跨过 50%的大关以后，城市化与其说是一种发展成就，不如说是一条社会动荡的危险警戒线。 十八大后，新型城镇化再度被提升为国家战略。地产商、基建商和地方政府也多是雀跃欢呼，从各地方两会推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似乎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就要到来。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对于城市化率，其实学界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安邦智库的首席研究员陈功从 2010 年开始就不断警告，当中国的城市化率跨过 50%的大关以后，城市化与其说是一种发展成就，不如说是一条社会动荡的危险警戒线。 陈功强调，警戒线的内涵意义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城市化速度，二是城市化率。拉美的城市化进程就是鲜
2、活的例子。2010 年，拉美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北美的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实际还是世界上最彻底城市化的地区。拉美城市化率高达 79.6%，仅次于北美的 80.7%，高于欧洲的 72.8%、大洋洲的 70.2%、亚洲的 39.8%和非洲的 37.9%。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城市人口比重从 40%提高到 60%，经过了 50 年，而拉美国家令人匪夷所思的仅用了 25 年。 但拉美国家在城市化的高速公路跑得过快也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人口大量聚集在超大城市引发一系列问题。在拉美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出现了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城市的现象，通常是首都所在的城市。例如秘鲁首都利马集中了全国人口的 30
3、%以上，乌拉圭首都蒙2得维的亚集中了全国人口的 52%、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集中全国人口的 45%、巴拿马高达 66%。人口的过渡集中，以至于现在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在宣称要限制人口的迁徙。 二是贫富差距严重分化，贫民窟伴随着城市化无处不在。这种情况的形成值得我们高度警惕，以巴西为代表的很多拉美国家都曾经历过经济增长率年均 10%以上的情况，号称“巴西奇迹” 。这种快速工业化导致了人口集中，也导致了贫富分化严重，最后形成了严重的城市问题。陈功认为，城市化的速度越快，城市风险集中爆发的可能性就越大，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表明，当城市化率超过 50%的时候，总收入分配差
4、距往往呈现大幅扩大的趋势。 似乎是为陈功的研究提供印证，最近引发社会热议的、接近 0.5 的基尼系数，证明中国实际真的存在同样的危险。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城市管理压力大增，而压力之下，城市政策更加粗放，这又导致了大量社会矛盾的积累，社会系统出现混乱，城市生活品质出现整体下降，犯罪率上升，普遍的道德溃败。这些问题和矛盾日益累积，城市社会张力趋于极限，这样的一幅图景并不像亮丽的物质环境那样会令人感到乐观。所以客观地说，当城市化率达到 50%以后，会呈现出一边是动荡，一边是机遇的转折状态，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充满不稳定性，一方面是城市空间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是社会阶层和生活方式的不稳定性。城市化就是
5、越来越多的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在城市里居住、生活、就业的动态过程，人口的流动和空间的变化，影响着城市的空间格局、经济、3生活方式、以及不同人群的社会需求，这些不稳定因素累加在一起，构成为社会动荡的潜在原因。 我们必须看到，首先，城市化率达到 50%以后，城市空间加速扩张，对土地的巨大需求极易引发社会冲突。城市化率达到 50%之后，城市可以利用的土地相对越来越少，无论是从农民的手中征收耕地，还是从旧城改造中拆迁安置，拆迁成本日益高涨，但偏偏此刻城市化又进入加速期，刹车不易，土地问题导致的社会冲突将会特别剧烈。据统计，在中国，土地问题已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 65%，成为农业税取消后，影响农村社会稳
6、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焦点问题。 不仅中国如此，越南等国也面临同样的困境。2008 年至 2011 年 4 年间，越南监察总署共接收和处理各地群众投诉、控告案件 67.3 万起，其中 70%与土地有关，群体性事件比 2008 年增加 64.5%，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在历史上，伊朗和土耳其都曾出动全副武装的军队、警察和推土机，引发社会族群的剧烈对抗，积累仇恨，导致社会不稳。 其次，城市化率达到 50%以后，大量人口进入陌生的城市，外地人、本地人，农民工、城里人等不同层级的人口对各自权益的诉求，会产生大量的冲突和摩擦。 近年来，在一些东南沿海乡镇，外来工与本地人发生的群体性摩擦、冲突明显增多。在珠三角
7、和长三角城镇化农村，本地人与外来人口倒挂现象十分严重，有的行政村，本地人只有一两千，外来工有三、四万。巨大的人口红利，为本地人的优厚福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力。很多外来工不但享受不到村镇集体福利，反而还是各种名目乱收费的对象，42011 年的增城骚乱，本质上就是本地人和外地人对权益争夺的冲突。 农民以“外来工”的身份进入城镇，形成了城市二元结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迥异的两个群体朝夕相处，情形变得复杂起来。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公共福利差距，一些地方政府和本地居民对外来工的制度歧视、意识歧视、管理歧视和生活歧视，使一些“外地人”开始萌发群体性对立情绪，这些冲突和对立情绪日益累积，极易爆发。
8、 不仅是农民工层级的外地人与本地人的冲突，中产阶级的权益诉求也日益增多。随着城市化率跨越 50%大关，中产阶级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这些新成长的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会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几年京沪的中产阶级，联名要求放开两地的异地高考门槛，就是诉求之一，他们的需求如果持续得不到关注，也会埋下动荡的引子。2009 年伊朗大选引发的骚乱，就是与伊朗中产阶级的崛起相伴相随的，如果伊朗政府内的保守派势力不愿正面回应中产阶级的诉求，他们终将会失去这群规模最大、最有活力社会群体的支持。 快速的城市化，人口不断聚集，使得城市空间和社会阶层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同时还带来了高能耗、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的城市病患，这些诉求和隐患，最终都将会转化为政治诉求，因此 50%的城市化率警戒线，并非只是一个无关轻重的数字，它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方向，是走向另一阶段的重要关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