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健讼”与“好讼”现象的成因分析.doc

1、古代中国“健讼”与“好讼”现象的成因分析摘 要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显示，在古代中国，尤其是宋代以降，“健讼”之风与“好讼”现象不胜枚举，并以普遍且严重的态势存在。本文认为，导致“健讼”与“好讼”的原因有很多，而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们权利意识的提高、人口膨胀导致的资源紧张、讼师与胥吏的推波助澜、政治体制与司法制度的缺陷，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尤其是宋代以降）民风“健讼” 、 “好讼”的最主要因素。 关键词 健讼 好讼 古代中国 作者简介：栗铭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 2011 级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林清丽，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

2、9-0592（2013）12-117-02 人们一般认为， “无讼” 、 “厌讼”是古代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然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却显示，在古代中国，尤其是宋代以降， “健讼”之风与“好讼”现象不胜枚举，并以普遍且严重的态势存在，那么，是哪些原因造成了古代中国（尤其是宋代以降）民间社会的“健讼”与“好讼”？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商品经济发展，人们权利意识提高 大多数的讼争，都以经济利益为其基本内容，而通过对“健讼”相关史料的梳理会发现，大致从宋代以降， “健讼”与“好讼”现象主要出现在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区，追求经济利益是人们之所以争讼的根本动因。唐宋之际，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

3、深刻的变革，随着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商品经济的繁荣，民间经济利益呈现出多元纷呈的局面， “好讼”之风随之兴起。宋代以降，尤其在江南地区，争利兴讼之风为世俗所尚，所谓“鼠牙雀角，动成讼端”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其秋怀诗中就曾写到：“讼氓满庭闹如市，吏牍围坐高于城。 ” 商品经济下的私有财产观念对“重义轻利”的儒家伦理道德构成了严重的冲击， “健讼” 、 “好讼”则逐渐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可以说，商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作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直接导致了人们权利意识的普遍提高，而人们权利意识的普遍提高，又成为民间社会“健讼” 、 “好讼”风气流行的一个根本原因。 二、人口膨胀，资源紧张，人们出于

4、生计而争讼 古代中国民间大部分的争讼属于财产、田土争讼，而在此类讼案中，当事人对簿公堂，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人口膨胀与资源紧张所引起的。 如宋代，据有关学者估计，到宋徽宗时期，宋代人口几乎达到汉唐人口的两倍。豍而宋代的疆域，却比汉唐小得多。 如清代，乾隆三十一年（1766）中国的人口突破了 2 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达到了 3 亿，到道光二十年（1840）达到了 4 亿。而这些新增加的人口又主要分布于东南一带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豎 人口的急剧膨胀，必然导致资源的枯竭，其情形如清人汪士铎所记载：“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豏

5、而资源枯竭又将导致如下后果：贫穷和生活质量的下降；血缘关系的淡化；生存空间的缩小、拥挤以及生存压力的加剧所引发的情绪烦躁与摩擦增多等等。这一切势必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以及纠纷和诉讼的增多。 清人蓝鼎元鹿洲公案兄弟讼田记载的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故民陈智有二子，长阿明，次阿定，少同学，壮同耕，两人相友爱也。娶后分产异居。父没，剩有余田七亩，兄弟互争，亲族不能解，至相争讼阿明、阿定皆有二子，或十四五，或十七八。 ”案中兄弟二人，成家前“相友爱” ，成家后“相争讼” ，原因何在？从材料可以看出，这两兄弟成家前，全家大概有四口人与七亩田；而两兄弟各自成家后，双方都有两个要到成家年龄的儿子，但是

6、七亩田地并没有加增，这种情况下的兄弟争讼，便属于当事人对基本物质生存条件的争夺。 所以，中国古代民间争讼的存在，尤其是宋代以降民风“健讼”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增多、资源有限背景下，百姓出于生计的迫不得已。 三、讼师及胥吏的推波助澜 除了经济发展、人口膨胀等因素的作用以外， “好讼” 、 “健讼”的产生与发展还有一些人为因素从中推波助澜，这其中，为追求个人利益而唆使人们讼争的讼师与胥吏值得关注。 关于讼师。由于中国古代的诉讼程序讲求书面主义的原则，打官司如果没有状词，案件将不被受理。而且，状词本身只有合法律合情理、得到长官的认可，当事人才有胜诉的可能。因此在中国古代，普通百姓完成诉状便需要通

7、过专业的人士。而“讼师，是指受人聘请代写诉状，也就是在法庭外帮助刑、民案件的当事人进行诉讼的人。 ” 讼师这个职业由来已久，春秋时期的郑国大夫邓析， “好刑名，巧言善辩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豑，可称得上是后世讼师的鼻祖，而当时跟从邓析“学讼者不可胜数”豒。到了宋代，随着民间纠纷的增多以及法律在民间的广泛传播， “尚讼”的风气逐渐形成，讼师作为一个职业群体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讼师的存在，一方面帮助了诉讼当事人通过法律手段维护了其正当权利，但同时出于追求个人利益的目的，讼师们也经常唆使人们争讼：“此间民俗，大概质朴畏谨。然其间亦有奸雄健讼，为善良之梗、使不获安息者。在民师帅，不可以不知。盖缘一种人

8、，长于词理，熟公门事体浅深，识案分人物高下，专教人词讼。 ”豓“汀属之劣衿势恶，皆借刀笔以谋生。恃此护符专以唆讼而网利。 ”“南方健讼，虽山僻州邑，必有讼师。 ” 关于胥吏。由于中国古代司法行政不分，审理案件的州县长官由于没有精力全盘受理投诉的整个过程，会将其权力下放给幕友、胥吏和差役之类的办案人员，在这种体制下， “奸胥、劣幕有得以问官不甚熟谙律法，辄肆上下之手，以行其贿赂之谋。 ” 以清代为例，胥吏虽然社会地位低下，但是在司法领域他们却掌握着实际的权力，直接参与着诉讼的整个过程。而且由于他们均来自于本地，同地方豪强、市井无赖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利用手中办事的权力去搜刮百姓是大多数胥吏

9、任职的主要动机，最终， “胥吏们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拼命地鼓动民众而告状。 ”豘甚至造成“小民因讼破家，而奸胥讼棍反借生涯。尔民膏血，几为吸尽。 ”豙这样的严重局面。 可见，讼师与胥吏的推波助澜，也是“健讼” 、 “好讼”产生的原因之一。 四、政治体制与司法制度的缺陷 在中国古代，集权专制的朝廷出于权力独揽的目的，往往有意混淆各级政府在管理权限上的合理分工，从制度上规定任何一件原本属于下级管辖的事情，上级均有权插手和更改。这一点表现在司法制度领域就表现为诉讼没有严格的终审制度。以宋代为例， “民事诉讼须先经县受理，县审理后不服，可以申诉到州，州断决不服，可向路的监司机构申诉，再不服可向中央御史台直

10、至户部申诉。 ” 这样的制度大大助长了“健讼”之风：“在漫长的转审过程中，一旦某个案子胜诉或者有了转机，无疑对其他的越讼和缠讼者就成了莫大的鼓励，使一大批原已失望者重新加入上诉的队伍。 ” 而且，在中国古代，在诉讼管辖方面还有不同案件归不同的部门审理的规定，从而引发当事人为达到胜诉的目的，总是竭力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渠道来诉讼，为求万全，一事数讼。如据明人记载：“民间稍失意则讼，讼必求胜，不胜必翻。讼之所争甚微，而枝蔓相牵，为讼者累十数事不止。每越诉会城，人持数词，于巡院则曰豪强，于盐院则曰兴贩，于戎院则曰理侵，于藩司则曰侵欺，于臬司则曰人命强盗，于水道通则曰淤塞 另外，中国古代官府对刑事案件比较

11、重视，对民事方面的纠纷则并不完全敞开诉讼渠道，所以，为了吸引官府的重视，为了使自己的案件得到受理，民间往往不得不夸大民事案件的危害程度： “词讼到官，类是增撰事理，妄以重罪诬人，如被殴必曰杀伤，索财必曰劫夺，入其家必诬以作窃，侵坟界必诬以发墓，此类真实固有，而假此以觊有司之必与追治者亦多。 ” “本因喧争，便称被打，本因讨索，便称打劫。 ” “或因口角微嫌而驾弥天之谎，或因睚眦小忿而捏无影之词。甚至报鼠窃为劫杀，指假命为真伤，止图诳准于一时，竟以死罪诬人而弗顾。” 可见，政治体制与司法制度的缺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诱发、助长人们的“好讼”与“健讼” 。 在古代中国，导致民间百姓“健讼”与“好讼”的原因有很多，本文选取了其中一些比较常见且重要的进行了分析。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们权利意识的提高、人口膨胀导致的资源紧张、讼师与胥吏的推波助澜、政治体制与司法制度的缺陷，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宋代以降民风“健讼” 、“好讼”的最主要因素。而通过对这些因素的考察与反思，对处理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些民事纠纷、对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的诉讼观，应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