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doc

1、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内容提要】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波三折，甚至大起大落。双方既达成过“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也险些从“战略伙伴”蜕变为“战略竞争者” 。中美关系定位之所以不够稳定，与双方在认知和战略上的差异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两国关系中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尝试虽然没有成功，但对如今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仍具有启示作用。首先，不能对复杂的中美关系作简单的“标签化”定位。其次，要重视两国在相互认知上的差异，做到知己知彼。再次，要运用底线思维，力争中美关系的主导权，做到有备无患。总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从冷战

2、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上世纪末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覆辙，力争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常态。【关键词】中美关系定位 战略伙伴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作者简介】胡勇，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战略与政策分析研究所讲师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5）02-0034-16 【DOI 编号】10.13851/ki.gjzw.20150200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4 年 11 月 12 日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时强调：“经过 35 年发展，中美关系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3、中美应该合作，能够合作的领域更加广阔。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承前启后、开创未来，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到实处，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更多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 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命题，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方兴未艾。根据一项文献研究，截至 2014 年 6 月，探讨相关主题的中文文献多达 137 篇（部） ，外文文献 21 篇（部） 。国内外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特点、必要性、可行性、障碍因素、实现路径和未来前景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也存在理论供给不足、分析层次单一、研究方法传统、研究领域有限等问题。 作为定位中美关系的新框架， “新型大国关系”虽然

4、是一个不久前才提出的概念，但“准确地说，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就一直在摸索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探索已历经了 30 多年而未止” 。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指出：“中美关系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顺应时势、不断调整创新、不断开创未来的历史” 。 细读这部历史，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定位震荡起伏，甚至大起大落，十分发人深省。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考察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史，并试图为当前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参考。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为什么中美关系的定位不够稳定，特别是上世纪末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尝试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如今

5、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应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一、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的演变 在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间至少存在三种关系形态，分别对应三种无政府文化：敌人（霍布斯文化） 、对手（洛克文化）和朋友（康德文化） 。 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关系可以进一步定位为敌人、对手（竞争者） 、伙伴、盟友、非敌非友等多种形态，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具体表述。国家间关系的定位不仅体现了双边关系的总体性质，而且为这种关系塑造了一个框架，规定了它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 在中美建交之后到冷战结束之前，两国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基础上构建了某种程度上的“准盟友”关系。 随着冷战走向终结，两国在一段时期内迟

6、迟找不到新的稳定的关系定位。中美是敌人、朋友、非敌非友还是亦敌亦友？从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期，美国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美国在对华政策的处理上经常处于一种临时应对和就事论事的状态，缺少长期的考虑和打算，难以从长远的眼光来发展中美关系” 。 于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前期，中美关系进入了“多事之秋”：从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到李登辉访美，再到台海危机，中美双方持续对抗，险象环生。双边关系陷入 1979年建交以来的最低谷。 直到台海危机使中美险些兵戎相见后，华盛顿的主政者才真正意识到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1996 年 7 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访

7、华，宣告中美恢复战略对话。同年 11 月，曾因首次访华大谈人权问题而与中方不欢而散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再次访问中国，这一次他的态度有了重大转变：“美国坚信，通过扩展我们在全球、地区、双边等每一个层次上的合作，将推进我们的共同利益” 。 1997 年开启第二任期的克林顿政府更是决心摆脱此前 4 年在对华政策上随波逐流的状态，转而追求一种“比较整合、比较一致、具有明确方向的政策” 。 1997 年至 1998 年，中美元首实现冷战后的首次互访，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7 年 7 月，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致信中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表示美国希望“使两国关系从单纯

8、的接触和对话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政府发出的这一重要信号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和响应。 同月举行的中美外长会晤一致认为江泽民主席访美“对中美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大意义”。1997 年秋天，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两国“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陪同江主席访美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两国领导人就“努力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是此访最重要的成果。 对于“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Susan Shirk）的评价是“为两国关系确定了一个全面定义和框架，从而为未来

9、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则从超越双边关系的层面作了解读：“这不是一种结盟关系。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国都希望建立相应的合作关系。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现在中美要努力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为了发展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互利合作” 。“我们希望所有大国都能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形势下，建立一种不互相敌对、不互相对抗的新型关系，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这可能也是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关系的一种新的方式” 。 1997 年 11月，江泽民主席向党外人士通报访美情况时

10、也指出，建立中美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主旨是不搞对抗，相互友好，加强合作。这种关系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两国应该是伙伴，而不是对手；第二，这种伙伴关系是建立在战略全局上的，而不是局部的，是长期的，而不是权宜之计；第三，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更不是为了谋求霸权。 国内知名的中美关系专家倪世雄在他的学术回忆录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中美确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就是一种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大国关系” 。 1998 年夏天，克林顿总统应邀回访中国，两国领导人再次确认了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 然而，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作为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

11、试，在实践中并不成功。虽然两国领导人坚称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只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但美国国会和舆论的主流意见是不能接受这个新的定位，认为日本和韩国才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伙伴。中美之间分歧非常严重，中国不但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还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 更重要的是，对于如何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政府并没有清晰的路径或者方案。因此，面对美国国内反华势力的挑战， “战略伙伴关系”显得毫无力量，几乎被架空。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美国府会斗争、克林顿拒绝在朱?F 基访美期间签署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协议、 “考克斯报告” 、北约空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等）在中美两国都“实质性地瓦解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概念。

12、尽管在克林顿执政的最后一年中美关系有所恢复，但“战略伙伴关系”已经淡出了中美关系的话语体系。 2001 年 1 月，新上台的美国小布什政府正式否定了“中美战略伙伴关系” 。被提名为国务卿的鲍威尔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对中美关系作了一个新的定位：“中国不是战略伙伴，但中国也不是我们无法回避和不可转变的仇敌。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一个地区性的潜在对手，但它也是贸易伙伴，愿意在我们两国都有战略利益的地区合作，如朝鲜半岛。中国具有所有上述这些特征。但中国不是敌人，我们的挑战就是要继续让中国保持这样” 。 然而，在合作解决撞机事件带来的危机后，小布什政府不再片面强调中国是（战略） “竞争者” ，而是认识到“美中关

13、系如此复杂，包括很多方面，所以简单地用一个词来涵盖是不准确的。这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但也是一个将越来越建立在友谊和信任基础上的关系、建立在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基础上的关系” 。 2001 年 10 月，在美国发生“9?11”事件的特殊背景下，中美元首在上海举行会晤，确立了“建设性合作关系”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小布什明确地将中国称为全球反恐联盟的重要伙伴。2005 年 9 月 21 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了一个关于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著名演讲，表明美国认识到 21 世纪的中美关系不同于传统的大国关系。虽然美国不认可中国是战略伙伴，但为了充实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内涵，推动

14、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中美在 2005 年和 2006 年先后启动了高层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 2006 年 4 月，胡锦涛主席访美，两国元首确定了“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双边关系发展方向。2009 年 4 月，胡锦涛主席与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 。2009 年 11 月，奥巴马总统访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致力于建设 21 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2011 年 1 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回访，双方在联合声明中除了重申致力于建设 21 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

15、系外，还对两国关系作出了新的定位：“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学者袁鹏认为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中美关系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定位， “既是对中美关系过去 40 年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关系发展的展望，成为指导中美关系下一步前进方向的重要框架” 。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声明中写进了这样一段话：“两国领导人认识到，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中美已成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发展积极合作关系的典范” 。 在此基础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命题的提出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综上所述，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波三折甚至大起大落。冷战结束之初，

16、中美关系处于危机管理状态，根本谈不上稳定的关系定位。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两国关系逐步回到正轨，双方领导人还达成了“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然而，这一“超前”的定位并未经受住重重考验。进入 21 世纪，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一度有从“战略伙伴”滑向“战略竞争者”的态势。直到撞机事件特别是“9?11”事件后，中美关系才峰回路转，并最终确立了“合作伙伴关系”的新的稳定定位，从而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中美关系定位在冷战后经历了如此复杂且戏剧性的演变，确实耐人寻味。 二、为什么中美关系的定位不够稳定？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起伏不定，原因比较复杂。但作为长期拥有中美关

17、系定位话语权的强势国家，美国的对华认知以及对华战略显然是关键变量。其中又牵涉美国国内政治的诸多因素，比如总统换届（政党轮替）后可能造成的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等。同时，双边关系的定位还受制于两国关系中的其他结构性因素。 在中美关系定位的波折中，尤以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挫折最引人瞩目。本文重点讨论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尝试为什么没有成功。以下分别从认知、战略和结构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一）中美对“战略伙伴”的概念认知存在较大分歧 据军事专家考证， “战略” （strategy）一词源自西方，是从战争实践中发展起来的。 “战略”本身是一个标准的军事术语，指的是“在国家政策统领下为赢得战争和军事斗争胜

18、利而谋划并指导未来实施的总体设计和构想。它是一项具有内在规律性的系统工程” 。 除个别例外， 深谙“战略”本源内涵的美国学者和官员更倾向于认定美国与其盟国或者准盟国之间才是战略伙伴。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就指出：“真正的战略伙伴应该具有非常相近的世界观、战略利益、政治制度以及制度化的信息共享和军事关系。而中国和美国却持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战略利益、对立的政治制度，更不存在什么信息共享，军事关系也是可有可无” 。 美国另一位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Douglas Paal）也认为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美国与日本之间才是当然

19、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实际处理中美关系时也竭力避免使外界产生中美是“战略伙伴”的印象。比如，1996 年 11 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时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的原定题目是“美国与中国：建设 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 。但就在克里斯托弗到访之前数小时，美方突然通知中方将题目改为“美国与中国：21 世纪的合作” 。中国学者分析此举表明克里斯托弗认为美国与欧日盟国才是战略伙伴关系，与中国尚未达到这一程度。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更是公开抛弃了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2005 年 3 月，当中美高层决定启动战略对话机制时，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管的迈克尔?格林等

20、人强烈反对使用“战略对话” （strategic dialogue）这一名称，理由是日本会担心中美战略对话以及“战略”一词带有军事意义，但中美并非盟国。于是美方改称“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 “高层对话” （senior dialogue） ，中方则继续称之为“战略对话” 。 相对于美国人的教条主义理解，中国对“战略伙伴”的认知已超出了狭义的军事或者安全范畴。借用“战略”的现代寓意，即从更广阔的视野、更宽泛的领域和更总体的层面来筹划两国关系的未来。 实际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的权威辞书中， “战略”都有广义上的所指“长期和全面计划” ，泛指“重大的、带全局性或决定全

21、局的谋划” 。因此，广义上的战略伙伴关系的重点在于长期和全局两个方面。 2001 年 3 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F 基在对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作出回应时就谈到：“美国新政府的一些高级人士认为，中美双方所确定的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对的，应该改为竞争对手关系我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沟通，关键是怎么理解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所讲的战略，就是长期稳定的意思。 ” 2004 年 5 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解释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时，也对“战略”作出了相似的理解：“指双方的合作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 ” 2009 年

22、11 月，温家宝在参加第十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时又将“战略性” 、 “全面性”和“稳定性”作为一组范畴来阐释：“就是要扩大双方在关乎人类发展进步的重大问题上的共识，深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排除疑虑和干扰，确保中欧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持续向前发展。 ” 事实上，中国与现有战略伙伴之间即使有安全合作，大多也只是“增加军事交流、加强军事合作与增进安全互信，缺乏实质性的安全合作” 。 这里需要补充和强调的是，中美两个社会总体上的认知差异也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产生影响。王缉思和李侃如就曾指出：“美国人普遍认为，信任应该建立在共同携手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并且以此来界定。在双边关系中，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在把中美关系定义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之前，应该表现出更多的意愿，采取更主动的行动，合作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