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陈企霞百年祭.doc

1、1父亲陈企霞百年祭今年 10月 20日，是父亲陈企霞百年诞辰纪念日，他离开我们也已经整整 25个年头了。 25 年来，我对他的思念非但没有减弱，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加深。作为儿子，我经常留意报纸杂志上有关他的文字。逐渐逐渐，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官方文字，包括各类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党史、国史，甚至连英国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都把当年轰动整个文艺界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给一笔抹杀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了。 但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是不应该被人忘记的！ 父亲陈企霞，作为当年“丁陈反党集团”的直接受害者，单凭他不屈的抗争精神，也是不应该被人忘记的。 记得 1979年春夏之交

2、，我在遥远的浙南山区，收到妹妹陈武强寄来的父亲平反结论的手抄件。捧着这份迟到二十年的公正裁决，我只看了一遍，就不禁号啕大哭起来了。 一切都是命运！命运！命运不禁几乎蹉跎了父亲一生的大好年华，还耽误了我们一家人的整整一百四十岁！ 可是父亲却不这样认为，他给我回信说： 这样一个结局的到来，我认为，说快是够快的（我那些年考虑到我自己可能看不到，不是写过“谁能知身后”那样的诗句吗？） ，说慢也真2慢得可怕，照你的说法：全家虚度了一百四十岁。但虚度两个字是十分不确切的。我尤其不喜欢你谈到命运那几句话，没有命运，绝对没有。“命运”是自己掌握的，如果你不能掌握，那只是在人和社会关系中，人自己多少还很“盲目”

3、罢了。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让你我大家都再努力吧！ 1955 年，在共和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个很值得重视和思考的年代。刚刚建立没几年的新中国，却发生了两件震撼人心、影响深远的大事，而且都是在文艺界：一个在党外，一个在党内；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内部的；一个是明的，一个是暗的。那就是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所谓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两案牵涉之广，株连之众，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据我的初步了解，决不会少于千人。 “丁陈”一案，开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有名有姓的也只有丁玲、陈企霞、李又然三个人。紧接其后的所谓“反右”运动，却连冯雪峰、艾青、舒群、罗烽、白朗也裹挟进去，再后来，中宣部的李

4、之琏、黎辛、张海、崔毅也都“难逃法网” 。而他们的同事、亲属，甚至企霞的学生，如唐因、黎白、白石、徐孔、徐光耀、李兴华、鲁芝也都席卷株连。 历史证明，这两个案子都是无中生有的大冤案，它的实际发动者和操盘手，就是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是整肃知识分子风暴前的不祥之兆，预示着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的严冬即将到来。从此，真话日渐消弭，谎言、奉承之风日盛，国人的道德风尚开始败坏。 “胡”案，众所周知，最高领导人亲自撰写的“按语” ，为它铁板钉3钉，成为当时绝对不可逆转的“铁案” 。 “丁陈”案，开始似乎是羞羞答答，在“党内”搞了近两年定不下案，甚至到 1957年夏还有了某种转机。但整风反右一来，它马上

5、由暗及明，由党内而党外而全国。而最后为此案定下调子的，仍旧是那个最高领导人（见炎黄春秋2013 年第 3期阎纲：毛泽东与文艺报再批判 一文） 。其言辞之厉，定性之高，都是无与伦比的。 依我之见，父亲作为“丁陈”一案中的“陈” ，实在是天大的冤枉。文艺报挨批，自应有主编“丁”顶着，周扬和“丁”历史上有一种难以厘清的纠结，矛盾由来已久，迟早总会爆发，本来不干“陈”什么事。只是由于“陈”在编辑部实际主事，为文艺报的创办呕了那么多心血，付出了那么多精力。大棒子一来，污泥浊水迎头泼来，他当然受不了，当然要据理直争。他以一种堂吉诃德的精神，奋起反抗。他是主动迎上去， “自投罗网”的，是在代人受过。 批斗“

6、丁陈”的斗争，如果从 1954年批判文艺报的红楼梦研究事件开始，到 1957年 8月 7日人民日报发表头条新闻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集团 ，先后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大大小小会议几十次，参与人数起码也上了万。期间作协领导违背国法和党章的基本原则，利用非法手段，通过非正常渠道，还“逮捕”并囚禁了企霞九个多月。为了从最易突破的缺口置企霞于死地，刘白羽专门带了一批人马，南下调查当年企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被捕坐牢的情况。他们对有关人员威逼利诱，企图获取虚假伪证，只可惜没有找到任何有利于他们的证据。 4我们从企霞上世纪 30年代晨更工学团的同事，和企霞一起被捕并坐牢的老战友柴川若的回忆中，

7、看到企霞是如何坚贞不屈、英勇而灵活地与敌斗争的：在同牢难友中，他遭受的毒打最多，遍体鳞伤，夜不能寐。但他始终没有在敌人面前透露任何线索，而是利用放风和上厕所的时间鼓励难友与敌人巧妙周旋。那时，他只是刚刚入党一年多的新党员，但已经坚定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血的旗帜这篇作品中，他塑造的为理想用自己的鲜血染红革命大旗的形象，就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 坚定的信念，不屈的意志，顽强的抗争，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那是面对敌人，可以怒目金刚，横眉冷对。可是，解放后的政治运动，面对自己同志的无端指责，无中生用的非难，却是百口莫辩。如果大家平心静气，争论讲理，自由民主，有什么问

8、题讲不清楚呢？可是，领导头头们自认为真理在手，不容置辩。只有他们的话语权，没有你的申辩机会。只允许你认罪，不允许你讲理。 这种整肃自己同志的模式，是从延安整风以后逐渐形成的。开始是学习，用固定的思想模式作为认定真理的标准，每个人首先用这个标准往自己身上套，挖思想，作检查。检查不力者被人抓住把柄，群起而攻之，身败名裂；侥幸过关者，一个个灰头土脸，垂头丧气。同时整人者和被整者也明白了一条真理：只有狠下心来整人，自己才有可能解脱，才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这是延安时期在整肃王实味时，就出现的类似以后的“批斗”形式。此后，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此招运用更是得心应手，把十来亿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终于导致了全

9、国和整个民族的5巨大灾难。 父亲严于律己，严格要求，但从不张扬，一切从大局出发。第一次文代大会期间，他忙里忙外，把工作搞得很有头绪。工作受到有关部门的好评，事后周扬想调父亲去他那里当秘书长，父亲不去。那年周扬要出国参加会议，说手头没有东西能拿出手。企霞说，这好办，我在北方文化当了多年的编辑，稿子都是现成的。于是编了本解放区作品选 ，周扬署上了自己的名字顺利地参加了大会。而它的实际编者企霞却无人知晓丁玲要办文学研究所，请企霞帮她筹划，企霞写了大纲、规划和详尽的请示报告。一切准备就绪，丁玲要他去文研所工作时，他谢绝了。 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审时期，企霞是实际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和召集人。他刚刚从历史的重

10、负中解放出来，再次燃起了工作的激情，只因其中几部作品有不同看法，为了对作品和作者负责，他熬夜把这些数百万字的作品又读了一遍，累出了一场大病。 这次茅盾文学奖评出后，评审人员的名单出来，那些没有参加任何工作的“大作家” 、 “名人”占据了显赫的位置，而企霞只排在一个很不显眼的普通的工作人员之列。家人为他抱不平，他只淡淡一笑，丝毫不以为然。 对他来说，类似这样的事太多了。 他曾给好几个领导当过秘书，秘书最接近首长，也最容易得到提拔。但他以革命事业为重，只知道埋头工作，不会讨好卖乖，自己有什么意见建议，不管领导是否合意，都大胆提出。领导的意见，他如果有不同6看法，也常常毫不避讳地当面提出，甚至和领导发生争论。那时的文艺界，企霞的“抗上”是有了名的，这也是他不被某些领导看好的原因。 我心目中的父亲，只是为了争得自己一点点小小的话语权、申辩权，便被打成了“臭名昭著”的“大右派” 。历史就是这样奇谲、怪诞，给人们开了这么个让人笑不起来的惨烈的“大玩笑”！ 百年了。我们永远怀念你，精神永存的好爸爸！ （责任编辑萧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