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与性情的调和.doc

1、1格调与性情的调和【摘 要】后七子代表人物王世贞一直被认为是格调派的代表人物，然而其早年诗论艺苑卮言中已经流露出对“性情”的重视，与钟嵘诗品多有契合。 【关键词】格调与性情；艺苑卮言；诗品 王世贞是明代“后七子”的代表人物，一向被归入“格调派” ，而通过对其早年诗论艺苑巵言的阅读不难发现，他对钟嵘诗品多有赞语，并受钟嵘“性情论”影响，其诗文观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形式主义” ，在“格调”与“性情”之间进行了调和。 一、钟嵘对文彩与性情的折衷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盪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飧，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钟嵘认为诗歌作用在

2、于“摇荡性情” ，并对毛诗大序提出的“诗言志”命题进行重新阐释：“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 ”由此颠覆了汉代以来儒家“诗与政通”的诗教2观，诗歌的目的成为抒发个体性情。诗歌创作是“感物”而发，而诗歌感荡人心的作用还体现在唤起读者的情感，引发共鸣，进而使情感得以疏导或净化：“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 ”

3、 论诗主性情是梁代一种常见观点，萧绎就曾说：“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但钟嵘对当时士人中流行描写闲情、艳情，竞尚新巧的诗风，非常不满，视之为“庸音杂体” 。另一方面，晋代以后玄言诗风导致诗歌过于直露，既少真情，又缺乏语言美感，也令钟嵘失望。因此，钟嵘对过文与过质的两种诗风加以折中，提出风力、丹采并重的标准来拯救江河日下的诗风。 钟嵘认为五言诗是最佳诗歌形式，能“指事造形，穷情写物” ，而要使诗歌有“滋味”应是风力与丹彩并举。 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幹之以风力，润之

4、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诗歌审美理想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 ，从“赋、比、兴”在诗歌中的运用所造成的实际表达效果上来说，认为应该多种表现手法并用，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 ，而专用“比、兴” ，则容易出现“意深词踬”的问题；而专用赋体，则容易出现“意浮词散”的弊端。二、 艺苑巵言对格调与性情的折衷 （一） 艺苑巵言对钟嵘的诗品多有借鉴，卷一就曾摘引上文所举诗品性情论的最重要的两段话，以为其“于诗文思过半矣” 。从3这样的直接摘录足以证明王世贞对诗品性情论的认同。 （二）王世贞在艺苑巵言中对诗歌评定恰好体现出其重视性情的一面。 1. 作为格调派诗论代表作的艺

5、苑巵言 ，深受严羽影响，在评析各家特点时喜从“才思格调”着眼，又往往落实到字词句篇等细枝末节之处。如： “东风摇百草” ， “摇”字稍露峥嵘，便是句法为人所窥。 “硃华冒绿池” ， “冒”字更捩眼耳。 “青袍似春草” ，複是后世巧端。 汉末古诗以浑沦为特色，而追求炼字警句、甚而落入“尖新生涩”地步，是魏晋以来诗文中里才发展起来的现象。从摇、冒两字即能辨识不同时代诗歌体貌的差异，正是主格调的王世贞的拿手好戏。 与王世贞相比，钟嵘对诗法没有细致的论述，品第诗人时仅仅从整体上对风格作印象式批评。这固然受到时代局限，毕竟钟嵘时代的诗歌发展尚不成熟，仅仅停留在文笔之辨，又好以评骘人物气质来对应地评骘诗文

6、风格，自与明代中后期诗歌辨体理论不可同日而语。 而有学者已经指出，王世贞“才思格调”说本身具有综合性，并不偏重格调一端。 “王世贞则明确提出了才、思、格、调四种因素，并且明确指出了四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 王世贞把才思看作是格调生成的基础，那么，才力的高下，也就会影响到作品格调的高下，同时，才思从本质上来讲也是作家个人情感品质与人生经历的综合反映，影响着作者艺术成就的高低。由此可见，王世贞评诗方法本身以蕴含着对格调4与性情的调和。 2. 另一反面，王世贞分析诗歌时也注重领悟作品的情感， “体悟”也是他评诗的一个方法。他曾引述王武子读孙

7、子荆诗的评语“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 ”认为说得极妙，因为“文生于情，世所恒晓。情生于文，则未易论。盖有出之者偶然，而览之者实际也。吾平生时遇此境，亦见同调中有此。 ”非但创作诗文源自生活中有感而发，而且读者读诗也要投入感情。读者读诗文时产生的思绪与情绪则是由读者自身所处的际遇环境而定，故而读者由诗文中体味到的思想情感不确定，即便一个读者面对同一首诗，在不同时空条件下所读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王世贞还进一步提出“实境诗于实境读之，哀乐便自百倍。 ”（艺苑巵言卷三） 。 魏晋南北朝诗作中有不少诗触动他对自己身世浮沉的感怀，特别能够引起他的共鸣。如卷二中评曹植诗：“吾每至“谒帝”一章，便数十过不

8、可了，悲婉宏壮，情事理境，无所不有。 ”艺苑巵言卷三还记录了另两则王世贞受到诗歌强烈共鸣的事例： 东阳既废，夷然而已，送甥至江口，诵曹颜远“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 ，泣数行下。余每览刘司空“岂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未尝不掩卷酸鼻也。呜呼！越石已矣，千载而下，犹有生气。彼石勒、段磾，今竟何在？ 王处仲每酒间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其人不足言，其志乃大可悯矣。余自庚申以后，每读刘司空二语，未尝不欷歔罢酒。至少陵“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辄黯然低回久之。 5陆士衡之“来日苦短，去日苦长” ，傅休奕之“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 ，张季鹰之“荣与壮俱去，贱与老相寻” ，

9、曹颜远之“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 ，语若卑浅，而亦实境所就，故不忍多读。 出于对诗歌情感的把握、与作者情感上的共鸣，王世贞对于一些格调卑弱的诗也采录下来：“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不得已而托之名也。 “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 ”名亦无归矣，又不得则归之酒，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且饮一杯酒。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亦不得已而归之酒，曰：“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至于被服纨素，其趣愈卑，而其情益可悯矣。 以上论述均能见出王世贞艺苑巵言在格调与性情之间的折衷态度。 三、结语 南北朝时期是汉语言文学发展到文体大备的时期，诗人们不仅创作了大量拟古之作，而且在理论上深化了“在心为志

10、，发言为诗” 、 “文笔之辨”等命题。明代文学始终围绕着复古与反复古、格调与性情演进，创作上模拟汉魏盛唐，理论上推求辨体。诗歌情感与形式问题成为这两个时期焦点问题。作为两个时期代表性文论著作， 诗品序和艺苑巵言就诗歌情感与形式则展现出一种折衷态度，这种历史相似性或许正说明中国传统诗论始终未曾离开过“抒情”的主题。而王世贞在晚年诗文思想发生了由重格调到重性情的转变，追根溯源，这种转向的萌芽在其早期诗论艺苑巵言中就已埋下。 参考文献 61 陈斌.明代中古诗歌批评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7. 2 何文焕.历代诗话M.中华书局，2004 年版. 3 李燕青.艺苑巵言研究D.上海大学，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