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群妒”.doc

1、1说“群妒”陆游词卜算子咏梅中有“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之句，可见“群妒”是人群中一种由来已久的社会精神病态，犹如杀人不见血的刀子，自古以来不知摧残、扼杀了多少英才。在极左意识形态横行的岁月里，这样的悲剧一再上演。最近读到罗基先生的哀沈元 （见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1 年 6 月版风雨同窗一书） ，更使笔者对“群妒”的危害有切肤之痛。 当年的北京大学才子沈元 1957 年被打成“右派” ，劳动教养，后虽摘帽，但已被取消学籍，不能回北大完成学业。他一头钻进北京图书馆自学，充分利用那里的藏书，苦心孤诣，埋头研究。时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爱才，正在寻觅一位称职的助手，当他读到由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

2、部副主任刘导生推荐的沈元写的九篇文章后，十分欣赏沈元的才华，认定沈元就是自己要找的助手，遂录用沈元为近代史所实习研究员。黎澍兼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挑选出急就篇研究在杂志上发表。 急就篇原是汉代的蒙学课本，沈元对急就篇的考订超越了大学问家王国维，而从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更是前无古人，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郭沫若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 ”另一位史学大家范文澜读后也说：“至少比我写得好。 ”沈元又写了篇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 ，全文五万多字，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从中摘录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发了整整一版，2史学界又一次轰动。沈元显示的卓越才华却招来了“羡慕忌妒恨” ，

3、众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都在谈论这位“右派明星” ，竟然蕴成了“沈元事件”。 黎澍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所里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却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有人给毛泽东写信寄油印材料揭发“沈元事件” 。此信恰好落在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手上，他压了下来，打电话给黎澍，要他以后千万注意。负责具体处理沈元稿件的历史研究副主编、近代史所研究员丁守和也说：“黎澍和我爱才，千方百计发表沈元的文章，结果帮了倒忙。 ”急就篇和论洪秀全发表后，有人告御状，告到毛主席那里，幸而被田家英扣住。 “田家英叫我们千万要注意，我们就是不注意。 ” 沈元又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

4、法和历史研究 ，丁守和感到文章颇佳，用署假名张玉楼的方法把它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正好这时人民日报让他们推荐文章，丁守和便将沈元的这篇文章和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的关于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起送往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编辑不知“张玉楼”系何人何背景，只以文章质量取胜，最终采用了沈元的文章。丁守和还暗自高兴，感到沈元的文章将所长的文章都比下去了，表明我们没有埋没人才。但有人了解到底细，知道“张玉楼”为何人，又不依不饶告到中宣部，说：“黎澍重用右派，不敢用沈元的真名，用假名帮他发表文章。 ”中宣部派人来调查，结论是没有违反原则的地方，但以后少发他的文章。 此时沈元利用故宫的材料，写了中国历代尺度概述 。这次丁

5、守和3说不发了，但经不住沈元恳求，而丁守和也看出他在此文中功夫下得很深，再说是一篇关于科技史方面的，有很大实用价值，无关政治，不忍心埋没这样的优秀文章，还是发表了，这回用的是“曾武秀”的假名。结果还是有人发觉了，研究所党委书记找丁谈话，下了最后通牒：“中宣部刚发通知，你们怎么又发沈元的文章了？以后不要再发了，免得给你们也给我们都带来麻烦。 ”这篇文章遂成了沈元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一个学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就此被彻底封杀了。丁守和痛心地说：“一次一次地发表他的文章，引起群妒，把他逼上死路。早知道这样，当年不发表他的文章就好了。 ”黎澍也说过：沈元致死的原因之一是“死于众人的共妒” 。 “文革”

6、开始，沈元这个“右派明星”立即遭受到非人的迫害和摧残，被斗得死去活来。为了活命，他幼稚地化妆成黑人企图逃往苏联大使馆，结果被逮捕，1970 年 4 月遭枪决，死时才三十二岁！罗基先生叹息道：“中国之大，何以容不得一个沈元！”罗基先生是沈元的北大同班同学，当时班里的党支部书记，他叙述的是自己的亲见亲闻，确凿可信。 恰如一位哲人所说：“每一个词的后面都有一个世界。 ”黎澍先生说的“共妒”和丁守和先生说的“群妒”是一个意思。本来，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对优秀人才产生忌妒是人性的劣点，表现了人性卑劣的一面，而产生于知识分子圈中的“群妒”更是一种社会病态，在

7、那个特殊年代这种社会病态竟成了政治生活常态！更卑劣的是，这种“群妒”为害之所以剧烈，是因为与权力相勾结。 “群妒”投靠权势，权势利用“群妒” ，却还偏偏用“忠诚” 、4“党性” 、 “国家” 、 “人民” 、 “革命” 、 “立场”一类硕大而光明的词语来掩饰卑劣的动机和目的，显得其无私和正义。在这个世界上，人才的出现和培养是需要竞争的，有时竞争十分激烈，杰出的人才都是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但竞争要有游戏规则，然而在思想文化专制统治下，所有的其他规则全部失效，只服从于一种“为政治服务”的封建专制规则。沈元在大学学习期间被划为右派分子，又被劳动教养，即使后来已摘帽，但其“右派”的政治属性如同封建社

8、会中“贼配军”刺于额头的金印一样无法消除，摘了帽也还是“摘帽右派” ，哪怕你才华盖世，也只能夹起尾巴做人，心甘情愿、老老实实地做贱民。而沈元的才华光芒却压抑不住，又恰恰遇上爱才如渴的黎澍和丁守和，连续不断地给予沈元发表文章的机会，在史学界一次次引起轰动。这下子便炸了锅，那些政治上绝对“正确”而学术研究能力十分平庸的同行受到极大刺激，便以“革命”的名义群起而攻之，忌妒演变成仇恨，不惜向当局乃至最高领袖写告密信，对沈元（也包括器重沈元的黎澍等人）罗织罪名，痛下毒手。幸亏当初信件落到田家英手中，田与黎澍是知交，压下了告密信，否则当时便有不堪设想的后果。但既是“群妒” ，就防不胜防，告密一次次接踵而来

9、，即使编辑发表沈元稿件变换着署假名，也依然有人嗅出味道，获悉内情，一再向有关部门写信密告。 “群妒”和权力密切合作，终于织下了一张谁也挣脱不了的罗网。现今经济领域常常提到“垄断” ，而那个年代政治垄断、思想垄断的危害甚于经济垄断，民族的活力和创新力被窒息了，知识分子圈中弥漫的“群妒”之风披上“革命”外衣，充当了权势垄断真理、扼杀人才的鹰犬。 5沈元无路可走，也无处可藏身，因为那个年代不仅极左思潮占据统治地位，还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人们都生活在单位里，单位成了强加给每个人的桎梏，离开所谓单位就寸步难行，人们完全失去了自主选择的权利。试设想，市场经济状态下会如何？应当说，由于人性卑劣的一面不

10、会消除， “群妒”的现象也就不会灭绝， “群妒”还会想方设法投靠权势，权势也还要千方百计利用“群妒” ，但要置人于死地毕竟不那么容易了。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这个单位不要我，可设法跳槽到别的单位去；这个城市无法生存，可流动到别的开放城市去；抑或干脆离开体制，当个自由撰稿人，靠勤奋、诚实的劳动，凭自己的才华、能力，也能谋生和发展。自然，民主政治的社会环境下，情况则会更好，这种悲剧可从根本上得以避免发生。可见，防止“群妒”和权势相结合来扼杀杰出人才，不能靠“青天大老爷”的庇护，不能靠领导的批示，那些统统靠不住，靠得住的只能是体制的革新，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即使遇上可怕而又可恶的“群妒” ，也能冲破罗网，开辟一个新天地。只可惜，沈元没能熬到改革开放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