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确保国家财政安全财政是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的综合反映。财政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内容之一。稳健财政、规避各类风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要务。只有财政安全，金融安全、企业减压增效、对外经济平衡、社会稳定等才有强大的财力保证。 地方债本身不是问题 政府债务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影响中国财政安全的一大核心风险。在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看来，这也是当前经济形势下，中国财政安全面临的最主要风险。但是，对于地方债问题要理性看待。 “中国现在的发展趋势是需要地方政府做一些事情，所以地方政府债务大也不奇怪。 ”林双林向经济记者分析称，很多基础设施项目都需要地方政府来做，而基础设施建设由
2、于投资量大、回报期长，再加上有一些项目属于公共设施的范畴，是没有回报的，所以，地方政府有债务其实不足为奇。 债务本身不是问题，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债务是否带来了对应的产出。“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得并不好。城市越来越大的发展方式并不对，现在各地都在摊大饼、占良田，不断建设新的开发区，盲目扩张，原有城区的基础设施反而建得不好，没有真正考虑城市的发展和老百姓的需求。 ”林双林说，如果国家对这种情况进行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又什么都不做了，还会削弱经济发展的动力，这是最麻烦的问题。 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把项目的效率和质量提升，那么在未来，让人们来偿还这些债务，他们也可以接受，怕就怕这些都是形象
3、工程、烂尾工程。所以对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合理规划，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已经不光是债务本身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要让当地的老百姓充分参与城市的建设，不能来了一任官员，觉得在老城区做项目不显眼 ，就跑去新城区圈一片土地做政绩，几年后他离开了，再来一任领导，再圈一片，这就陷入了恶性循环。 ”林双林说，要让地方来管自己的经济建设，让中央来管全国的社会福利， “但在中国，恰恰反过来了”。 如何把“地方债问题”中的“问题”二字去掉，显得尤为必要。 “地方债问题如果比较严重，可能会拖累整个中国的经济，使财政安全问题恶化。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税收研究所副所长、财政系主任吕冰洋向经济记者表示。 在吕冰洋看在
4、，解决地方债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多重约束。 “一是用行政手段约束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安全监管和规范运行；二是用市场手段约束地方债类贷款，在银行贷款审批上更为严格；三是对地方政府举债用途进行约束，毕竟很多地方债都来自于地方政府的造城运动 。 ” 用 PPP 模式开辟新财源 但一味约束必将打压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林双林表示，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亟待调动，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做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无米之炊，毕竟财政收入很少。虽然国家给予地方政府发行债务的权力，但由于债务是终身责任制，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就不高了。 ” “地方政府举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财政收支出现问题，特别是营改增 ，导致地
5、方财政出现紧缺，所以要从改变政府间财政分配办法上做文章。 ”吕冰洋说，现在大家都在探讨一个问题，地方财政不够用，那么是给地方更多的税收，还是进行分成提高转移支付呢？每一个方案都有弊端。 “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不能过多依赖转移支付，因为容易产生资源浪费。 ” 对于这一点，林双林也认为，一个可能的途径是，中央政府让一些税收给地方政府。 “尽管中央政府自身的税收出现下降，但只有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份额，才可能刺激其积极性，例如增值税，过去让地方政府拿 25%，现在给它 30%或者更多，也可以避免现在税收返还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 这样的方式尽管有效，但并不能从源头解决问题，最终还是要厘清财权和事权
6、。 “用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是最有效率的。如果在事权上没有厘清，财权上又过多依赖中央财政资金，这样地方政府不就是在用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儿吗？肯定没有效率。 ”吕冰洋说。 对此，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学会顾问贾康向经济记者表示，随着不断地探索，地方债的风险防范框架，前所未有地清晰了， “现在强调推进 PPP 创新，加大阳光发债力度，PPP 是制度供给的伟大创新，它从融资角度切入以后，会提升到管理模式的创新” 。 贾康认为，未来几十年，中国经历城镇化需要几十万亿元以上的投入，单凭政府投入显然是不能胜任的，这就需要通过推进 PPP 找到新的资金来源，同时和专业机构合作，消化掉潜在风险，
7、“以后的市场经济更多要靠企业发挥作用” 。 财政要进入新常态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也给财政安全带来一定压力。 “维护财政安全，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债务膨胀，我们要看债务和 GDP 的比重，不是光看债务的规模大小。如果经济发展得好，债务就不是问题了。但现在中国经济出现下滑，这是最令人担心的。 ”林双林说。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的财政也面临着新常态。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向经济记者表示，今年以来，受经济增长放缓、物价水平回落以及结构性减税等因素影响，财政收入增速持续较低。 “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财政收入处于低速增长阶段，今年个别月份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虽然超高增
8、长速度不是常态，但过低的增速也不是一个常态，新常态应该解释成，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财政收入状态。 ”施正文表示，这里隐藏着财政风险。 “现在的财政收入大幅度下滑，就是因为 GDP 增速下滑吗？事实并不是这样，经济增速下滑是财政收入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 ”施正文说，整个财政政策和税制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在财政收入降低过程中起到了负面作用。 “今年 GDP 增速平均也有 6%以上，有些地方的财政收入为什么降那么多？税收收入跟经济增长不完全同步，是因为税制安排，导致现在财政收入增速的降低比经济增速的降低还要快。 ”施正文表示，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财政也面临着重要的调整和转型。如果转型调整不及时，就会演变成财政的风险，甚至会引发财政危机，必须要着眼长远，对未来的财税改革要有顶层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