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房养老,少数人的“幸福”如果养老有一个幸福的样本,冯叔和梁姨应当是不错的备选对象。在距离广州地铁 3 号线龙归站车程 5 分钟的九龙花园,他们买了一处 100多平方米的宽敞房子,有电梯、采光好,坐在客厅里偶有温和的穿堂风扑面而来。因为这里远离市区,白天也显得十分清静,偶尔楼下有孩子跑过,那笑声在静谧的底色里像风铃,钻进老人耳朵里,并不讨嫌。 冯叔显然对自己的新房子十分满意,相比过去在芳村闹市的住所,他更享受此地。已经 80 岁的冯叔,外表看起来与平常老人并无二异,唯一不同的,他是中国最先参与“以房养老”的老年人之一。 幸福人寿和冯叔签订的这一纸反向抵押养老保险 ,带走了他和老伴在芳村老房的产
2、权,每月会支付他们一定数额的养老金,但两位老人百年之后,如果子女不赎回,这座房将彻底属于保险公司。 与人们想象中的孤寡、失独或抑郁老人不同,冯叔活得有点潇洒。当记者问他退休之后是否无聊时,他歪起头,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很忙啊!” “都忙些什么?” “现在学那个手机啊,那个微信啊,学得我满头汗。 ” 这位上世纪 50 年代的大学生,拥有比其他同龄老人更超前的想法,从 20 年前起就一直在有准备地替自己养老。1994 年,处于半退休状态的冯叔一心想寻觅一处养老之地,恰巧发现白云区龙归镇镇政府正在集资建房,因为便宜和清静,他很快买下了这里。房子地处郊区,当年只花了 9 万块,不到广州市区价位的三分
3、之一。由于这处房产不带电梯,考虑到养老不便,之后他们又花了稍贵的价格买下了现在的住所。 没过多久,单位又给他们分了一套在海珠区 40 多平方米的宿舍。两位老人在几年之后卖掉了这套宿舍,买下了芳村的旧宅,当年 1200 块的单价现在已经被幸福人寿评估为 15000 元每平方米。两人每月从保险公司领取 3000 块左右的养老金,加上 7000 左右的退休工资和房租,已经能过得非常宽裕。 他们花了 6 个月,亲自监工房子的装修,最终在两年前搬到这里。尽管住在郊区,但菜场和超市距离小区仅有 6 个公交站的距离,买米买油也有送货上门服务,现在的生活舒适而惬意。房子里随处彰显着老年人居住的气息:客厅密密麻
4、麻地陈列各客种煲汤的食材和药材,厨房的锅碗瓢盆整洁干净,书房里则摆着各种家制风味菜、粤菜精华、家庭小炒等烹饪书籍这是冯叔退休之后的爱好之一。他们唯一不太满意的,是从芳村搬过来之后换了有线电视公司,原来爱看的中央九套和十套没有了。 但在当下中国 2.16 亿的老人中,冯叔只能算一个特异样本。曾经做过广州市老龄办八年主任的吴玉华接触过更多的老人,对以房养老他的观点只有三个字:不看好。这位老干部在谈话里提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儿是观念,在他看来,中国人的观念还“没到那时候” 。国外那种独立的家庭理念被他形容为“狐狸”:养不熟。 养老靠子女,还是房子? 吴玉华底下有一子一女,女儿已经年过四十,早早嫁出去了,
5、儿子今年 36 岁,是个艺术家,目前还跟他住在一起。 “是因为广州房价太贵吗?”记者问他。 “不是,他有房的。哎呀,现在年轻人难说,又不愿意找对象。 ”吴玉华提到儿子的时候,神色游移了一下,但这位久经沙场的官员很快调整好,告诉记者,儿子单身不是因为没姑娘找,而是因为没看上。 “36 岁,那他应该可以照顾父母了。 ”记者说。 “他怎么照顾,我们照顾他。 ”吴玉华脸上露出一种近乎宠溺的笑容,“唉。这些年轻人啊,不一样。男孩跟女孩又不一样。他现在是我们做好饭,叫他他才来吃啊。 ”他和妻子两人都是从正处的岗位上退下来,现在退休工资加起来有两万以上,如果不考虑儿女的事,足够过得非常富足。 但他给儿子在广
6、州市买了房子,并用自己的退休工资偿还房贷。在提到儿子这么大为什么不能自立时,这位老干部脸上挂着含糊的笑容说,“搞美术的,挣不了多少。 ” “那您压力挺大呀。 ”记者又说。 “有什么压力。 ”这位前老龄办主任对儿子较为宠爱,他把这归于儿子是家里老幺。对于大四岁的女儿,在买房这事上,他也出了钱,但是没儿子多。吴玉华把自己这种无私的奉献称为中国人的习惯, “要是没给儿子留下什么,总感觉父亲没当好。 ” 但这种行为似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啃老”:中国巨变 30 年,政府的救市、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飞涨的物价,令当下中国人不得不转而向房子寻求安全感。在 2014 年流传的一则中国买房痛苦指数地图里,高度痛苦
7、的城市达到 9 个,其中在香港的年轻人痛苦指数最高:如果他们想凑足房子的首付,在不吃不喝的前提下至少需要 19 年。广州的情况稍好,需要 7 年,但这对搞艺术的儿子而言,也并非易事。除此之外,吴玉华在这段关系里的角色也并非人们想象当中的“受害者” ,他更像是发起买房行为的积极倡议者,目的是为了与儿子建立起一种协商式的亲密关系。 相比吴玉华努力嵌入下一代生活的模式,冯叔显然无师自通了西方的那套活法:强调更多的是夫妻之间、横向的去物质关系。他和梁姨打的是互相照顾的主意,因此,在两个女儿的人生大事上,他们从未过多干涉。 由于早年夫妻俩都在化工厂上班,一个需要三班倒,另一个则需要经常出差,两个女儿上的
8、都是全托式学校,早早懂事。1996 年,在东山口邮电大厦上班的大女儿认识了现在的丈夫,跟着他移民去了加拿大。 “反对也不行啊。不行啊。 ”冯叔连说了两遍,梁姨在一边附和,“没用的,她自己中意,是吧?” 这种开明也许能追溯到他们的上一辈由于解放前广州和香港沦陷,两位老人都没能长在自己的亲生父母身边,幼年就与养父母生活在一起。面对记者“见过大风大浪”的夸奖,冯叔哈哈一笑, “都过去啦,习大大都说,现在是你们的啦。 ”大女儿几年回国一次,小女儿两周探访一次,与外孙们的感情联络也并不密切,冯叔说自己就是空巢老人。但他有自己的坚持,即便是再老一些,也并没有让女儿们为自己养老准备。这对已至耄耋之年的夫妇,
9、仍满怀对子女的体恤,丝毫不觉得自力更生有凄苦之意, “反正她有她的家族,我们有自己的家族。 ” 和女儿们的关系独立,也使得在选择以房养老时冯叔有了充分的发言权。一开始,两个女儿并不愿意接受这种模式,尽管经济上并不需要冯叔再支援,但她们觉得这份祖产好似从自己手中割裂了。这种家族的割裂感,正是当下许多中国人不愿接受以房养老的痛点之一。 面对女儿们的心存疑虑,他拿出老人报上刊登的说明一一为她们解释,某种意味上,这份报纸带给他的影响可能比子女愈加重要,因为在今年 6 月第一次看到老人报推广以房养老,冯叔便深以为然,“她主要是惦挂你这个房子没有了,同她讲解,知道将来有钱,就把它赎回来,没有就算了。所以房
10、子的传承还是在我们这里的。 ” 除此之外,冯叔和梁姨考虑到以后年纪更大,生病照料需要更多开销,到时如果让女儿们一次付出恐怕力有未逮,而以房养老恰能补上这个缺口。老两口的苦心之下,女儿们最终同意了。 冯叔的小女儿嫁在广州本地,和先生靠自己买下一套当年四十多万的房产,不仅如此,这次为了买下白云的新房,还给父亲借了 5 万元。这个外表看似离散的家族,用着这样一种方式令“家”实现了延续。 以房养老还是小众选择 目前来说,这还并不是冯叔养老计划的终点。他有点小得意地告诉记者,自己打算和梁姨靠以房养老攒下一笔钱,以便年纪更大时搬去养老院住。他们对当下的年轻人充满体谅,认为后者在时间和金钱上确实都难以做到更
11、好的照顾。 “毕竟我们都不是李嘉诚嘛。 ”冯叔说。 但放到整个中国的格局来看,选择以房养老目前还是一种小众的选择。广州市社会福利协会的秘书长钟仕雄,作为参与修改幸福人寿以房养老项目的专家,向记者还原了这个项目的诞生始末。 2014 年 3 月 27 日,保监会批复了幸福人寿的幸福房来宝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A 款) 保险条款,这也是国内首个保险公司获批的“以房养老”产品。作为试点城市之一的广州,迎来了首批 15 个名额。但正式推进之后,在四个城市之中广州进度最慢,保险公司的高层主动找到钟仕雄,希望他能对文件提出修改建议。 “我看了以后说一定不行,你的产品没有双赢。都是你保险公司赚的,我们
12、老人没得赚,这是谁都不接受的。包括我都不接受,你让我来帮你推广?不行。 ”在最初的条款设计中,老人一旦离世,房子将彻底归保险公司所有,剩余价值老人的亲属也无法获得,钟仕雄认为,这从买卖合同角度来看也不对等,无怪乎 90%以上的人都会反对。在双赢的前提下,钟仕雄独具慧眼地提出了四点建议,并在今年四月成功加入到该项保险产品中。 这四点包括冯叔正在享受的房屋放租权利、增值部分归老人所有、房价下跌与老人无关以及子女在老人去世后拥有赎买权。在加入修改意见之后,广州参与以房养老项目的老人迅速增加到 15 个左右,其中就包括今年 8 月刚刚签订的冯叔。但冯叔不知道的是,在老人报上刊登广告也是钟仕雄的主意,这
13、位对养老政策了解颇深的秘书长,深谙打动老人的智慧。 这位老专家说,要是自己到了 60 岁(投保年龄要求是 60 周岁至 85周岁) ,也会购买以房养老产品。他算了一笔账:“比如说我两夫妇,我现在退休金一万多,我太太马上退的话一万多,然后我再拿一万多,我还有房子租给人家,我四五万一个月,我跟你说,我啥都不用干了,我去旅游了。 ”对于儿子,他的说法有点儿“简单粗暴” , “他已经有房了不用管,你有本事就去拿,没本事就给你钱咯。 ” 根据幸福人寿提供的官方数据,从今年 3 月底至今,全国约有四十余户家庭参与以房养老。由于这个数字不多,以房养老已被不少人唱衰。但在幸福人寿给记者的答复中,这款老年人住房
14、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已经被清晰地定义为面向小众群体的保险产品。 从设计角度而言,这种以房养老的保险产品优先瞄准的是孤寡、无子女、失独等特定群体老人,在试点期间实行“三优先”原则,优先孤寡失独老人、优先低收入家庭、优先高龄老年群体。但市场反馈的结果却有点微妙:例如幸福人寿已承保的客户中,有子女的家庭和无子女的家庭各占一半。 在这些家庭里,他们对于以房养老的需求也各不相同:有失独家庭老夫妇居住在单位分的居室中,靠以房养老来提高晚年生活水平的软性需求;也有患有慢性病需要该保险产品提供医药费支持刚性需求。当然也有像钟仕雄一样,将这项产品视作“锦上添花”的人,他认为在物质上已经比较丰沛的老人才更合适以房养
15、老, “对于两套房子的,特别知识分子高素质群体的,它是一个好产品。 ”兴许是产品刚刚问世,它的客户并没有能一以贯之的某些明确共同点。 在养老金分配效率遭遇争议、养老金偿付能力倍感压力的现实处境之下,FT 中文网财经版主编徐瑾曾提议,国家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比例不应该过高,无论个人 8%还是企业的 20%,都应该适当降低,合理的比例以维持基本生活水准即可不仅公务员和民众应该一样水准,即使太子也应该与庶民同等对待。与此同时,在基本保障之外,应该拓展多重投资渠道,让公众可以自主选择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等辅助工具。假如从这种角度上来看待,我们现今所看到的以房养老,至少是一种不错的制度补充。 更多的老人
16、可以到哪儿去 对于剩下的大多数老人而言,进养老院似乎成了一种新的高性价比选择:不需要太大付出,同时能获得照顾。 其中,公办养老院又以服务好、价格低受到不少家庭争抢。以广州市为例,目前全市约有 140 万老年人,其中广州市公办养老院大约提供了 4 万个床位,目前还有 3000 人左右正在轮候。不过,钟仕雄告诉记者,在两年之内,广州就将增加 1 万个床位,公办养老院不会存在一床难求的情况。 但这位经历了两次经济改革的前官员对养老的思索不止于此,基于广州养老院构成民办占大头的情况,他觉得未来公办、民办将不会“泾渭分明” ,公办价格偏低的情况也将逐步变化, “除了每月 1200 给托底人群的,其他价格
17、都将逐渐放开。 ”在他看来,养老产业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市场,过去政府包干的思路已经行不通了,需要让各种社会力量进入其中。 不同的立场决定了人们看待养老院的态度。和钟仕雄的那种宏观思维不同,吴玉华的位置看起来有点儿摇摆:一方面,他是政府养老办事处的官员,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是个老年人。 基于前一种身份,不少亲朋好友都曾联系过他,寻求合适的养老院。通常大家关心的还是公办,因为毕竟是国家主导,住得放心。记者和他聊起了冯叔,吴玉华对他将来搬进养老院的想法非常看好,因为能住正经的养老院,还能有点儿零花钱。 “现在进老人院并不是不光彩的事。因为子女要工作,没有时间照顾你,这个观念已经在变。 ”吴玉华曾经上过电
18、视台的节目,他甚至在节目里提了个新潮的老年人“同居”概念,因为这样一不牵涉双方家庭,二不涉及财产分割。有同僚跟他说这是政治不正确,他哈哈一笑说,不登记不触犯法律。 但说到自己是否会进养老院的时候,吴玉华的答案却是否定的。他用一个利落的转头并同时摆手的动作,证明了自己对于进养老院的不愿意。 “为什么不愿意呢?” “你比如说啊,住到老人院都是老人。 ” “觉得没有活力是吗?” “今天看那个走了,明天看那个走了,那个有影响啊,心理上。还有如果我在自己家里,反正有人照顾我,我比较自由自在的。 ” “那像您现在是跟子女住还是自己住呢?” “我,现在是子女跟我住,不是我跟他住。 ”这位前老龄办主任隐秘而模糊地笑了一下,也许在他看来,儿子喜欢吃“爸爸菜”仍然是一种可控的行为那是小时候儿子对父亲做的菜的称呼。 邓小平南巡讲话曾说, “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福利社会,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我们还要维持家庭。”这段话或可说明,以吴玉华为代表的一派老人,对家庭的观念根深蒂固情有可原。 (摘自南都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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