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检察》60年往事.doc

1、1人民检察60 年往事法学界名家大量在人民检察上发表文章，并引以为豪， 人民检察也开始走入学界与社会的视野，逐渐成为中国法治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块理论阵地。 956 年的夏天，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编译处处长的任重捷，接到一纸关于出版“人民检察”的决定 ，要求他于 1956 年 6 月创办人民检察 。从此，在最高检北楼偏东的编译处办公室里，任重捷与他的团队开始了一段筚路蓝缕的日子。 其实，距此两年前，39 岁的任重捷出任编译处处长的时候，院里已有一个刊物，名为“检察工作通讯” 。任重捷明白，创办人民检察 ，在规模上、内容上一定要强于“检察工作通讯” 。在国家法制日渐健全的背景下，检察制度和检察组织也需

2、要迅速健全起来， 人民检察就是因为这个需求而诞生的。那年 3 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也明确了这一点。 然而让任重捷没想到的是，他与他的团队一手打造的人民检察 ，不仅超越了“检察工作通讯” ，更在历任负责人励精图治之下，随着中国法治的发展，成为中国检察理论与研究的主要阵地，经历了 60 年风雨，虽有短暂停刊而终于屹立不倒。 今年 6 月，正是人民检察杂志创刊 60 周年的日子。从 1956 年到 2016 年，几乎是伴随了整个中国检察制度的起伏与发展，这本背靠中2国法治进程、面朝万千人民群众的杂志从风雨中走过的一甲子年岁，显得尤为珍贵和庄严。 历经两度停刊的内部刊物 1996 年 6

3、 月 25 日，在人民检察杂志创刊 40 周年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说了一句让全场同志都感同身受的话， “当年，我们是读着人民检察成长起来的” 。 人民检察第一任负责人任重捷也在席中，他的长子尹西林说，父亲经常提起张检察长这句话，成就感溢于言表。而这句话也让他想起许多往事，40 年前那些陪伴父亲燃着艾卷伏案工作的日子，似乎就在眼前。 在刚创办人民检察时，任重捷患有严重的胃病，发作的时候疼痛难忍。然而人民检察每月要出一期，组稿任务很重，任重捷每天忍着病痛去上班，忙不完的时候还经常带着校稿回家加班。 任重捷妻子那时在远郊补习文化，周末才回家，所以，平日里给任重捷抓药、推拿、艾灸的工作

4、都落在了还在上小学的长子尹西林的身上。那些晚上，总是尹西林骑在任重捷背上为他推拿，而任重捷则趴在枕上全神贯注地改稿。 1956 年 6 月， 人民检察正式创刊，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鼎丞题写了“人民检察”的刊名，刊物以月刊的形式对内发行。 在尹西林印象中，在人民检察的时光是幸福的。创刊初期的人民检察编辑部，即编译处办公室，在最高检北楼偏东的位置。办公室门背后有个麻袋，里面装有许多空信封，都是全国各地检察院寄来3稿件拆剩下的。信封上的邮票成了尹西林集邮的来源， “全国上千个基层检察院，邮票种类丰富，我在人民检察编辑室的废纸袋里幸运地享受了集邮特权 ”。 任重捷与编译处的努力没有白费，刚创刊

5、的人民检察定位于全国检察机关的内部刊物，以宣传中央对检察工作的方针政策、传达最高检有关工作的决定和部署、并宣传各地检察机关的办案经验为主，刊登了大量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文章，受到各地检察院的热烈欢迎。后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公安、检察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任重捷和编译处被评为全国检察系统先进个人和集体，并授予证书、奖章和紫绒奖旗。时任最高检检察长的张鼎丞在主席台上笑吟吟地把奖旗授给任重捷。接锦旗时，任重捷被足下卷起来的红毯拌了个了踉跄，差点儿闹了笑话。 然而，好景不长。1959 年下半年，所谓的“基层政权消亡论” “有事办政法，无事办生产”等论调铺天盖地、甚嚣尘上。1960 年，中央公、检、法三

6、机关合署办公，最高检只留二三十人，各项业务缩减，对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指导名存实亡。由于办刊人员悉数调走， 人民检察在出版了 76 期之后便停刊了。 停刊持续了两年时间。1962 年，根据中央的意见，最高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恢复各级检察院的组织，并恢复和新设立最高检本身的业务机构。随着检察工作的恢复，同年 12 月 30 日，最高检作出关于“人民检察”复刊的通知 ，通知指出，为了适应检察工作的需要， 人民检察于 1963 年复刊。 复刊后的人民检察 ，延续之前的定位与功能，刊发了一系列有关4检察工作各个方面的文章。随着“五反”运动的开展，检察机关关于“五反”的文章陆续刊发。随后，中央关于依

7、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指示下达，依靠群众办案成为 1964 年、1965 年检察机关工作的重点，杂志也持续进行了宣传和报道。 然而， 人民检察也逐渐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1966 年，在外界的干预下，不得不开始大量刊发一些本不属于检察理论刊物应该刊发的社论文章。同年 6 月， “文革”全面展开， 人民检察在出版了当年的第 7 期（总第 137 期）之后，便停刊了。 灾后重建走上学术前沿 1978 年， “文革”落下帷幕已有时日，检察机关于这一年恢复重建。曾于 1962 年、1963 年间供职于人民检察的周来以回到最高检研究室工作。 随后，最高检作出关于人民检察复刊的通知，决定人民检察于

8、 1979 年 6 月复刊。通知指出， 人民检察是供检察干部阅读的内部业务刊物，要求人民检察暂不定期出刊，然后逐步过渡为双月刊、月刊。 周来以便在时任最高检研究室主任王桂五的领导下，开始筹备人民检察的复刊工作。因为曾经在人民检察编辑部工作过，她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先将杂志办起来。 周来以先去原来印刷人民检察的京安印刷厂商定了印刷出版人民检察等事项，然后找到了最高检行政处以前为出版人民检察购买所需纸张的工作人员，请他购买纸张。同时，她向最高检人事厅申5请调来两个干部担任编辑工作，后来又分配来两个大学生、两个从部队转业的干部，还调来两个小青年，一人收发来稿和最高检、各省市检察院报送的文件等，另一人担任

9、版面设计、下工厂送稿等工作。 编辑部的工作由周来以负责。每期加工后的稿件，经三次校阅，送王桂五和后来调来的副主任金默生审核，最后送给副检察长张苏签发后付印。 复刊后的人民检察延续“文革”前的主要内容，及时登载最高检的工作计划，论述检察机关的重要性、必要性，交流办理案件的经验等，为此设置了多个栏目，如“案例选编” “工作研究” “大家谈” “新风赞”等，还放眼国外检察制度，开设了“国外检察工作”等栏目。 人民检察的再度复刊受到各地检察机关的欢迎。周来以回忆，其时“文革”刚过，许多新调进检察机关的人不了解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畏手畏脚、妄自菲薄者不在少数，有的甚至把“检察院”误认为是“检查院” ，好

10、长时间后才发现搞错了。 人民检察作为一个检察宣传窗口，对全国检察机关的工作迅速重回正轨起到很大作用。 “当时，政法系统主要有四个刊物：人民公安 人民检察 人民司法 民主与法制 。相对而言，我个人比较喜欢前两者，一是信息量充分，指导思想明确；二是理论性、学习性研讨多，重要的经验介绍也较为丰富。 ”湖北省检察院原检察长钟澍钦回忆，那个时候， 人民检察的每一期他都看，尤其是第一篇文章，分量很重。 “有一位曾被列为右派后来被平反的检察官，怕以后实施检察工作被批判为矛头对内 ，再成右派 ，通过阅读人民检察消除了顾虑；还有些人调到检察院工作，发现工作条件太差，连个办公桌都没有，6要写点儿什么只好挤在公安、

11、法院的人的办公桌上写，也通过人民检察了解了检察机关的重要性。 ”周来以回忆。 复刊后， 人民检察的办刊工作逐步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 1989 年第 1 期开始， 人民检察由内部发行改为向国内公开发行。公开发行意味着，杂志在指导业务的同时，将担负面向社会宣传检察机关、检察工作的新任务。 1991 年 4 月，时任最高检检察长办公室副主任的刘佑生，被时任最高检检察长刘复之选中，要求其创办中国检察报 ，并将人民检察并入了中国检察报社。 刘佑生给人民检察带来了“两结合”的新思路，即：既要走在中国法学理论、特别是检察理论研究的前沿，又要与最高检的司法思想相一致，引导检察官公正司法。这一思路给人民检察注入

12、了全新的活力，以往一直以服务中央和最高检为主的杂志，摇身一变要引领法学理论研究，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变革。 在人民检察编辑部的努力下，1992 年开始， 人民检察被评为中国法律类核心期刊。刘佑生回忆，当时， 人民检察与中国法学法学研究 人民司法并称中国法学界的“四大刊物” ，在中央一级的学术期刊中享有盛誉。 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法学界的名家巨擘开始大量在人民检察上发表文章，并引以为豪。也正是经由这个时期， 人民检察开始走入学界与社会的视野，逐渐成为中国法治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块理论阵地。 其实，检察机关内部曾对人民检察办刊方向有所争议，有人主7张办成类似民主与法制那样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型法律读物，以扩

13、大发行量和知名度。对此，1992 年起担任人民检察主编的袁其国据理力争，认为人民检察的基本特色在“四性”：权威性、指导性、理论性和实践性，应当坚持面向全国检察系统交流经验、指导工作的办刊思想，不宜再兼有其他职能。 就像这样，在历任主编和编辑们的工作努力下， 人民检察的办刊宗旨一直延续下来。 在争鸣中推进检察革新 “在世界各国的检察制度比较当中，中国的检察制度跟别的国家明显不同。制度建设的理论靠谁推动？就是靠包括人民检察在内的最高检的机关刊物对外宣传。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感叹。 “就我个人而言，这些年一直关注人民检察的发展。我自己也先后在杂志发表了 18 篇学术论文。 ”

14、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表示，他还清晰记得自己在多年前人民检察上发表的有关刑事和解制度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文章。其中，刑事和解制度在当时算是理论前沿，陈光中的文章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讨论。当时有人批判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相冲突，有“以钱赎刑”的嫌疑，争议比较大。但最后文章的观点在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被接受，并在立法中有所反映，正式成为一种法定制度。附条件不起诉也是一个当时比较新的倡导，陈光中提出后，很快得到最高检起诉部门的支持，虽然因为立法时机还不成熟，没有作为普通诉讼程序规定，但是也写入了未成年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8“这几篇文章都是在人民检察发表的，说明它不仅关注检察实务，解决

15、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在检察制度的发展方面，也有很强的理论探索精神。 ”陈光中认为，敢于讨论在学术界尚有不小争议的话题，通过杂志的平台发起学术交流，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人民检察之所以能够从创刊到现在历久弥新、硕果累累，是因为它不仅仅关注学术前沿问题，更重要的是它非常注重发挥机关刊物的独特作用，通过对前沿问题组织讨论，厘清重点争鸣观点的法律关系，从而在立法、司法上对国家法治建设做出贡献。 ”刘佑生也表示。 刘佑生向记者举例说，关于检察机关职能部门设置的问题，王桂五、徐益初等法学家曾在人民检察撰文呼吁考虑将经济检察部门改为反贪污贿赂部门、将法纪检察部门改为渎职侵权检察部门。1995 年

16、，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正式挂牌；2000 年，最高检法纪检察厅正式更名为渎职侵权检察厅 除了樊崇义、陈光中、王桂五、徐益初等人，还有高铭暄、龙宗智、何勤华、张明楷、赵秉志等在法学界久享盛名的法学家，以及众多来自检察实务部门的专家，都曾在人民检察发表过署名文章。 也正是这些法学家与实务专家在人民检察上的百家争鸣，造就了人民检察的黄金时期。 办刊要有“守住水井”的精神 继 1992 年被评为核心期刊后，2005 年 2 月， 人民检察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全国百种重点期刊” 。同年，为了增强检察理论研究9的宣传力度，同时建立更加灵活的管理和办刊机制， 人民检察从月刊改为半月刊。 在改刊时，刘佑

17、生向人民检察编辑部讲了一个“守住水井”的故事。故事大意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依靠农民的力量征服天下后，面对贪官污吏，一面严刑峻法，一面告诉官吏们，要老老实实为官，就像农民守着自己的水井一样。井水虽不满，但可天天汲取，用之不竭，如果一个农民天天嫌不满，想要更多的水，那么其召唤而来的洪水就会将水井连同他自身一起淹掉。 刘佑生说，朱元璋的故事虽然浅显易懂，但富有哲理，这个故事不仅适用于为官，也适用于办刊。对于一个刊物而言，守住自己的读者与阵地，是最根本的坚持，要想办好刊物，就要坚持自己的鲜明特色。 现任人民检察杂志社社长徐建波至今对“守住水井”的故事记忆犹新。 “守住水井天地宽”也成了人民检察多年来办刊不变的宗旨。从检察制度发展的角度看， 人民检察的历史见证了中国检察制度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检察理论研究自检察制度发展的一开始就受到高度重视，杂志在百废待兴之际又与检察制度同呼吸、共命运。这段漫长的年月也代表着经验的积累、精神的传承。 “花甲之后，还有耄耋、期颐之寿， 人民检察一定会越来越好。 ”徐建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