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葡瓜效应”的陷阱舆那霸润无疑属于那种野心勃勃的历史学家。这不仅是指他纵论“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 ，驾驭宏大叙事和庞杂史料的学术能力，更在于他敢于突破既成框架，以崭新的学术视野重构“大历史”的胆识。在他的书中，为作者反复强调、且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有二：“中国化”与“江户时代化”这是两条完全相反的路径：“我们自以为是全球化的社会变化，其实是中国化的老路 ”；可想要中国化而未得，最终却走上了邪路的，是漫长的江户时代 ”。于是，一部自中世至今的千年日本史，便在“中国化”与“江户时代化”这两股潮流的兴替中被重构。 首先应厘清的一个问题是，所谓“中国化” ，并非指中日两国打打杀杀、征服与被征服的角力关系
2、，而是指日本社会的状况与中国社会逐渐雷同化的趋势。 照“京都学派”代表性历史学者内藤湖南的说法，世界上最早进入“近世”的国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而是宋朝的中国这早已成为日本史学界的定论。舆那霸也沿袭了内藤的“宋朝近世说”：中国从宋朝开始就进入了“近世” 。更明确地说，自那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构造，直至今天，都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可问题是， “刻意模仿到唐代为止的中国的日本，不知何故却没有接受宋朝以后的中国的近世 ，而是经过中世从镰仓时代到战国时代没完没了的打打闹闹，最后迎来了江户时代这么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另类近世正像宋朝形成的社会体制在中国一直延续到今天那样，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体制也
3、一直延续到今天。 ”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今天日本的这种江户时代的状态却面临着终结，其结果是，日本社会终于将要进入与宋朝以后的中国的近世同样的状态正在实现所谓中国化 ”。在舆那霸看来，这种转型的态势早已出现，且不可逆转，而一个决定性的转捩点，就是“311”大地震：“我更倾向于认为，从进入 2010 年代前后开始的一两年间起， 日本社会的终结便已逐渐明确，而311只不过是使此现象更为明显的最后一击而已” ；“走进死胡同的漫长的江户时代本已开始崩坏，不幸而至的大地震带来的惨祸更加速了其崩坏的速度” 。 内藤湖南认为，今天中国社会的原型早在宋代便已成形，其特征是废除贵族制，强化皇权独裁；全面推行隋
4、以来的科举制，儒生被赋予“机会平等” ，一切以“能力本位”决胜负。胜出者，进入官僚体系辅佐皇帝，失败者则流落江户混同百姓。身份制消弭，社会体制松绑，资源得以释放。货币经济渗透，人口向城市集中，经济空前自由化，但“政治秩序却通过某个唯一势力的支配来维系” 。换言之，此乃今天的全球化的初期版本。 当这种“全球化”浪潮汹涌袭来的时候，日本自难免受波及，但骨子里却坚守自己的道路，其显例就是江户时代堪称是宋代中国的“对极”：士、农、工、商，身份判然，等级森严，互不逾矩。人们以村、町等地域共同体为单位，各司其职，共同受制于某种有形无形的身份契约，让渡相当的人身自由，以换取一份大致过得去的生活保障。而战后的
5、日本企业社会，可以说是江户时代的现代版：大企业在一党独大的自民党政权的保驾护航下，一路成长，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是全社会约定俗成的企业文化，大学毕业生只要进入一家大公司，便一猛子扎下去，终生有靠，基本无需三心二意， “骑马找马” 。 舆那霸认为，千年东洋史，便是一部“中国化”与“江户时代化”此消彼长、存废兴替的历史。从古至今，日本一向对全球化疲于应对，而此前的“全球化”就是“中国化” 。 “中国化”的特点是上有中央集权，但社会几无身份束缚，百姓自由放任，类似于“放养” 。可问题是国家、社会不靠谱，个人生存面临危机时，只能投亲靠友，寻求血缘庇护；而“江户时代化”作为相反的路径，则倾向于弱化中央集权
6、，强化封建制，旨在“去中国化” 。生民被束缚于家、村、町的地域共同体中，类似于“圈养” 。直到战国时代，武家随便更换主子的行为也是被严格禁止的，武士们只能祖祖辈辈效忠于同一大名家，是真正意义上的“终身雇佣”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日本企业主与雇员的关系也类似于旧时的大名与武士。 “中国化”与“江户时代化” ，就像一张纸牌正反面，被翻来覆去地出牌。 就笔者个人而言，对这本中国化的日本的阅读体验颇为奇特：前半本，甚至到三分之二处，都有种难以抑制的暗爽感，因为字里行间充斥着“中国化”及“中国化”遭遇挫折后，日本如何以“江户时代化”来调整，疲于应对，而应对不利时， “中国化”又何以卷土重来，等等。但此后
7、，暗爽渐次变成黯然，继而变成不爽，最终干脆成了郁闷！作者似乎颇谙熟阅读心理学三味，直到 264 页才亮明自己的立场：“本书所谓的日本的中国化 ，完全不是那种在日美军抑制力削弱后，中国军队就会大举进犯占领日本之类的意思。与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完全没有关系，指的是日本国的社会要变成与中国同样状态之意。我本人觉得这后者才格外令人恐惧，而且真正实现的可能性远超其他，着实令人担心。 ” 那么， “中国化”中的哪些问题竟让舆那霸教授如此恐惧呢？ 答案是“多样性”的缺失。日本在经济高度增长的六七十年代，遭遇了诸多伴随着增长的“阵痛” ，发生过异常严重的空气污染、河川污染和土壤污染问题，整个国家被称为“
8、公害列岛” 。但正因了这种“多样性”，靠“发展不等于一切”的价值多元化思维，社会才能容纳不同的观点，接受反对党的质疑和媒体的批评，从而及时切入对单一发展观的反思，才为问题的解决找到了出路。如果日本没有政治反对、社运推动、媒体监督、司法保障这“四位一体”的“立体作战” ，它凭什么能走出困境？ 因此，无论是“中国化” ，还是“江户时代化” ，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何以容纳“多样性” ，建构价值多元。中日互“化” 、混搭，是一种文明的“嫁接” 、 “杂交” ，就像整容手术一样，有多大魅力，便有多大风险。而最大的危险，不是别的，正是“葡瓜效应” （葡瓜，葡萄和甜瓜的复合词，指人们为了谋求“甜瓜般巨大的果实还能像葡萄般结成串”的物种，把甜瓜和葡萄嫁接，但杂交的结果是“葡萄般小的果实却像甜瓜那样只结一个” ） 。对此，舆那霸心知肚明，似乎也相当悲观他在书中不无耸听地写道：“危险，禁止混合！” （作者为作家、艺术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