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doc

1、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摘要：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经典著作，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析，探寻资本主义生产下“人”被异化的根源，提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由此，马克思又为我们呈现了“人的全面”这一新命题。笔者拟从文本中马克思对人属性的研究出发，探析人属性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的属性；人的异化；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手稿 ）作为一部从经济学上研究人的异化根源的著作，它不仅给我们提出了经济学哲学上的理论，也涉及了人的属性，并从人的属性出发，延伸了人的发展的问题

2、。笔者正是从人的发展需具备的属性出发，探寻人如何得到自由、实现解放。而对于与人的全面发展背道而驰的人的异化又如何得以解决，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一、 手稿出现的历史背景 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经典专著， 手稿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过程第一阶段的标志，是马克思在年轻时代总结自己的思想和弄清思考的问题而写的一部未完成手稿。 手稿出现的时代背景，始于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和对黑格尔哲学的探寻，加之彼时莱茵报被查封，迫使马克思退居书房。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去大量阅读并深入研究前者所涉及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并追寻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以求解决当时在资本主义积累时期出现大量被异化、物化、工具化的人这

3、一问题的探寻。而正是由于马克思对于人的属性的追问，马克思注意到了：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于什么样的基础？怎样才能最终达到人的解放？等问题，进而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观” 。 从手稿的结构内容上看， 手稿不仅是一部研究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研究人类发展的哲学著作。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形成“人的全面发展观”时，并非单一从政治学、经济学或哲学的视域去探索。这也启示我们，要想从文本完整透视出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观” ，务必要结合历史背景，将个多元视域结合起来，去分析当时特定的经济基础上才会产生“生产异化”的这一政治经济问题，才能深刻理解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人的发展。必须得从哲学的抽象去探寻资本主义中“人” ，去

4、对人的属性进行探寻。才能从手稿中窥视其本质，从而得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新命题的基础。 二、 “人的全面发展观”在手稿中的体现 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之一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使人获得最终的发展，实现对人的解放，这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终极关怀。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之途，是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准之一。而作为马克思经典著作之一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从国民经济学入手，通过对资本主义状态下人的存在状态的分析和批判，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把关注点集中在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上，将人的发展作为一种价值目标，使人

5、能够实现自身的本质的价值目标。 ”并提出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关系的总和。 ”从以上可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马克思认为人只有具备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两方面，才能实现最终解放，才能得到最终发展，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一）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首先是现实的人，其最先具有的必是自然属性。因为人，或者说是人类，其之出现，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其之发展也离不开自然环境，仍为自然界的一部分。 “自然界”对人来说，是“人的存在的基础” ；“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这个提供生存资料的仓库或者说是源泉。通过人

6、与自然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现实存在的人，只有立足于人是现实的人，是自然的人，才能谈人之全面发展。 （二）人的社会属性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与人的关系属性。人的社会属性主要表现为：人类共生关系的依存性，人际关系中物质、精神方面的社会交往，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性，生产活动中的合作性。人的社会属性是人所特有的，是人的本质属性。 手稿指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肉体即维持肉体生活的需要的手段。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是建立在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及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之上的。前者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来源和本质，并

7、自觉地将“劳动”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后者赞同了这一观点，将其引入自己的哲学体系，这是黑格尔哲学的进步表现之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 ”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黑格尔这一观点的不足，“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但正是立足于此，人类成了现实的人，劳动成为了人的本质特征之一，把人类与动物区分开了， “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动物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 ”劳动既然是人与动

8、物之区别，又是属于人自己之劳动，故而人的全面发展也要建立在为自身劳动之上。即人要是自由的人。 （三）人的社会化与人的全面发展 对马克思而言，人之全面发展在根本上则指人之自由程度，人之解放程度。关于人之自由，马克思道：“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

9、。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 三、异化使人不为“人” 手稿指出：“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 人的本质出现了异化，那么人是否还能成为人呢？人被异化被外化被物质化。 对于人如何异化，马克思认为应该从阶级斗争入手，深入研究工人阶级和资

10、产阶级的对抗，从而导出异化这一概念。正因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最大限制的榨取工人的劳动力，迫使工人劳动异化，从而导致工人的异化。关于异化， 手稿从原始异化产生之根源和立足于雇佣劳动条件下的异化之表现来揭示人的异化，从而提出了异化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 手稿指出：“如果我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被迫的活动，那末，它到底属于谁呢？属于有别于我的另一个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是谁呢？”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马克思首先追问到神这一阶段，指出最初的生产活动的确是为神而作，并不属于自己。由此可见，人的存在并不属于自己，丧失了人作为现实的人的自然属性、本质属性、社会属性，甚至精神属性，其之存在，只是为

11、了“别的存在”而劳动，丧失了以上作为“人”存在的必然属性， “人”又怎么称之为“人” ，仅仅是类似机械的存在，何谈人的发展，乃至人的全面发展。 由上可知，人的异化，人的物化导致人丧失了“人”的属性。而社会生产分工日益复杂，劳动生产成果不能真正归于劳动者自身，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异化使人不为“人”的根因。那么就当前而言，没有夯实的经济基础与公正的分配制度，人的全面发展无疑是空中楼阁。这正是手稿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的意义所在，它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具备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达到人的自由、人的解放这一最终目的，而后者的实现是建立在经济的高度发展上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手稿里所涉及的人的全面发展

12、观，首先离不开其出现的特定时代背景，正是马克思身处资本积累加大了对劳动力的剥削这一背景，加之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中汲取“人”之认识，使其探寻人之本质，人之发展，从而得出人之所以成为人，人要全面发展的两个属性，即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只有从这两个属性出发，才能得到最终的发展，达到人的自由，实现人的解放，最终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而如若违背以上属性，人则将成为异化的人，物化的人，降为动物，甚至是机器，不再为人，更但不上人的全面发展。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手稿最终从经济学入手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因所在，一言以蔽之，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是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13、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及注解：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卷 3、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卷 42、12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卷 42、17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卷 42、16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卷 42、108. 6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卷 3、926.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卷 42、113.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卷 42、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