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政治关联指数模型构建研究.doc

1、企业政治关联指数模型构建研究收稿日期：20121020 作者简介：张多蕾（1982-） ，男，安徽寿县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务会计和内部控制方面的研究。Email：zhangduolei126com 张盛勇（1970-） ，男，山东莒县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务会计和内部控制方面的研究。 摘要：企业政治关联日益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但其度量却是一个难题。本文在分析国内外常用的政治关联度量方法的基础上，指出其不足之处，并认为政治关联具有层级性、规模性和时效性等本质特征，进而建立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政治关联指数模型。最后选择 2009 年深圳中小板的 10 家民营上市公司，应用指数

2、模型计算政治关联指数。结果显示，政治关联指数模型较好地度量了政治关联的强度差异。同时，本文也指出由于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层次分析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政治关联指数模型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关键词：政治关联；本质特征；指标体系；指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1010408 一、引言 由于政府与企业目标存在差异，引致政企之间的博弈。在博弈的过程中，实力的过分悬殊导致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通常处于劣势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企业寻求各种路径来保护和壮大自己，以期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得以生存和发展。而实践证明，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是一种有效的路径

3、，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政治关联对于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以达到建立政治关联的目的。研究表明，企业政治关联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1。政治关联可以给企业带来融资上的便利1-5、更低的税率6-7-8、更多的政府援助1-9-10、更多的政府采购合同11和市场份额7，因此政治关联可以增加企业价值12-15。但也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有负面影响16-19，政治家会抽取一部分政治关联所产生的租金，只有当政治关联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公司价值才会得到提升20。 何谓政治关联？Faccio 认为，如果公司至少有一位大股东或高管是国会议员、政府部长，或者与某位高官或政党有密切联系

4、，则该公司具有政治关联1。Goldman 等认为，董事会成员如果曾经担任过参议员、众议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或者担任过类似于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负责人，则被定义为具有政治关联13。Fan 等以中国公司为研究对象，认为 CEO 现在或者曾经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者军队任职，则视为具有政治关联21。Chen 等认为，如果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是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员、现任或前任的人大代表、现任或前任的政协委员，则该公司具有政治关联22。我们综合考虑上述学者的观点并结合我国实际，将政治关联定义为：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者管理层至少有一人满足以下条件，则公司具有政治关联：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员；现任或前任的

5、中共党代会代表；现任或前任的人大代表；现任或前任的政协委员。 如何度量政治关联？国外对于政治关联的度量主要使用虚拟变量法1-21-23，即如果公司的高管曾有或现有政治经历，则虚拟变量取值1，否则取值 0。虚拟变量法的优点是简单明了，可操作性强，因此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中也借鉴了这一方法5-24-25。但是，虚拟变量法的缺点在于其“非此即彼”的度量结果过于绝对，无法度量不同企业政治关联的强度差异，而强度差异能否得到有效度量，又将直接影响到与政治关联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和效果。在论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进一步揭示虚拟变量法和其他方法的缺点，此处不再赘述。 基于以上问题，我们认为专门进行政治关联度量研究具

6、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深入研究政治关联的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政治关联指标体系，并借助层次分析法和 yaahp V053 软件构建政治关联指数模型，然后选择 2009 年深圳中小板的 10 家民营上市公司，应用指数模型计算政治关联指数，最后得出研究结论。 二、企业政治关联的本质特征 本质特征是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关键所在，能否抓住本质特征决定了对事物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因此，我们认为，研究政治关联首先应立足于分析其本质特征。我们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发现政治关联具有层级性、规模性和时效性等本质特征，这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于政治关联的理解，而且为政治关联指数模型的构建提供了依据。具体分析如下

7、： 1 政治关联具有层级性 假设 A 企业的董事长是 DL 市人大代表，而 B 企业的董事长是全国人大代表，按照虚拟变量法，这两个企业都具有政治关联，且均赋值为 1，但其强度并无差异。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认为政治关联强度具有“政治身份层级性” ，一般而言，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中具有的政治身份的级别越高，其政治影响力也就越大，企业的政治强度也应该越强。因此，由于 B 企业的董事长是全国人大代表，其政治级别显著高于 A 企业董事长，我们有理由相信 B 企业政治关联强度应该大于 A 企业。此外，政治关联还具有“公司职位层级性”：假设 C 企业的董事长和董事会秘书都是 DL 市人大代表，我们有

8、理由相信 C 企业董事长的政治关联强度应该大于董事会秘书。 2 政治关联具有规模性 假设 A 企业只有董事长是 DL 市人大代表，而 B 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 DL 市人大代表，按照虚拟变量法，这两个企业都具有政治关联，且均赋值为 1，但其强度并无差异。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认为政治关联强度具有“规模性” ，一般而言，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中拥有政治身份的人越多，该公司的政治关联就越强。因此，由于 B 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人大代表，我们有理由相信 B 企业的政治关联强度应该大于 A 企业。 3 政治关联具有时效性 假设 A 企业的董事长曾经是 DL 市人大代表，而 B 企业的董事长是

9、现任 DL 市人大代表，按照虚拟变量法，这两个企业都具有政治关联，且均赋值为 1，但其强度并无差异。这也不符合常理，我们认为政治关联具有“时效性” ，正所谓“人走茶凉” ，一般而言，曾经拥有的政治身份的影响力应该逊于现在拥有的政治身份。因此，由于 A 企业董事长是离任的人大代表，而 B 企业董事长是现任人大代表，我们有理由相信 B 企业政治关联强度应该大于 A 企业。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政治关联具有“层级性” 、 “规模性”和“时效性”等本质特征，从而导致政治关联存在强度差异。而虚拟变量法却忽略了这些本质特征，无法有效度量政治关联的强度差异。学者们也在积极寻求更加有效的度量方法。有学者采用

10、赋值法3-18，即根据政治身份的级别赋予不同分值，级别越高，分值越高。该方法反映了政治关联的“层级性” ，但忽略了“规模性”和“时效性” 。有学者用具有政治背景的董事比例来度量政治关联13-26，该方法反映了政治关联的“规模性” ，但忽视了政治关联的“层级性”和“时效性” 。李维安和邱艾超在充分借鉴 CCGINK 公司治理指数的基础上，依据公司治理层级的系统性原理，初步构建了反映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综合政治联系的政治联系指数（PC 指数） 。该指数综合考虑了政治关联的“层级性” 、 “规模性”和“时效性” ，为科学度量企业政治关联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27。但是该方法在指数模型中只考虑了公司实际控制

11、人、董事长、CEO，以及监事会主席的政治身份，对于其他董事或高管未予考虑，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该指数的精确性。 三、企业政治关联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已有的方法无法有效度量政治关联的强度差异，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政治关联本质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构建更加精确的政治关联指数模型。首先要构建指标体系，即选择哪些指标来度量政治关联。构建指标体系主要围绕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进行。之所以不考虑股东大会，是因为在股东大会中，中小股东对企业并无实质性影响力，而大股东一般本身就是公司董事（或者董事会中有其代表人） 。首先，董事会作为全体股东的“代理人” ，同时又作为经理层的“委托人” ，对公司有着

12、整体的领导、判断和计划并且能够制定公司的核心决策28。因此，如果董事会成员拥有政治身份，一定会对企业政治关联指数产生重大影响。董事会一般设有董事长、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其次，监事会是由股东和职工分别选举产生的监事组成，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经营行为及公司财务进行监督。因此，监事会成员如果拥有政治身份，也应该会对企业政治关联指数产生影响。监事会一般由监事会主席（也可设副主席） ，监事和职工监事组成。最后，作为董事会的“代理人” ，经理层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和行政事务，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层决定了公司内部运作效率，对公司绩效和价值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经理层成员拥有

13、政治身份，同样会对企业政治关联指数具有重要影响。经理层一般由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以及董事会秘书等构成。 依据政治关联的本质特征，我们选择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作为度量政治关联的一级指标，并根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具体构成分解为 12 个二级指标，每一个二级指标又按照政治身份的时效性特征分解为两个三级指标，每一个三级指标又按照政治身份的级别分解为五个四级指标。具体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a 为了行文表述的方便，我们将中共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统称为“代表” ；b 为了尽量简化指标体系，综合考虑到不同级别政治身份的实际影响力，我们将全国“代表”与厅局级官员归为一个层级，省级“

14、代表”与处级官员归为一个层级，以此类推。这种归类方法难免有些武断，但一定程度上囿于政治影响力确实很难量化。 四、企业政治关联指数模型构建 在上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我们借助层次分析法和 yaahp V053 软件构建政治关联指数模型，具体步骤如下： 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依据表 1 所示，构造一个层次结构模型。在这个层次结构模型中，包含五个层次：最高层（目标层）只有一个要素，即政治关联指数；中间层（准则层）包括三个层次，分别是一级准则层：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二级准则层：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具体人员构成；三级准则层：现有政治关联和曾有政治关联；最低层（方案层）指不同级别的政治身份。层次结构

15、模型如图 1 所示。 对于以上指数模型，需要说明三点：如果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经理层的某一职位由多人担任（例如，有 4 位副总经理） ，并且拥有政治身份的人数多于 1 人（例如，两位副总经理拥有政治身份） ，那么应该累计计算。如果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经理层中具有政治身份的人员存在职位兼任现象（例如，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则采取“孰高原则” ，即选择较高职位（选择董事长）所对应的政治关联系数，而不重复计算。如果董事会、监事会或经理层中的某位成员具有多重政治身份（例如，既是市人大代表，也是省人大代表） ，也应该采取“孰高原则” ， 即选择较高政治身份级别（选择省人大代表）所对应的政治关联系数，而不

16、重复计算。 由公式（1）可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系数分别为06282、00864、02854，说明董事会对政治关联指数（目标层）的贡献率最大，经理层其次，监事会最弱，这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现状基本相符；由公式（2）可知，董事长、副董事长、执行董事，以及非执行董事的政治关联系数分别为 06305、02014、01082、00599，说明这些职位对董事会（准则层）系数的贡献率呈递减趋势；由公式（3）可知，监事会主席、副主席、监事、职工监事的系数分别为 06615、01819、00994、00572，说明这些职位对监事会（准则层）系数的贡献率呈递减趋势；由公式（4）可知，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

17、监、董事会秘书的系数分别为06822、01593、00980、00605，说明这些职位对经理层（准则层）系数的贡献率呈递减趋势；由公式（5）可知，各具体职位的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董事长（03961） 、总经理（01947） 、副董事长（01265） 、执行董事（00680） 、监事会主席（00572） 、副总经理（00455） 、非执行董事（00376） 、财务总监（00280） 、董事会秘书（00173） 、监事会副主席（00157） 、监事（00086） 、职工监事（00052） ，这些系数代表了各职位对政治关联指数（目标层）的贡献率。公式（1）（5）体现了政治关联具有“公司职位层级性”特

18、征，即具有政治关联的人物在公司中的级别或实际影响力越大，则政治关联强度越大。同时也体现了政治关联的规模性特征，即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中如果有多人具有政治身份，那么应该累计计算多人对政治关联指数的贡献率。 由公式（6）可知，现有政治关联的系数为 075，曾有政治关联的系数为 025，说明现有的政治关联强度远远高于曾有的政治关联，这体现了政治关联的时效性特征；由公式（7）可知，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政治关联系数为 04690，厅局级官员/全国“代表”的系数为 02694，处级官员/省级“代表”的系数为 01427，科级官员/市级“代表”的系数为 00756，科级以下官员/县级“代表”的系数为 004

19、34，说明了所拥有的政治身份级别越高，政治关联的强度越大，这体现了政治关联具有“政治身份层级性”特征。 五、企业政治关联指数模型的应用 在我国，相对于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因此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更值得关注和研究。因此，我们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选择 2009 年深圳中小板的 10 家民营上市公司，通过审阅公司年度财务报告，采集政治关联相关信息，并应用上述指数模型计算各公司的政治关联指数。为了更好地体现政治关联的强度差异，计算出的政治关联指数乘以 100 予以标准化。 我们以七匹狼公司为例：该公司董事长现任市政协委员，根据公式（5） ， “董事长”对应的系数为 03961；根

20、据公式（6） ， “现任”对应的系数为 075；根据公式（7） ， “市政协委员”对应的系数为 00756；因此该董事长对政治关联指数的最终贡献率=0396107500756=00225；该公司有 1 名副总经理现任省党代会代表， “副总经理” 、 “现任” 、 “省党代会代表”分别对应的系数为 00455、075、01427；因此该副总经理对政治关联指数的最终贡献率=0045507501427=00049。最后，七匹狼公司的政治关联指数=00025+00049=00274，经过 由表 6 可知，政治关联标准化指数平均值为 44700，标准差为30500，中位数为 31500；标准化指数最大值

21、高达 93200（华峰氨纶） ，最小值仅为 08500（精功科技） 。这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这 10 家民营上市公司均具有政治关联，但是由于政治关联具有层级性、规模性和时效性等本质特征，从而导致政治关联存在显著的强度差异。这也进一步说明，相对于虚拟变量法、赋值法等度量方法，政治关联指数模型较好地度量了政治关联的强度差异。 六、研究结论 企业政治关联是一个日益引起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难以量化的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的是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问题，而很少专门研究政治关联如何科学度量问题。本文在深入分析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发现政治关联具有规模性、层级性和时效性等本质特征，并指出以往度量方法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构建指标体系，并借助层次分析法和 yaahp V053 软件对各指标进行权重赋值，从而构建了一个政治关联指数模型，并选择 2009 年深圳中小板的 10 家民营上市公司，应用指数模型计算政治关联指数。结果显示，虽然这 10 家民营上市公司均具有政治关联，但各公司的政治关联指数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政治关联存在强度差异，也进一步说明虚拟变量法、赋值法等传统方法无法有效度量政治关联的强度差异。但不容忽视的是，政治关联指标体系的构建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层次分析法本身也是一种主观赋值的方法，所以整个指数模型同样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未来研究方向是在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