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传统文化对我国劳动法理念的消极影响.doc

1、浅析传统文化对我国劳动法理念的消极影响摘要：传统文化对于我国劳动法理念的形成与发展既有积极影响的一面，也有消极影响的一面。发现并探析传统文化中影响劳动法理念的消极因素，对于劳动法理念与劳动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认为传统文化中对劳动法理念产生消极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是追求群体本位、和谐统一的价值观与重等级、重人治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这两个因素对于我国劳动法理念实践与发展的消极影响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传统文化；我国劳动法理念；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在研究劳动法理念的时候，对于其中的精髓我们应予以充分肯定，并合理挖掘理；对于其中的消极因素，在发展劳

2、动法理念和制定具体的劳动法律制度的时候应给予相当的重视。只有充分重视并探析这些消极因素的具体体现，才能在发展劳动法理念与制定具体的劳动法律制度时规避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的文化引导作用。本文认为，对于劳动法理念来讲，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的的两个消极因素便是追求群体本位、和谐统一的价值观与重等级、重人治的理念。一、追求群体本位与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对我国劳动法理念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本位观念由来已久。其中对群体本位观念经典的表达便是荀子所说的“人之生，不能无群。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按儒家的观点，作为主体的人主要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

3、，而是群体中的一员，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人”是宗法人伦关系中的义理的人，是内省的、利他的、与人和谐的道德主体。这种群体本位的观念早在先秦时候便已经有了。群体本位观念强调个体融于群体，个体利益应无条件地服从群体利益，个体对群体要自觉地承担责任和义务，以维护群体的和谐统一。但是，由于过度的追求和谐，极大地消解了个体的独立价值和自我追求，抑制了对个人价值及自我追求实现的渴望，使得我国古代社会广泛存在无讼、厌讼、贱讼、惧讼的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群体本位、和谐统一的价值观这一因素对于劳动法理念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了法律与制度层面，更体现在了现实社会生活之中。首先，群体本位的价值观过

4、多地强调给予、奉献以及责任和义务，因而相对地消融了劳动者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相互依赖、索取，并衍生出平均主义，浓厚的人情关系，以及劳动者之间争名逐利的“窝里斗”等现象。其次，过分地追求群体本位，也不利于劳动者维权意识的养成。当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用人单位往往用个人利益需服从集体利益的大局观思想来消解劳动者的不满情绪，同时深受群体本位价值观影响的劳动者很多时候也用“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这样的思想来自我治愈。因而这样的结局便是劳动者的维权意识较低。笔者认为，虽然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是要有个侧重点，但是过分的强调集体利益，则可能导致用人单位以此

5、为借口压榨和剥削劳动者的应得利益。最后，由于过多的强调和谐统一导致了“无讼、厌讼、贱讼、惧讼”观念的出现。这种“无讼、厌讼、贱讼、惧讼”的观念一方面会压制个体权利，导致劳动者权利意识的淡薄，另一方面，会影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公正的实现。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追求群体本位、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对于劳动法理念的实践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二、重等级与重人治的传统对我国劳动法理念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重权威、重等级。从荀子论述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与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到后来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再到董仲舒春秋繁露中“三纲”的出现都反映出了

6、中国传统文化重权威、重等级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理念的实践形成了以皇帝为最高权威的等级观念，使得上下尊卑分明，等级制度森严。另外，中国历朝历代当权者都十分重视吏治，推行人治，因此在我国形成了浓重的人治高于法治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环境里法治精神的缺失无疑成为了中国法制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等级的理念不利于劳动法理念中自由与平等价值的实现。重等级的理念源自于宗法意识。而宗法意识是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基本内核，至今仍然是世俗社会行事的重要准则。在中国古代社会，为了维护家长的绝对专制，儒家化的传统法律所重的是纲常伦理，而不是公平与正义，因而在宗法社会中，是无法自然生成公平、

7、正义之法治精神。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等级的宗法意识是消解劳动法理念中法治意识的最主要因素。具体来说，在用人单位里面，不同的劳动者之间高低地位的划分，上下尊卑的分明这些都是重等级理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重等级的理念，它一方面使得使劳动法律工具化，使得劳动法律规定成为上级说教下级的工具，另一方面在当劳动者与上级领导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出于重等级的思想，很多时候并不是选择用劳动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治的理念不利于劳动者尚法维权意识的养成。人治理念，与法治理念截然不同。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理念对于法律至上观念的形成、依法办事习惯的养成都具有消极的影响。具体反映在劳动法领

8、域，就是当发生纠纷的时候是法说了算还是人说了算。虽然，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依法维权的惯例，大部分劳动者能够根据劳动法律规范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在有的地方、有的领域，仍然存在用人单位领导个人的权威大于法律的现象。劳动者基于不懂法、不敢诉讼、害怕失去工作等原因而不采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权益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人治理念延伸出来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人情。直至今天，人情仍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特别是法律领域，这与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权威的至上存在很大差距。现实社会中广泛存在这样的观念：只要活动到位，人情够大，只要不是太离谱，具体的法律事件经过运作即能达到预期效果。在这里，人情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具体在劳动法领域，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的时候，当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很大一部分人更倾向于找关系，讲人情，而不是首先想到了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很显然，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重人治、重人情的理念对于劳动法理念中自由与平等、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内容的实现都有着消极的影响。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剑星.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政府管理的影响J.学术探索，2008， （6）. 2李叶宏.剖析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法治建设的消极成分J.社会科学家，2008， （4）. 3陈刚.浅析民本思想与法治精神对我国劳动法理念的影响J.华人时刊，2013，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