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思想.doc

1、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思想一 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既是一种宗教经典的翻译，又是哲学理论的翻译，同时还是一种文学的翻译。佛经翻译可以作为文学翻译来看，这不仅仅是指它翻译了一些文学故事，而且还指它的语言翻译本身也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翻译。作为文学，佛经翻译自然逐渐为中国文学所吸收，并被融进中国文学中去，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所建立起来的佛经翻译理论，则多是从文学角度去讨论翻译的，它与中古时期的文学、美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身也成为了中古时期文学、美学理论的一部分。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首先表现在它的理论概念、范畴就是从传统的文学、美学理论中借用或引

2、发出来的。这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的译经僧人支谦。他的法句经序就借用孔子、老子的文学、美学观来阐述其对翻译的看法： 仆（指支谦）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 （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下同）仆初嫌其辞不雅。维袛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 ”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 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 ”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金陵刻经处本） 这里所出现的雅与达、信与美、言与意、文与质等概念及范畴

3、都是出自先秦时期的传统文艺观与美学观。支谦的祖籍是月氏人，而父亲在汉灵帝之世已来到中国，他也出生在中国，其实他早已汉化。他对中国学问相当精通，传载他避乱江南时，曾在孙权门下被拜为博士，并辅导东宫。他的翻译也更受中国老、庄的影响，在名词概念上常拿老、庄词语与佛教大乘经典词语相牵合。因此，在阐述翻译观点时，自然也沿用中国传统的孔、老之言。自他以后的译人在谈翻译时几乎都沿袭他所开创的传统。如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序在评价前人的出经时说：“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指支谦） ，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 ”（同上书，卷八）道安在这里则从庄子的以朴为美的文艺美学观

4、出发去指责支谦、叉罗的意译的。又如僧肇评鸠摩罗什所译的百论是“质而不野，简而必诣” （同上书，卷十一） ，慧远评僧伽提婆所译的三法度论是“虽音不曲尽，而文不害意” （同上书，卷十） 。这些都渊源于传统的文艺美学观。 从实质上看，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转换。佛经翻译的初期，由于语言不甚精通的限制，也更由于中印文化背景的差异，翻译的难度是很大的。为了寻找到两种不同文化的沟通点，译者自然而然地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词语去翻译佛教的名词、术语，如用“本无”译“性空” 、 “真如” ，用“无为”译“涅槃” ，用道家的吐纳（入息、出息）去译佛教的禅观（安般）等等。这实际上是为了缩短不同文化间的距离。而在佛经翻译

5、初期，翻译往往是中外合作的，一般先由外国僧人背诵（初期译经没有原本）(注 1)，再由懂西域语言（不完全是梵语，有的是西域诸国语言，即所谓胡语）的中国居士或僧人翻译成汉语，再执笔写下来。语言的转换实则是文化的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中国人只能是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接受佛教文化。此时，译者如何对待翻译的过程，怎么表达自己对翻译的评价与认识，也只有站到中国文化传统里去，采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词语。从这一点看，佛经翻译理论又可以看作是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 实际上，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到近代，甚至是 1949 年以后，仍然还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观来表述其理论观点的。非常

6、有代表性的如严复的“信、达、雅” ，钱钟书先生就指出，这三字的提出早已见于支谦的法句经序中了。(注 2)傅雷 1951 年提出的“神似论” ，(注 3)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论” ，(注 4)都是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理论的。这种情况也表明：中国历来就是把翻译当作一门艺术，从美学的高度去要求的。翻译理论实际上也便是文学与美学的理论。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我们还可从中古时期佛经翻译理论的中心议题看出。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理论主要就是讨论佛经翻译是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文质之争成为了贯穿中古佛经翻译全过程的中心议题。名僧道安、鸠摩罗什、僧肇、僧睿、慧远等都对翻译的文质关系问题

7、展开了讨论，有关材料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曾有列举，这里不妨再抄录出来： 梁僧传记道安之言曰：“支谦弃文存质，深得经意。 ” 出三藏记卷十载道安楞婆沙序(注 5)：“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适今俗，此所不取。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 ” 出三藏记卷七载道安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光赞护公执胡本，聂承远笔受，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 ” 出三藏记卷十载慧远大智论钞序：“圣人以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辞朴而义微，言近而旨远。义微则隐昧

8、无象，旨远则幽绪莫寻。故令玩常训者，牵于近习，束名教者，惑于未闻。若开易进之路，则阶藉有由，晓渐悟之方，则始涉有津。远于是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 ” 出三藏记卷七载首楞严后记 （不详作者）：“饰近俗，质近道。文质兼，唯圣有之耳” 僧祜出三藏记：“方言殊音，文质以异，译梵为晋，出非一人。或善梵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梵。众经浩然，难以折中。 ” 佛经翻译的文质问题主要是讨论文辞与经意的关系问题，即在翻译佛经时到底是仅仅以传达佛经的内容就算了，还是应该在传达内容的同时尽量使文辞更雅，更具美文学色彩。实际上这也是从文学的角度提出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佛经翻译关于文质的讨论大致可分为

9、三种意见：一种主张直译（偏于质） ，如道安，一种主张意译（偏于文） ，如鸠摩罗什，一种是折中（主张文质相兼） ，如慧远。(注 6)而梁代的文论之争基本上也区分为三派，一派是以裴子野、刘子遴为代表的守旧派，一派是以萧纲、徐樆父子、庾肩吾父子为代表的趋新派，另一派是以萧统、刘勰为代表的折中派。(注 7)这三派讨论的主要议题中也有文与质的关系问题。如裴子野从正统史学家和名教的立场，极力反对作文的靡丽之词。萧纲则鄙薄裴子野的文章“无篇什之美” ， “质不宜慕” 。 （与湘东王书 ）萧统主张文质并重， “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 。 （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

10、华书 ）刘勰也主张“文附质” ， “质待文” ， “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文心雕龙情采 ）这些争论的展开促使了当时文学、美学理论的深化，而佛经翻译的文质讨论则可以说是这些争论的滥觞。(注 8) 从中古时期佛经翻译的发展看，基本上是由质趋文的。据梁高僧传记载，东汉末期的译经多偏于质，以传达经意为主。如安世高的译经是“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 。 （安世高传 ）支谶的译经是“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 。 （支谶传 ）竺佛朔的译经是“弃文存质，深得经意” 。 （同上）康巨译问地狱经

11、也是“言直理旨，不加润饰” 。 （同上）这个时期属佛经翻译的初期，许多外国译者还不怎么懂汉语，有些是勉强翻译的，如维袛难应吴地人之请译经，维袛难不太懂汉语，就邀其同伴竺将炎共译，而竺将炎也“未善汉言” ，所以译文只能是“颇有不尽，志存义本，辞近朴质” 。 （高僧传维袛难传 ）到两晋时期，译者大多数能熟悉梵语与汉语，语言上的障碍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译文也便更通畅，也更华美起来。如月氏僧人竺法护， 高僧传本传载其“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 ”他译经时还有“善梵学”的中国居士聂承远父子的帮助，所以译文“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 。

12、当然，他的译文也还是不稳定的，有时候又表现出“事不加饰”和“辞质胜文”的特征。译文到鸠摩罗什的时候，已趋向于讲究词藻。高僧传载鸠摩罗什在凉州住了十六年，通晓华语方言，所以，他不仅能看出过去译的经存在不少错误，决心重译，而且出自他手的译文也得到众僧的一致称赞。他的译文能做到既不拘泥于原文又不损于原文意趣的再创造，力求传达出原文的神韵。如妙法莲花经中的“火宅喻”关于起火的一段，罗什这样译：“于后舍宅，忽然火起。四面一时，其焰俱炽。栋梁椽柱，爆声震裂。摧折堕落，墙壁崩倒。诸鬼神等，扬声大叫。雕鹫诸鸟，鸠槃荼等，周章惶怖，不能自出。恶兽毒虫，藏窜孔穴。 ”把火的气势描写得十分生动。此外，还有北凉昙无谶

13、的翻译也是十分讲究文采的。他译的佛所行赞守财醉象调伏品写佛祖如来如何降服醉象： 尔时提婆达，见佛德殊胜，内心怀嫉妒，退失诸禅定，造诸恶方便，破坏正法僧于王平直路，放狂醉恶象。震吼若雷霆，勇气奋成云。横泄而奔走，逸越如暴风。鼻牙尾四足，触则莫不摧。王舍城巷路，狼藉杀伤人。横尸而布路，髓脑血流离。一切诸士女，恐怖不出门。合城悉战悚，但闻惊唤声。有出城驰走，有窟穴自藏。如来众五百，时至而入城。高阁窗牖人，启佛令勿行。如来心安泰，怡然无惧容。唯念贪嫉苦，慈心欲令安。天龙众营从，渐至狂象所。诸比丘逃避，唯与阿难俱。犹法种种相，一自性不移。醉象奋狂怒，见佛心即醒，投身礼佛足，犹若太山崩。莲花掌摩顶，如日照

14、乌云，跪伏佛足下，而为说法言 在佛祖如来出场前夕，烘托了十分浓烈的气氛，士女们的恐惧、规劝与如来的镇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切昙无谶都译得富有文采。伴随着佛经翻译发展而发展的佛经翻译理论，基本上也是从主张偏于质而走向偏于文或文质相应道路的。而中古文学的发展趋势，则是在不断地“踵事增华” ，越来越推崇美文丽词和雕琢章句。如果把佛经翻译的发展与中古文学的发展看作是同一方向的两条平行线，这自然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两条线的发展都放置在中古时期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中去看，它们又都是当时社会风气、时尚、心理的产物，这时候，这两条线又是可以重叠在一起的，更何况，佛经翻译作为文学，正在逐渐渗透并融合到中国

15、文学中来。因此、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把佛经翻译理论看作是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表现形态之一，也是完全可以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僧人和文人参加到佛经翻译工作中去，既沟通了佛经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也沟通了中国文学理论与佛经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的发展更趋于一致。比如帮助鸠摩罗什译经的道生、道融、僧睿、僧肇诸人，都是极富才学的人物。 高僧传卷二“译经总论”中说到：“时有生（道生） 、融（道融） 、影（昙影） 、睿（僧睿） 、严（慧严） 、观（慧观） 、恒（道恒） 、肇（僧肇） ，皆领意言前，词润珠玉，执笔承者，任在伊人。 ”高僧传僧睿传又载：“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诀品云：天见人，人见

16、天。 什（罗什）译经至此，乃言曰：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 睿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 ”僧睿提出的修改词语，使句子变得更雅了一些。又比如参加治改南本大涅槃经的谢灵运，就对北本大般涅槃经的舛漏粗鄙文字进行过认真的修改、润色。 高僧传释慧严传载：“大涅槃经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初学难以厝怀，严乃共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治改，始有数本流行。 ”谢灵运在修改大涅槃经时是起了很重要作用的，“文有过质”的南本改定过程中有着他的精心推敲。唐释元康肇论疏卷上序里说：“谢灵运文章秀发，超迈古今，如涅槃元来质朴，本言手把脚蹈，得到彼岸 ，谢公改云：运手动足

17、，截流而度。 ”（大正藏第 45 册，第 162 页）谢灵运的改动不仅使文意更加清楚，而且也显得文雅得多。比照南本与北本的文字相异处，发现有不少这样改动较好的句子。如北本寿命品之二：“犹如日出时，除云光普照，是诸众生等，啼泣面目肿。 ”南本的前三句没有改动，而第四句则改为“恋慕增悲切” ，这一改动使其辞避免了鄙陋，带上了南方诗歌的风气。又如金刚身品第二，北本的“非法非非法，非福田非不福田”一句，南本则改为“非法非非法，非福田非非福田” ，一字之改，使句式变得更加整齐，上下呼应，呈现出骈偶色彩。梁代文人参加译经更受重视，梁武帝曾设译经博士。因此，中国僧人以及文人的参与译经，一方面将中国学风、文风

18、带入了翻译，另一方面又从佛经的翻译中吸收了佛经文学遣词造句以及文学描写的风格。这种双向的交流必然导致中国文学理论与佛经翻译理论的相互融合与渗透。 二 佛经翻译理论中的一些概念、范畴虽然是从古代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中借用或引发出来的，但是，由于它的研究对象是翻译，它所讨论的理论问题又有其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说，它是从另一个方面丰富了中古时期的文学、美学理论。 一、关于言与意的关系。 无论是直译说还是意译说，二家讨论文质问题都涉及到言与意的关系。直译派主张翻译只要能传达经典的原旨（意）就可以了，至于文辞的修饰无关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圣人的意是很难传达的，更何况梵汉语言还有不同。因此，翻译时只需“径

19、达” ，或者“案本而传”的“实录”。道安的翻译理论就是这么主张的。他的“五失本” 、 “三不易”的翻译原则也建立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之上。为了保证不“失本” ，道安在对待“巧” （实质是“文” ）与“质”的关系上，也认为应该以质为主。所谓“巧” ，道安所指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指翻译时的删重去复，二是指改旧适今。道安在这方面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在他未到达关中以前，道安常用异译本（即“合本” ）来做对照工作，在对照中，他对删略这一点是赞同的。如他用放光与道行对照，他认为放光经过删略以后，文字更流畅更达意了。他说：“斥重省删，务令婉便。若其悉文，将过三倍，善出无生，论空特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 ”（

20、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但到关中以后，在其他译人如赵政、慧常等的影响下，他改变了看法。如在译比丘大戒时，道安觉得过去的戒本翻译“其言烦直，意常恨之” ，而现在的新译本依然如此，便叫笔受者慧常“斥重去复” 。慧常却加以反对，认为戒就象礼，是不能删的。又说这是一师一师相传的，万一有一言与原本违背就会被老师赶走。所以， “与其巧便，宁守雅正” 。道安便赞同了这一意见，并且认为译烦为约者“皆蒲陶酒之被水者也” 。 （同上书，卷十一）对改旧适今的“巧” ，道安也是反对的。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他说：“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若夫以诗为

21、烦重，以尚书为质朴，而删令合今，则马、郑所深恨者也。 ”（同上书，卷八）他认为胡言的质朴和烦重都是时代的产物，在翻译时不能为了顺应今天爱好文饰的风气而去随便修改它，正如不能把诗经 、 尚书改为今天的文体一样。如果那样做， “巧”是显得“巧”了，但窍成以后混沌则死了。因此，道安对翻译中言意关系的论述基本上还是建立在庄子的自然全美和反对以言害意的美学思想基础上的。而主张意译的鸠摩罗什对言意关系的认识却与道安不一样。他的翻译标准是：只要在不违背原本经义（意）并且能传达经旨（意）的情况下，对经文字句作一些增加或删减，都是可以的。如他译维摩诘经 ，僧肇说他的译本是“陶治精求，务求圣意，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 。 （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八）他译大智度论 ，则“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