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出版的清代档案看天主教传华史.doc

1、从新出版的清代档案看天主教传华史2003 年 10 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一书。这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历史档案文件汇编，是研究清代中西关系、西学东渐、清廷宗教政策等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自明清档案由皇室密藏公诸于世起，学术界便把它与殷墟甲骨和敦煌藏经并誉为 20 世纪中国的三大文献发现。明清档案的价值，随着利用工作的不断扩展，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和重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明清档案文献 1 千多万件，其中有不少涉及到清代前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情况。当时来华的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他们的东来是在欧洲早期殖民国家极力向海外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来华的目的是传播天主教。

2、而中国的强大实力、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又使他们不得不采取“适应策略” ，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敲门砖。因此，他们又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他们的在华活动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理论是历史研究的指导，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有关清代前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档案史料编辑出版工作，早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期就已开始。1930 年，故宫博物院出版了文献丛编 ，其中第 15 辑、16 辑为天主教流传中国史料 。1932 年，故宫博物院出版了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1933 年至 1948 年，又先后出版了清代外交史料 、 清季教案史料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

3、历史档案馆陆续出版的康熙起居注 、 雍正朝起居注册 、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等书中，都包括有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档案，为研究者利用这些档案提供了方便。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是第一次将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以专题形式编辑出版的大型档案史料汇编，凝聚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北京语言文化中心的专家学者的辛勤劳动。所选档案全部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汉文档案，共 1230 件。其中多数的档案史料是首次公布。档案形成的时间，从顺治

4、元年（1644 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 年） 。档案的文种有：皇帝的亲笔朱谕和以皇帝名义下发的谕旨、官员的奏折和题本、官衙之间的咨呈文书、官衙内部存抄备查的薄册、传教士进献的礼品清单、传教士的奏折和甘结等。全书共 4 册，分上下两编。上编 3 册，名为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 ，主要内容为清中前期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情况。下编 1 册，名为清中前期西洋传教士在清宫活动档案 ，全部档案来源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主要内容为雍正、乾隆时期西方传教士以技艺为清廷服务的情况。本文依据这部新出版的清代档案，结合其它的中外文史料，就天主教传华史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清廷天主教政策的发展变化明朝末年，

5、从利玛窦开始，一批欧洲传教士远涉重洋，接踵来华。他们以学术叩门而入，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工艺美术引起士大夫直至皇帝等统治阶层人物的好感，在天主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之间寻找共同点，合儒、补儒，以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教，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明代著名的官员、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由从其学而入其教，成为中国天主教开教史上的三大“柱石” 。入教之后，徐光启不仅大力支持传教士的活动，宣传与赞扬天主教教义，而且积极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推荐耶稣会士参与撰修崇祯历书 ，修订历法，开了中国朝廷起用西方传教士的先河，为耶稣会士在中国站稳脚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汤若望就是在北京历局参与撰修崇祯历书 、修订历法的耶稣

6、会士之一。明朝灭亡之后，汤若望留在了北京。顺治元年（1644 年）五月，清军入关。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内城居民全部迁往外城，以供清兵驻扎。汤若望为了教堂及其天文仪器、图书资料的安全，冒死上疏，请求仍留原地居住，并对自己所从事的传教和修历工作作了简要介绍，表明了自己欲为新朝效力的心迹。大学士范文程对此极为重视。他深知天文历法与王朝兴衰的关系。为了表明“新朝定鼎，天运已新” ，清廷需要准确地观测天象，颁布历法，以新天下耳目。经过公开验证，清廷确认汤若望的历算准确无误。他们不仅采用了汤若望按照西洋新法修订的历书，将之定名为时宪历 ，而且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任此重要官职的西方传

7、教士。清廷迅速采用西洋历法，重用汤若望，反映出它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封建化的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体的新兴政权，善于接受新事物，在一定程度上无中国菲薄夷狄种族之见。汤若望从明朝客卿一变而为清朝官员，说明他作为一个西方传教士不存在换代易主的问题。无论明清，只要允许他传教，就是他服务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明清鼎革之际，出现了一教三主、各司其职的奇特现象。在四川，耶稣会士利类思、安文思为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服务；在广西，耶稣会士卜弥格为南明永历朝廷效力；在北京，汤若望步入清朝仕途，为清朝皇帝司天。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的两篇奏折，就反映了汤若望为清廷服务的情况。顺治元年八月十九日，汤若望在奏

8、折中写道：“修政历法远臣汤若望谨奏为刊历自有职掌，微臣揣分难胜，谨据实控辞，以期无误颁行大典事。 ”清廷在奏折上明确批示：“推算天行，当以新法为准。至于刊刻历日自是该监职掌，何得诿卸？礼部速传饬行。 ”1 从此，汤若望既要为清廷修订历法，又要为清廷刊刻历日。顺治二年十二月，汤若望向清廷详细汇报了他的占候结果，认为隆冬瑞雪未下，容易发生灾疫，此皆有干天和所致，故阴阳失调。建议“皇上虔诚修祷，敕下大小臣工省刑薄罚，赈恤穷黎，庶天时人事立可见瑞兆于圣朝矣。 ”2汤若望竭诚为清廷效力，赢得了顺治帝的器重和礼遇。除任钦天监监正之外，他先后被加封了太常寺卿、通议大夫等品衔。顺治十年（1653年） ，钦赐“

9、通玄教师”称号，后又授通政使，进秩正一品。真可谓青云直上，恩宠已极。汤若望创造性地执行了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顺治八年（1651 年）到十四年（1657 年）冬，他不仅成为顺治帝身边一位备受宠信的老臣，而且与顺治帝建立起了一种亲密至诚的个人关系。顺治帝亲切地称呼汤若望为“玛法” （满语，可亲可敬的尊者、长辈） ，不仅特许“玛法”在必要时随时进宫谒见，而且多次亲临馆舍向他叙谈求教。仅顺治十三、十四年两年间，就登门亲访达 24 次之多。顺治帝在与汤若望等传教士交往的过程中，认识到他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的价值。时值清朝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清廷十分重视网罗人才。传教士既有才能，又愿意为清

10、廷服务，且忠于职守，顺治帝因此予以重用。顺治帝重视的是他们的科学技术，赞赏的是他们“始终不渝，孜孜之诚”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与儒家学说的忠君思想联系起来，希望清朝官员以此为楷模。由对传教士个人的好感，而延伸为对天主教的宽容，顺治帝为传教士赐地建堂，御制碑文，客观上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营造出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但同时他又在碑文中明确表示，他所服膺的是儒家学说，而不是佛教、道教，更不是天主教。顺治帝的这种作法，概括起来就是因人容教。因传教士有才可用，有功于清廷，而容许天主教的存在。但容教绝不是信教。这就将传教士与教廷、西学与西教、宽容与信奉，作了某种程度的区分与取舍。这种思想对后世颇有影响。康熙初

11、年，通过“历法之争” ，圣祖玄烨认识到传教士所具有的科学技术的重要价值，查明传教士“并无为恶实迹” ， “潜谋造反”的指控纯属诬告。因此，他大胆地起用传教士，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为清廷服务。同时，他对天主教的某些说教有反感，又担心天主教在各省蔓延发展，对清朝统治造成威胁。另外，孝庄太后信奉喇嘛教，不喜欢西方传教士，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对天主教实行限制政策，明文规定允许传教士过自己的宗教生活，但禁止传教，不许中国人入教。康熙起用传教士是看重他们的科学技术。而传教士之所以要为清廷修治历法，则是为了传播天主教。因此，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在宫廷中、在社会上进行传教活动。对此，康熙的态度不断改变，

12、以致对天主教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和好感，逐渐形成默认传教、禁令松驰的局面。据有关史料记载，康熙曾读过一些有关天主教的书籍，和传教士讨论过宗教问题。他对天主教的兴趣源于西学，他对天主教的好感主要源于传教士的合儒策略。正如传教士所说：“康熙皇帝研究西欧科学的好学心，也导致这位皇帝对于我们天主教的研究。 ” “虽说康熙皇帝是个政治家，但他如果对天主教和儒教的一致性稍有疑虑，就决不会许可天主教的存在。 ”3耶稣会士的科学知识、对清廷的高效服务、合儒补儒的传教策略，使康熙帝认定天主教不是邪教异端。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1687 年 5 月 23日） ，他明确指出：“地方官禁止条约内，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反字样

13、，此言太过，着删去。 ”4二十八年（1689 年） ，康熙南巡。途中，他遍寻教堂，召见传教士。这实际上是他对各省天主教状况的一次实地考察，是在广大臣民面前公开表示他对天主教的兴趣与好感。三十一年（1692 年） ，康熙颁布了著名的“宽容敕令” ，公开解除了禁教令，允许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这道敕令，在入华传教士的眼中，它标志着天主教在中国的“黄金时代”的到来。但实际上，它的含义是耐人寻味的。它着重强调传教士为清廷做出的贡献，并没有对天主教这个宗教做出好评。它仍然属于“因人容教” ，带有酬谢的意味。不过，康熙的思想并未停留在一个地方。随着他与传教士关系的发展，他对天主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曾为教

14、堂亲题匾额、对联、诗词。从这些文字看来，他不仅对天主教教义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可以说已有认同的迹象。在他看来，儒学讲苍天、上帝。天主教讲天主，与中国的儒学并不矛盾，至少与中国的天道思想是相近或相似的。他多次说过：“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 ”5然而，传教士内部的礼仪之争却使这一局面迅速逆转。为了便于在中国传教，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耶稣会士顺从中国礼仪，对教徒的祀祖、祭孔、敬天均不禁止，并以天或天主来称上帝。但是，一部分传教士则斥为不当。康熙末年，礼仪之争达到高潮。康熙帝深切地感受到天主教与中国儒家思想的严重对立。他对大臣说道：“汝等知西洋人渐渐作怪乎？将孔夫子也骂了。

15、 ”6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 ，教皇克莱孟十一世派特使多罗来华，发布禁条，实行干涉。康熙帝耐心地向多罗解释中国的礼仪，态度明确而坚定。康熙帝还令传教士带信给多罗。传教士因此向多罗说道：“你起初来时，曾面奏过谢恩外并没有甚么事，如今只管生事不已。我们在中国也不多，不在中国也不少。我们甚是无关。你当仰体皇上优待远臣恩典，自今以后再不可听颜当等的言语生事。万一皇上有怒，将我们尽行逐去，那时如何？你后悔也迟了。不如听我们的话，悄悄回去罢。 ”7但是，多罗顽固不化，死硬对抗。他在南京发表公函，公布了教皇禁止中国礼仪的文件，要求中国教会无条件地执行，否则处以“弃绝”的重罚。结果，他被驱逐出境，拘禁于

16、澳门。教皇不顾康熙帝的反复声明，一意孤行，再次颁布谕令，强行禁止中国礼仪。并要求所有的在华传教士宣誓，表示无条件地服从，不折不扣地执行。为此，他第二次派人出使中国。1720 年，教皇特使嘉乐抵华。在回答清廷的询问时，嘉乐坦率地说出了来华的目的：“教王使臣请皇上安，求皇上隆恩有两件事。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着臣管在中国传教之众西洋人。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着中国入教之人俱依前岁教王发来条约内禁止之事。 ”8康熙明确表示：“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

17、尔俱带回西洋去。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着依尔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 ”9康熙的坚定立场使嘉乐不得不考虑变通之法。他听取多方意见，拟定了“八项准许” ，准备对中国礼仪作出妥协和让步。嘉乐的相对灵活的态度，使康熙一直将他当作贵宾对待，并多次接见他，与他进行说理与辩论。由此可见，康熙对待礼仪之争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不愿意因此而造成中西方的决裂。五十九年十二月（1721 年 1 月） ，传教士将教皇的禁令译成中文，进呈御览。康熙帝阅后，愤怒地批示：“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 ”“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18、 ”10 从此，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礼仪之争和教皇的错误决策，导致了康熙帝下令禁教。虽然，终康熙朝还没有实行严格的禁教，但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被此后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所继承和遵行。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胁迫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廷的天主教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签订的中法黄浦条约第 22 款规定：法国人可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 “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损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11 中法黄浦条约中出现了保

19、护天主教堂的条款，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法使拉萼尼还不以此为满足，又要求两广总督耆英奏请道光帝废除对天主教的禁令。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1844 年 10 月 22 日） ，耆英向皇帝奏报：“弗兰西夷使喇萼呢请求各款多属必不可行，业经逐加驳斥，惟天主教驰禁一节请求甚坚。奴才一面将大概情形缮折奏报，一面督饬藩司黄恩彤及各委员等连日设法开导，逐层驳诘。该夷使仍执前议，渎请不休。往复辩论数日之久，该夷使坚执如前。奴才伏查天主教自前明西洋利玛窦传入中国，各省愚民被惑入教，所在难免。惟二百余年并未滋事，究与白莲、八卦、白阳等项邪教不同。现据该夷使喇萼呢再四吁请，可否仰邀皇上逾格天思，将中外民人凡有学习

20、天主教，并不滋事为非者，概予免罪。如有诱污妇女，诓取病人目睛及另犯别项罪名，仍照定例办理。如此量为变通，庶夷情得以驯伏，免生枝节，而于定例亦不致漫无限制。 ”12道光帝谕道：“令耆英再向该夷使明白开导。 ”耆英遵旨而行，继续与拉萼尼交涉，毫无成效，只得再向皇帝奏报：“该夷使请求各款多属非分之干，业经奴才严行拒绝。其天主教驰禁一节，亦屡经往复辨难，折以法度，谕以情理，不啻舌敝唇焦。无如驳诘愈严，请求愈坚，中间龃龉情形，几成决裂。迨经藩司黄恩彤委曲求全，婉转开导，始定为姑允所请，以示羁縻，仍申明治罪条例，严定禁止夷人擅入内地传教章程，以存限制。该夷使亦情愿恭候谕旨，不敢别有请求。旬日以来，时而峻拒

21、力争，时而罕譬曲喻，一切驾驭之术，固已无余，即使再向开导，亦不能出乎历次辩论事理之中，恐未能顿然悔悟。伏思天主教虽与白莲、八卦等项邪教不同，究属久干例禁。今该夷使再三吁请，始将旧例量为变通。 ”13因此，道光帝根据耆英的请求，批准驰禁天主教。十一月五日，道光帝谕道：“佛兰西夷使于天主教驰禁一节，既经反复开导，无可转移，自不得不稍示变通以消疑贰。该督另折所拟准将习教为善之人免罪之处，于滋事为非者仍治以应得罪名，于外国习教者仍禁其擅入内地。所奏自属可行，已于折内批明依议 。著该督即将原折行知该夷使，俾益感天朝宽大之恩。其通商各海口，并著该督转行移咨各该督抚一体查照办理。”14 从此，被明令禁止了一百多年的天主教，在中国大地复苏，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