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采访对象选择中的新闻伦理2010 年 12 月 13 日，某大型媒体黑龙江分支机构作出决定，鉴于某记者有部分稿件把家人作为采访对象，违反了新闻报道的有关规定，停止该记者采访报道工作，调离记者岗位。这是到目前为止，记者因为将家人或者亲友作为采访对象，而被停止报道工作的个案。但此现象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存在。有关能否将本报员工或者记者个人亲友作为采访对象的争议，在业界一直存在。虽然普遍认为记者将亲友作为采访对象有违报道的客观公正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没有一定之规。且有些报道并未构成失实，没有上升为法律问题，也就一直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笔者认为，此问题应该列入媒体的报道手册，成为采编人员道德自律的一部
2、分。凡违反规定者，无论是否违背法律，均应负道义上的责任。“心神不宁”事件背后的媒体伦理缺失2009 年 6 月 18 日，某大型媒体机构刊播的专题节目中，一位名叫高某的大学生接受采访时痛斥了谷歌中国链接色情信息，说黄色信息害得他的同学“心神不宁” 。这番话受到了观众的唏嘘，高某本人遭人肉搜索，因此一炮而红，被网民称作“纯情的大学生” 。其间提到的“心神不宁”等词语一时间成了网络热词。事后，有认真的网友发现，高某本人确实是一名在校生，但当时其人正在这家媒体机构实习，因此是半个员工。一般来说，媒体采访自己的员工，多在评论节目中出现，极少出现在新闻节目中。至于主持人连线记者时采访在现场的记者，其实是
3、另一种表达形式，其实质仍然是通过现场记者的采访，来还原当时的情况，现场记者并非新闻当事人。虽然被人揭示，但高某事件并未得到充分发酵，有关媒体机构也没有作出任何解释，此后便不了了之。同是这家机构，终于为此类不负责任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某女记者将其男友的兄长作为采访对象，并接受了男友一辆车的馈赠，终被以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刑。撇开馈赠与受贿的界限不说，其报道男友兄长的案件，一点也不避嫌，自然难脱偏袒的嫌疑。其报道的客观公正性，更无从体现。实际上，此次处分采访家人的记者，并非来自行业自律或者主动发现，而是网友们通过总结发现的。这名记者的丈夫先后以高校教员、哈尔滨市民等身份在报道中不断出现，甚至其父也以
4、“颜大爷”的面目出现。这反映了媒体在审查记者的稿件时，核实环节不得力。无法核实的采访对象应认定为虚假采访有关采访对象的伦理困境不仅限于采访其家人亲友，更恶劣者，干脆虚构采访对象。相较真名实姓采访家人的情形，这种情形更恶劣，却并不为人所注意。比如“张大妈” 、 “王大爷”之类的人物，根本无法核实，其是否真实，存在很大疑问，顶多算“道听途说” 。再如“业内人士” 、 “相关人士”之类的，更是生造的采访对象。有些干脆不交待消息来源，比如“据了解”应该是“据记者向 XX了解” ，而“据了解”三字，貌似交待了消息来源，实际上只交待了这是记者了解到的消息，至于消息来源，成谜。这样的消息来源交待，还不如不写
5、，因为肯定是记者了解到的消息，是句废话。媒体上经常会有“相关部门负责人”这样的说法。按照新闻操作规程，必须列出具体的机构和负责人名称，以便编辑和读者核实。否则，这个消息来源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有关负责人不愿意具名，则应在报道中说明，这也是向读者的一个交待。有人戏谑， “相关部门”已成为中国权力最大的部门，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由“相关部门”出来说话。在这个笑话当中，媒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记者要么干脆没有采访，以“相关部门”指代，貌似采访过了，编辑也无法核实，因“相关部门”毕竟不是真实存在，即使这是记者生造的， “相关部门”也不可能站出来否认。笔者在与国外同行交流时发现，他们非常重视对采访对象的
6、选择，并且一定要亲自采访当事人。即使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通过电话进行三方通话，也要进行直接采访，绝不借助第二手消息，以保证采访对象的真实存在。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SPJ）职业伦理规范第三条就是：“任何可能的时候，都要指明消息来源。公众应该有尽可能多的信息来判断消息来源的可靠性。 ”回避规则适用于新闻采访就在前些天，笔者在编辑版面时，否决了一张小狗穿衣服迎大雪的照片。因为此类照片虽然可以保证其真实性，但此风一开，有可能会造成记者跟风模仿，根据自己想像的情景制造和导演新闻事件。有段时间，一家报纸经常刊登有趣的车贴，以及写在墙上的标语口号，笔者认为这是很不应该的。连新闻事件都有可能是记者导演，此类
7、简单的事情，更无法杜绝记者本人一时兴起，自己制造自己报道，自己直接就成了采访对象。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SPJ）职业伦理规范认为，除了公众的知情权之外，新闻记者不应该对任何其他利益负有责任。新闻记者应该避免自己的利益与采访发生冲突，不管是现实的利益还是可能的利益。而采访对象的选择，本身就有利益牵扯。比如上文提到的被调离报道岗位的女记者，事前就被网友怀疑，其丈夫的升职，与女记者在文章中渲染其先进性有关。作为被媒体屡屡报道的人物，其丈夫理所当然地具有比别人更高的知名度，再加上夫妻之间，其在倾向上只可能大加赞美，而不可能批评。这样的话，报道的公正性早已荡然无存。建议，一旦记者发现有其家人或者亲友参与
8、的事件很有新闻价值，应该请求报社派他人采访报道，以避免伦理困境。实际上，国际上一些大牌媒体，均有编辑核实这一环节，以防止记者可能的粗疏造成当事人意思的曲解，或者记者个人的造假或者其他有违职业伦理的情形。但在国内，很少有媒体能够在核实环节对采访对象的真实性作核实。南方一家媒体就曾经发生过一起笑话：有人以某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身份接受了采访，刊发后才发现，那人根本不是宣传部长，而是冒充的。可见，我们的编辑核实环节，往往侧重于对事件本身的核实，但对采访对象的身份、以及记者与采访对象的关系极少作了解，或者以事实本身无误为由，放任记者放弃工作回避原则。尤其在中国这个温情脉脉的社会环境中，更应坚守比欧美国家更严格的回避制度，最大限度防止有可能出现的倾向性报道，这应该成为我们新闻伦理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