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中国境内发现的有关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物古迹.doc

1、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中国境内发现的有关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物古迹中国位于东亚，巍峨的崇山峻岭和延绵的戈壁沙漠把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西部地区隔离开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明是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相反，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这些交流不仅见诸文献，而且还反映在考古学上。经过考古工作者长期的艰辛工作，中国境内发现了不少西方制造或与西方有关的文物古迹，它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先秦至公元 3 世纪左右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物古迹及相关内容作一概述。1 一、 纺织品 20 世纪前期，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楼兰发现了一块彩色缂毛残片，

2、时代为东汉晚期。在这块羊毛织成的纺织品上，残存着“十足希腊罗马式图案的赫密士（Hermes）头部” （插图 1） 。2赫密士（又译作赫尔墨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多才多艺的神，他掌管贸易、旅行、竞技等（插图 2） 。赫密士还是众神的信使，为神祗们传递信息。他的标志是手持双蛇杖（caduceus） 。在有些现代世界的一些国家中，这种双蛇杖依然作为医生或医学的一种象征，如美国军医部队（U.S. Army Medical Corps）就以此为标志。在斯坦因所发现的这块羊毛织品残片上，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双蛇杖图案。这块彩色缂毛织物，应当是从地中海地区输入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新疆发现了许多毛织品。有学者

3、在对这些毛织品进行研究后认为，其中的普通毛织品是当地土产的，而高档毛织品则来自葱岭以西地区。这些外来的高档毛织品都是在丝绸之路所经的遗址中发现的，它们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栽绒织物，其组织结构如地毯。此类毛织物如果按照栽绒织扣方法进行区分的话，可以分作三式：结吉奥狄斯（Ghiordes）扣，结生纳（Senna）扣，结半环形扣。吉奥狄斯扣起源于现在土耳其的西部，生纳扣起源于伊朗的西北部，半环形结扣的发源地则不清楚。第二类是毲织物，其织造工艺为局部挖织花纹。这种毲织工艺的发祥地是小亚细亚，波斯语称其为 gilim，汉代中文文献所说的毛织物“罽”很可能与此波斯语有关。研究表明，新疆出土的外来毛织品并

4、非来自一个产地，而是产自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周围的不同地区。例如从这些毛织品的题材及风格上来看，有的是两河流域风格的狮形图案，有的则是希腊风格的马人图案。再如，第一类栽绒织物结扣方式的多样性，也说明了这些毛织物的多种来源。3 在这些外来毛织品中，不乏珍品。最著名的有 1984 年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墓地 1 号墓中出土的一件彩色毛织壁挂，时代为公元 1-2 世纪（相当于东汉时期） 。4这件壁挂出土时已被剪成四块，缝制成一条裤子。左裤腿上是一个倒置了的武士像，右裤腿上有人首马身图案。复原后应为一块大型壁挂，右裤腿原是壁挂的上部分，左裤腿则为下部分（插图 3，插图 4） 。壁挂上部分的人首马身图案，实

5、际上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马人（Centaurs，插图 5） 。整幅图案洋溢着希腊艺术的风格：“高耸的鼻梁几乎与额头垂直，飘动在肩头的兽（狮？）皮隐喻着勇敢，手中的号角象征着对自己荣誉的宣扬，马的四蹄也与中国传统摆法不同；马人四周的菱格图案，却带着西域韵味。 ”5壁挂下部的武士右手握矛，立体感很强。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个武士像所包含的意义，但它显然具有希腊文化的特征，特别是与前面提到的斯坦因从楼兰所获彩色缂毛残片上的赫密士头像相似。山普拉古墓出土的这块彩色壁挂，由 20 多种颜色的细毛线织成，是一块采用局部挖织法织成的缀织物。 1995 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尉犁县营盘遗址清理发掘了一个汉晋时代的大

6、型墓地，获得文物约 400 件。营盘遗址在汉代属于墨山国（又称“山国”或“山王国” ） ，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这里出土的文物，既有来自中原的丝织品，又有产于中亚、西亚的装饰品，有的甚至还来自地中海地区，充分反映了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在营盘墓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15 号墓，时代为东汉中晚期。6此墓的木棺外盖着一条长方形彩色狮纹栽绒毛毯，残长 312 厘米、宽 178 厘米。毛毯的主体是一头伏卧的雄狮，狮头侧视，神态和善，富于动感。整个毛毯充满西方艺术风味。 棺内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性，脸上覆盖着麻质人面形面具（插图 6） 。死者身上穿着一件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插图 7，插图 8） 。

7、这件罽袍基本完好，色泽鲜丽，图案精美，堪称稀世珍品。罽面上每一区由六组图案构成，每组图案之间则是长满果实的石榴树。第一、二、四、五组为人物，都是裸体的男子，高鼻大眼，头发卷曲，是典型的欧罗巴人。他们两人一对，或持盾挥矛（剑） ，或单手刺击，栩栩如生。特别是他们的肌肉被夸张地隆起，更使画面充满力量与生气。第三组是牛，第六组为羊。这两组动物造型生动，姿态活泼。整个图案把希腊艺术与中亚、西亚艺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令人叹为观止。这件罽袍应当是西方所产的。身穿此袍的墓主，原有学者认为是墨山国贵族。7但墓地的发掘者认为：“M15 不见墓地流行的木器、羊骨等为组合形式的随葬品。死者面罩面具、随葬冥衣、四肢缠

8、帛等习俗也是独一无二的。墓主人服饰华丽，其外袍纹样带有浓厚的希腊化艺术风格。棺外覆盖具有异域特色的狮纹毯。15号墓十分独特的资料，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特殊的身份。联系营盘在丝绸之路上的位置以及汉晋时期丝路沿线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历史背景，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一位来自西方从事贸易的富商” 。8 在新疆，除了出土一些西来的毛织品外，还发现了外来的棉织品。195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民丰县古尼雅遗址中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公元 2 世纪）的墓葬，墓中出土了两块蓝白印花棉布的残片，这是我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棉布（插图 9） 。9其中有一块棉布中心部分已经缺失，只能见到半只赤裸的脚，一段狮尾。所幸的是，在它的左

9、下角有一个大约 32 厘米见方的方框，框内画有一个半身女神像。女神胸怀袒露，侧身斜视，神情安详恬静，身后有圆形光环。她的颈上及臂上都有装饰品，手中持有一个角状长筒容器，容器内盛满了果实。这个女神最初曾被当作是佛教中的菩萨像，这块棉布也曾被看成是从印度输入的。10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此图系希腊风格，图中的角状容器并非佛教的法器，而是希腊神话中的丰饶之角；11图中的女神不是佛教中的菩萨，而是希腊神话中的丰收女神堤喀（Tyche） ；也有的认为她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该亚（Gaea）与谷物女神得墨忒耳（Demeter）的混合体。另有学者提出这幅图案的主题本应是中亚与

10、西亚风格的狮子，只是已经残缺了；图中的女神应是波斯女神。最近有学者通过与贵霜王朝金币上的图案进行对比，认为棉布上的女神应是中亚的丰收女神阿尔多克洒（Ardochsho） ，这样，我国的棉织品最早应是东汉时期从贵霜传入的。12 二、 金银器等 建国后在我国还发现了一些西方所制的金银器皿。1978 年至 1980 年，山东省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淄博市郊的西汉齐王墓进行了发掘，在一号随葬坑中出土了一个保存较好的列瓣纹银盒（插图 10） 。13此盒高 11 厘米，口径 114 厘米。 1983 年，在广州象岗山发现了南越王之墓。14墓中发现了三支非洲象牙，其中最大的一支为 126 厘米长。在一个漆盒里残存

11、着 26 克的红海乳香，呈树脂状。这些来自异域的文物，充分说明了广州通过海上航线与印度洋地区的贸易联系。墓中还发现了一只列瓣纹银盒，出土时里面还藏有药丸。南越王墓中的这个银盒高 103 厘米，口径 13 厘米，形状与山东齐王墓出土的银盒极其相似（插图 11） 。 上述西汉齐王墓与越王墓中出土的两件银器，都是用锤揲技法在表面打压出相互交错的列瓣纹，这与中国当时用陶范或蜡模铸造纹饰的工艺传统完全不同，显然是外来器皿。但对于这种器皿的原产地，尚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这种器皿通称为 Phialae，其技术源流可以上溯到两河流域的古亚述，盛行于古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公元前 6 世纪公元前 4 世纪

12、） ，并在安息统治时期继续发展。由于我国出土的两件汉代银盒与安息的同类银器几乎完全相同，所以它们应当是通过海路从中亚的安息输入的。15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银盒应是罗马人的器物，山东齐王墓和广州越王墓中的这两个银盒可能来自罗马，经海路传入。16 据研究，山东齐王墓的下葬时代约为公元前 179 年，广州越王墓的下葬时代约为公元前 122 年。不管这两座坟墓中发现的银盒其原产地是中亚的安息还是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它们都有力地证明，早在公元前 2 世纪，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就已经存在了。有意思的是，这两件来自域外的银盒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又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以及审美标准对它们进行了改装，在银盒

13、下面加上铜圈足，使之成为中国人所熟悉器皿豆。这种“土洋结合”的豆，正体现了古代中西文化的交融。1988 年，在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一个农舍的房基下发现了一只鎏金银盘（插图 12） 。此盘高 44 厘米，直径 31 厘米，重 3180 克。17盘中的图案可以分为三层。最外面的一层是相互勾联的葡萄卷草纹。每颗葡萄中心都有一个小凹点。葡萄的花下叶底还若隐若现地刻划着 29 个姿态各异的昆虫飞鸟，如鹦鹉、蚱蜢、蜥蝎、蜗牛、蜜蜂等。第二层被分成了12 个单元，在每个单元中，左侧为一个动物，右侧为一个神头像。最里面的一层直径为 95 厘米，上体为一个青年男神，头发卷曲，上身裸露，肩扛“权杖” ，倚坐在一头威

14、武的动物上。 这只充满西方情调的银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这个银盘的最初研究者初师宾认为银盘第二层的 12 个神像应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十二神”：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耳忒弥斯、天帝宙斯、处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后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神得墨忒耳、战神阿瑞斯、美神阿芙洛狄忒、使者神赫尔墨斯、春神帕尔赛芙涅。初师宾的这个考证，已为其它学者所接受。对于盘子正中的那个男神，初师宾认为此神“可能是阿波罗，也可能是酒神巴卡斯或希腊神话中别的人物” 。初师宾还推测，此盘的“时代约在 45 世纪，最晚不过 6 世纪前半期；其产地大约不会超出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 。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

15、，银盘正中的男神应当是罗马神祗巴卡斯(Bacchus)，此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 。至于这个银盘的产地，有人认为是公元 23 世纪罗马东方行省北非或西亚，也有人认为是公元34 世纪罗马帝国东部行省所产。1997 年，我国学者林梅村释读出这只银盘上的一行大夏文铭文，其意为“价值 490 斯塔特”或“价值 490 金币” 。这样，林梅村认为这个银盘应当是大夏银器。他写道，甘肃靖远发现的这个充满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银器表明“公元 5 世纪末至 6 世纪初希腊文化仍为大夏文化主体” 。18 这里，附带介绍一下有外国铭文的铜饼与铅饼。 早在解放前，就发现了几件这类铜饼，其形

16、状为一面凸起，上面有像龙一样的纹样；另一面凹下，周围铭有外国字。可惜这些铜饼的出土地点情况不清，无法判定其时代，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是后人仿制的伪品。19建国后，又有一些被发现。1965 年，西安西北汉代长安城内出土了一只陶罐，内有带铭文的铅饼共 13 枚。201973 年，陕西省扶风县姜塬又出土了两枚这样的铅饼， “结合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其他文物来看，其上限不会早于西汉晚期，下限不会晚于东汉晚期。 ”211976 年，甘肃省灵台县发现了 274 枚同类铅饼，总重量达 31806 克（插图 13） 。22 对于铜饼与铅饼的来历，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20 世纪中期，德国的密兴黑尔芬（O. Maench

17、en-Helfen）提出，在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铸印在西亚古钱上的文字是希腊文，但这些希腊文在仿抄过程中，由于仿抄者不懂希腊文而失真走样。他还进一步认为，中国发现的这些铜饼是中国匠人铸造的，上面的铭文是中国人所仿抄的失真的希腊文。但夏鼐认为，这些铜饼不可能是在中国铸造的，而应来自西域。因为汉魏时代的中国“没有仿抄外国铭文的先例，并且也想不出他们当时为着什么要这样仿抄” ；铜饼上的图案与汉代的纹饰不同；“汉代没有铸造过这种样式的铜币，并且当时也不会铸造完全是外国字铭文的货币” 。23近来，我国学者林梅村认为，这些铜饼和铅饼上的铭文应当是用草体希腊文拼写的中古伊朗语。公元 1 世纪前期，贵霜王朝

18、建立，公元 2 世纪中叶以后，贵霜内乱不已，境内的大月氏人大量地流亡东方，进入东汉避难。我国出土的这些铭有草体希腊文的铜饼与铅饼，很可能就是流寓到中国的贵霜大月氏人在三辅（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中部地区）及其西邻地区频繁活动留下的遗物。24 三、 玻璃器 早在公元前 5 千年代，两河流域就已开始把玻璃用作釉面涂料。到了公元前 1500 年左右，两河流域北部出现了由玻璃器制成的器皿。玻璃制作技术很快传到了埃及等地。25古代埃及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玻璃以钠钙玻璃为主，直到 19 世纪后期才出现含氧化钡的玻璃。在中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能够制造玻璃。但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玻璃以铅玻璃为主。在战国至汉代的中

19、国自制玻璃中，铅、钡的含量都较高，这在西方是没有的。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属于春秋末战国初（公元前 5 世纪前期） 。中国早期玻璃器主要有：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料珠，26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格上的镶嵌玻璃块，27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格上所嵌的玻璃块，28云南李家山 22 号墓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29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发现的料珠30，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的料珠，31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发现的料珠，32山西长冶分水岭 270 号墓出土的料珠与琉璃管，33等等。在这些早期玻璃器中，有许多俗称为“蜻蜓眼”的镶嵌玻璃珠，其直径一般在 12 厘米左右。这种镶

20、嵌玻璃珠在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湖北曾侯乙墓、河南淮阳平粮台等地都有发现（插图 14） 。这种小巧精美的玻璃珠，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工艺，把几种不同色彩的玻璃嵌在一颗单色玻璃珠上制成的。在已出土的镶嵌玻璃珠中，有一些无疑是从西方输入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1、镶嵌玻璃珠最早出现于西方，早在公元前 1 千年代初，地中海地区就已经能够制造这种玻璃珠，而它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则要晚几百年。2、在西方，从单色玻璃到彩色玻璃再到镶嵌玻璃珠，经过了一千多年漫长的历程，其发展序列基本上是完整清楚的。但在中国，则不存在着这样一个发展序列。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与单色玻璃是同时出现的，显得非常突然，因此其来源应当在西方。3、

21、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不仅在工艺与外形上与西方的相似，而且，有的在化学成份上也与西方的相同。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镶嵌玻璃珠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含铅钡，34而铅钡玻璃正是中国早期自制玻璃的基本特征。4、这些早期镶嵌玻璃珠都出现在贵族大墓中，说明它非常罕见，只有少数大贵族才能得到。有学者还进一步认为，中国本土的玻璃制造业，也是在外来镶嵌玻璃珠的影响下产生的：“镶嵌玻璃珠传到中原地区后，受到上层贵族的喜爱，这种社会需求促进了匠人利用当地的原料进行仿制。最迟在战国中期就成功地用氧化铅或氧化钡代替自然纯碱制造出铅钡玻璃，并将早期单纯同心圆纹饰发展为与其它几何纹饰相结合，创造出世界上最漂亮的镶嵌玻璃珠。由于中国还未发现过早于春秋末战国初的玻璃制品，所以可以说，随着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和仿制，中国诞生了玻璃制造业。 ”35 还有学者认为，除了镶嵌玻璃珠外，春秋战国时期的还有一些玻璃器也是从西方传入的。例如分析表明，河南辉县出土吴王夫差剑上的玻璃块是硅酸钙玻璃，湖北江陵所出越王勾践剑上的玻璃是钾钙玻璃，都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系统， “很可能是从国外输入的。 ”36再如，云南李家山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在云南其它地区尚未发现，也不见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