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及启示.DOC

1、巴 西 落 入 中 等 收 入 陷 阱 的 原 因 及 启 示从生产函数分解角度的分析内容摘要：巴西自上世纪 70 年代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速伴随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阶梯型下滑，人均 GDP 增长长期停滞，至今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生产函数分解显示，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和资本积累放缓是巴西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因素，而这主要归因于巴西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过度干预经济、制度改革滞后、投资和产业发展政策失当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等问题。为此，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要加速制度改革，提高市场化水平，重视人力资本投入，摆脱长 期依靠高投资拉动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同时要抓住外部冲击后问题集中暴露的有利

2、时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为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奠定基础。上世纪 50 至 70 年代，巴西经济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期，尤其在 1968-1973 年，巴西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 10%以上，被称为“ 巴西奇迹” 。同时，巴西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在 1960 年后首次超过 50%，城市人口占总 人口比重由不足 30%提高至 60%以上。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巴西人均 GDP1迅速提升并在1975 年首次突破 1000 美元 2，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此后巴西经济增长的奇迹未能延续下去，进入 80 年代后更遭遇“ 失去的十年 ”，经济 增长和结构转型几

3、近停滞。即便在 90 年代新1 世界银行一般按照 GNI （国民总收入）的概念对一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由于巴西人均GDP 与人均 GNI 差别不大，为方便理解，本文以人均 GDP 代替人均 GNI。2 美元均为现价美元。按照世界银行 2013 年公布的最新标准，以 2012 年人均 GDP 为准，低于（含）1035 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处于 1036-4085 美元的为下中等收入国家，处于 4086-12615美元的为上中等收入国家，大于（含）12616 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巴西 2012 年人均 GNI 为11630 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接近高收入国家的下限。自由主义改革后，以及本

4、世纪初全球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巴西经济也未能重现之前的持续高增长，人均 GDP 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 阶段，至今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3。一、巴西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特征对比巴西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前后的宏观经济表现，主要有三方面特征：一是经济增速出现“断崖式”下降后呈长期结构性减速。上世纪50、60、70 年代巴西平均 经济增速分别为 7.4%、6.2%和 8.6%，而 80年代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陡然降至 1.6%，降幅达到 7 个百分点。此后，尽管巴西在 90 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平均增速分别回升至 2.5%和 3.6%，但也远低于之前的增长水平。可见，巴西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长期下滑并非单

5、纯周期性减速，而是结构性因素导致长期增长潜力下降。二是经济增速“断崖式”下降伴随着严重的外部冲击。巴西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前后，先后遭遇了两次国际石油危机的冲击。尽管当时巴西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经济相对封闭，但每次危机仍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并成为增速下台阶的分界线。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巴西经济虽然仍能保持 7%左右的平均增速，但之前年均增 长 10%以上的“ 巴西奇迹 ”就此终结 。1981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更成为巴西经济由高增长跌落至“失去的十年 ”的转折点。三是经济增速骤降后呈现不同回升轨迹。虽然两次石油危机均造成巴西 GDP 增速短期内大幅下降，最大降幅分 别达 8.84和 1

6、3.5 个百分点。但第一次石油危机时，巴西经济增速短暂下降后仍能实现快速3 巴西 2012 年人均 GDP 为 11630 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接近高收入国家的下限。4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巴西 GDP 增速由 1973 年的 14%最低降至 1975 年的 5.2%；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巴西 GDP 增速由 1980 年的 9.1%降至 1981 年的-4.4%。反弹，并在 1980 年恢复至 9.1%的高增长。而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巴西经济在衰退后未能实现持续的增速回升，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二、巴西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依赖于劳动力增长、物质资本的积累和全

7、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从生 产 函数角度对巴西经济不同发展时期的三大要素进行分解，有助于研究其增长动力的转换情况和外部冲击的影响机理，更便于探究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表 1 巴西经济增长分解（%）时间 GDP 资本积累 劳动力 TFP1931-1950 5.14 1.59 1.29 2.261951-1963 6.88 2.6 1.97 2.311964-1980 7.79 2.69 2.28 2.831981-1993 1.64 0.78 1.52 -0.661994-2000 3.05 0.69 -0.25 2.61资料来源：Armando Castelar Pinheiro e

8、t al. Brazilian Economic Growth, 1900-2000: Less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一）TFP 和资本积累对 巴西经济增长影响显 著据测算（表 1），在上世纪 60、70 年代巴西经济高增长时期，TFP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二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分别为 36.3%和 34.5%，而劳动力的贡献为 29.3%。而 80 年代以后，三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均明显下降。其中，TFP 和资本积累拉动作用的下降最为显著 5，二者对经济增速下降的贡献分别为 56.7%和 31.1%，劳动力则只占 12.4%。

9、表 2 劳动人口人均 GDP 增长率分解（%）时期 劳动人口人均 GDP 增长 TFP TFP 贡献 资本深化 资本深化贡 献1948-1962 4.4 1.69 38 2.71 621963-1967 2.4 0.61 25 1.79 755 由于采用的时间跨度、数据来源及生产函数参数设定不同，学者分解出的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数值不尽相同，但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1968-1973 5.7 3.47 61 2.23 391974-1980 3.6 0.94 26 2.66 741981-1992 -0.8 -1.03 129 0.23 -291993-1999 0.

10、7 0.24 34 0.46 662000-2011 1.2 1.03 86 0.17 141948-2011 2.3 0.89 39 1.41 611948-1980 4.2 1.63 39 2.52 611981-2011 0.3 0.02 6 0.29 94资料资源： Bonelli Edmar L. Bacha. Crescimento Brasileiro Revisitado.（二）TFP 增长放缓是巴西 经济增速“断崖式 ”下降的首要原因为进一步研究人均 GDP 增长率和两次石油危机冲 击前后生产要素贡献的变化情况，可将人均 GDP 增长分解 为 TFP 和人均资本深化 6两大要

11、素。如表 2 所示，在巴西经济快速增长期间，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最为显著，平均贡献率约为 60%，但在 1968-1973 年“巴西奇迹” 期间，TFP 的大幅提升成 为推动经济增 长的首要因素，贡献率达到 60.9%。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后，巴西经济减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TFP 增速的 显著下降，同期 资本深化速度甚至 还有所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 39.1%提高至 73.9%，从而使巴西人均 GDP 仍能维持 3.6%的增速。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巴西 经济陷入衰退，TFP的下降依然是造成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同时，资本深化率也出现了大幅下降，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甚至降至 0.5%

12、以下，远低于之前 2.3%左右的平均水平，从而无法对经济增长起到有效的拉动作用。综上所述，TFP 和资本 积累是影响巴西经济 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二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增长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总体来看，TFP 的表现是决定巴西能否顺利实现经济发展阶段性跨域的关键，资本积累则是推动巴西经济由“起步” 阶段向“起飞”阶段迈进的动力，而且为 TFP 的提高奠定了重要基础 7。巴西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6资本深化指单位劳动力拥有的资本量增加的过程，这里指单位劳动力拥有的资本量。一方面在于 TFP 未能实现强劲增长从而推动经济更上一个新台阶；另一方面则在于资本积累未能保持适度增速从而对经济起

13、到应有的助推作用。三、对巴西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进一步解释根据经济增长理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种生产要素已经全部得到粗放使用，如果延续原有的增长路径，边际产出将快速下降。巴西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的情况与增长理论基本吻合：上世纪 80 年代后，无论 是劳动力还是资本在数量上的增长都难以为继，作为生产要素质量提高重要标志的 TFP 则陷入了负增长，这与巴西政府未能及时转变发展模式和应对政策失当密切相关。（一）政府制度改革滞后和对经济干预过度阻碍了 TFP 增长潜力的释放自上世纪 30 年代起，巴西开始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帮助巴西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消费工业，并为进入重工业化阶段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这

14、一阶段的进口替代忽视对外部资本技术的引进和利用出口市场，到 60 年代初， 资 金技术和销售市场不足的限制开始制约 TFP增长， 经济 由此陷入停滞，并导致 1964 年军政府上台。军人执政后，巴西政府通过经济整顿稳定了物价，完善了金融体系 8，并以利用外资和鼓励出口推行外向型进口替代，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释放推动巴西 TFP 大幅上升并创 造了“经济奇迹”。但这一阶段政权更迭并未改变进口替代模式在促进 TFP 提升上的局限性：一方面，为保护国内产业，巴西政府设置了高额的关税及繁多的非关税壁垒，限制国外产品参与国内市场竞争。1990 年巴西进口产品关税税率仍高达 33.5%，远7 如基础设施的完

15、善可以降低社会物流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8 健全金融市场方面，巴西 1964 年颁布“银行法”并建立了中央银行，随后又颁布了“资本市场法”。稳定物价方面，巴西 1965 年实施了“货币纠正法”和“物价指数化”制度；1967 年设立了“国家稳定物价委员会”、“部际价格委员会”。高于韩国的 12.98%和美国的 5.2%，长期的过度保护阻碍了企业竞争意识的培养和生产效率的提升，研究显示，对信息产业的保护导致 80年代巴西国内相关产业技术水平落后国际市场 3-5 年。另一方面， 为加速工业化进程，巴西采取了以国家垄断经营为主导的工业化模式。到 1980 年，巴西 7535 家大企业中，国有资产总额

16、占全部企业总资产的 48.2%，垄断了邮电、交通运输、矿业等主要 经济部门。国有企业主导经济导致经济运营体制官僚化，政府过度行政干预企业生产经营，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前，制度改革对TFP 提升的潜力已经释放殆尽， 长期进口替代政策 带来企业效率降低等问题已经有所显现。巴西政府不仅未能进行制度改革，及时像东亚国家那样转向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激发企业竞争和创新潜力，反而在危机爆发后采取“加速增 长” 战略， 进一步强化进口替代。这使得矛盾进一步积累，并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击下集中爆发，导致 TFP 在危机冲击后难以有效回升，成为巴西经济 80 年代持续低迷的首要因素。（二）

17、投资政策失当影响了资本积累和 TFP 的提升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前，投资一直是巴西政府维持经济高增长的重要手段，占 GDP 比重在 20%左右。但由于国内储蓄与 GDP 的比率长期维持在 17%左右，投资缺口长期积 累，只能依赖外部融资，实施负债式发展。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巴西政府为维持经济高增长加大了投资力度，导致外债规模急剧膨胀，外债存量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由 1972 年的 20.4%猛增至 1984 年的 53%。而且，为防止本国产业被国外控制，巴西采取了以吸收贷款为主、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 ）为辅的利用外 资政策。上世纪 70-80 年代，FDI 净流入占GDP 的比重不

18、到 1%且一直呈下降趋势。实行这样的外债和外资政策，不仅使巴西政府承担了沉重的还本付息义务，为 80 年代负债发展模式的崩溃和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而且也难以充分发挥 FDI的“鲶鱼效应 ”和技术溢出效 应。此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受新自由主义改革思潮的影响，巴西政府不但未恢复公共投资，反而主动放弃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职责，从上世纪 70 年代至本世纪头十年，巴西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由 30.5%降至 2.1%。这不仅导致此后投资长期低迷，而且由于基础设施的公共属性难以吸引到足够的私人资本流入，导致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实际经济发展的需求，进而制约了巴西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三）

19、人口优势错配及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导致劳动力对 TFP 的贡献较低上世纪 60-70 年代是巴西劳动力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也是 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最为显著的时期，15-64 岁劳动 年龄人口增长率持续上升并在 1977 年达到 3.18%的高峰。然而，巴西政府未能充分 发挥人口红利优势，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将政策重点放在了支持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发展上。由于这些行业吸纳就业有限，农 村劳动力转移出来后大量涌入服务业和各种非正规企业就业 9，产生了 过度城市化、服务业比重超前发展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等一系列问题。 这成为制约生产要素有效配置和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巴西政府长

20、期忽视教育投入，导致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缓慢，难以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1950 年巴西公共教育领域支出占 GDP 比例仅为 1.4%，1970-1980 年经济快速增长期该比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从 2.9%降至 2.4%。研究显示，80 年代巴西人力资本的下降解释了经济增速下降的 17.1%，贡献幅度仅次于9 巴西地理统计将就业人数不足 5 人（含 5 人）的企业定义为非正规企业。据统计，巴西 1985-2005 年间，非正规就业比重一直在 50%以上，直到 2006 年以后才降至 50%以下。TFP 和资本存量，而且也是拖累 90 年代经济 增速回升的重要因素（仅次于劳动力）

21、。四、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性结论第一，政府要加快推动制度改革，减少对经济的过度干预。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不同发展阶段要有相应的制度来匹配，以此来促进TFP 不断提升。政府应该 通过改革健全市场经济 制度，破除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减少对经济的行政性干预，通过引入民间资本、打破行业垄断等方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激发企业竞争实力和创新活力，促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第二，要摆脱长期依靠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方式。投资是资本积累的惟一来源。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方面通过资本投入数量增加带来资本存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则通过资本利用效率提高带来 TFP 上升。 进入中等收入 阶段后，

22、各种要素 约束增强， 经济增速有所下降是必然规律，单靠投资数量的增长难以继续维持经济高增长，必须重视产业升级，加大研发投入，调整投资产业、区域、城乡及内外资结构，提高 资本利用效率，推动 TFP 提高。第三，要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入，增加教育支出。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体现在数量上的增长和人力资本增加两个方面。相比资本积累和 TFP，劳动力增速相 对平稳，而且大多数国家 劳动力增速呈下降趋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下降。而人力资本存量大小虽与劳动力数量相关，但更多依赖于以教育为主要形式的知识和技能的投入，其不仅直接影响一国创新和技术进步的能力，而且提升空间也远高于人口数量的增长。因此，要将提高人力

23、资本作为一项长期政策，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投入结构等方式实现社会需求与培养方向相适应，使人力资本成为长期的人口红利。第四，应对外部冲击需转“危”为“机”。外部冲击虽然是造成经济波动的重要诱因，但一国的长期增长水平仍依赖于自身的增长潜力。巴西在两次石油危机前后的经历表明，经济快速增长往往容易掩盖潜在的政策弊端和结构性问题，导致内在矛盾不断积累，并在受到外部冲击时集中爆发，使经济增速出现“断崖式”下降。换个角度看，外部冲击既是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威胁，也是使内部隐性矛盾显性化的机遇，因此，要容忍一定的经济减速，抓住危机后问题和风险集中暴露的有利时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预测部 赵硕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