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膏方学.doc

1、中国膏方学第二节 膏方源流内服膏滋是由汤药（煎剂）浓缩演变发展而来，凡汤丸之有效者，皆可熬膏服用，其有相当漫长的发展历史。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 14 种医学方技书中记有药方的共有 4 种，分别是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五十二病方 ，战国时的养生方 、 杂疗方和胎产书 。这些古医书，是已发现的我国最古的医方，在考察我国古代医药学的起源和发展方面都具有极重要的价值。其中帛书五十二病方中膏剂有 30 余方，制作时加用膏糊剂而称为“膏之” 。胶的入药在书中出现 4 次，多是与他药配成剂型应用，但用的是白胶还是阿胶未详。大约此时只有一种，故文中只称为“胶” 。 养生方和杂疗方两书中记载用蜜或枣膏制丸的药方

2、，所谓枣膏就是用煮烂的大枣捣烂成泥状物，在养生方中又称“枣脂” ，殆为后世膏方之滥觞。一、膏方的起源“膏”与“煎”古时常常混称。如神农本草经言：“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 ”凡称膏者，一般含有动物类药，但亦有用枣肉等烂如腻膏之物的。而“煎”的范围较广，凡煎煮黏稠度较高的药物，如蜜、酥、饴糖、滋腻药汁、枣膏、动物脂肪及皮骨等都可称为“煎” 。除内经记载的豕膏、马膏以外，东汉末年，张仲景金匮要略中的一些所谓“煎” ，已与现代膏方的制作方法十分相似。如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并治篇中的大乌头煎（乌头、蜜） ， 黄疸病脉证并治篇的猪膏发煎（猪膏、乱发） ，其制法类似现代一般制膏滋

3、方的方法，这也是膏滋方内服的最早记录。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多处记载膏剂内容，其中鳖甲煎丸就是先以酒液煎煮，然后煮令烂如胶漆，再加入部分药粉制成丸。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诸膏方制剂一般是用苦酒（即醋）与猪油作溶剂，药制成后，既可外用以摩患病处，又可内服，如黑膏（由生地黄、豆豉、猪膏、雄黄偻、麝香等组成。功能清热解毒，活血散结） 。南北朝时陈延之的小品方有单地黄煎（生地黄） ，是最早的滋补膏方。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膏方的制剂与给药途径与肘后备急方大体相同，但备急千金要方中有个别“煎”方已与现代膏滋方大体一致，如卷十六的地黄煎（生地黄、荆沥、竹沥、酥、生姜汁、人参、天门冬、白茯苓、酒蒸大黄、姜汁炒

4、栀子）煎，是一首滋养胃阴，并清虚热的膏方。又如备急千金要方中的金水膏，功能润肺化痰，以生地黄、麦门冬、山药、天门冬、紫菀、玉竹、款冬花、白芍药、百合、茜草、知母、广陈皮、川贝母等水煎去渣后浓缩，加炼蜜收膏。 备急千金要方之苏子煎，以紫苏子、白蜜、生姜、生地黄、杏仁等药捣碎、取汁、去渣，熬如脂状，纳蜜，煎如饴状，治阴虚咳喘已久，功能为养阴润肺、降气化痰。王焘的外台秘要载“古今家煎方六首”：广济阿魏药煎方：阿魏、豆蔻仁、生姜、人参、甘草、鳖甲、藕汁、诃黎勒、牛膝、白蜜、地黄汁。鹿角胶煎：鹿角胶、紫苏子、生地黄、生姜、黄牛酥、白蜜。蒜煎方：蒜、牛乳、牛膝。地黄煎：生地黄、甘草、豉心、葱白、牛酥、藕汁

5、、白蜜。小品单地黄煎：生地黄。近效地黄煎：生地黄汁、麦门冬汁、生姜汁、紫菀、贝母、款冬花、炙甘草。这些煎方与现代膏滋方几乎一样，均被用作滋补强壮剂。宋金元时期的膏方，基本沿袭了唐代的风格，用途日趋广泛。如南宋时洪文安的洪氏集验方收载的“琼玉膏” （生地黄、茯苓、人参、白蜜） ，是一首著名的膏方，时至今日，仍广为沿用。膏、煎在丸剂中，还常兼有赋形剂的作用。二、膏方的形成和发展一般来讲，唐代以前称膏者，有内服的也有外用的，作用以治疗为主；称煎者多作内服，除用于治疗外，亦已作为药饵补剂，用于养生。到了宋代，膏、煎之分已不甚明确，而煎则逐渐为膏所代替。如洪氏集验方引申铁翁方之琼玉膏，以人参、生地黄、白

6、茯苓、白蜜、糖精制成，功能为补虚健脾，益气生精。膏方中含有动物类药的习惯也自然流传下来，如圣济总录之栝楼根膏，以生栝楼根和黄牛脂共同制成，功用为养胃生津。此时，膏方已兼有治病和滋养的作用，上述两方均以滋养为主。而宋代医家许叔微用治失眠和疮疡肿毒的宁志膏、国老膏则明显以治疗为主。宁志膏以党参、枣仁、辰砂、乳香共为细末，炼蜜成膏，功能为宁心安神。而国老膏则是以甘草浸泡，熬煮，去渣，收膏而成，功效以清热解毒缓急为主。膏方发展至明清时期已进入成熟阶段。其樗有四：一是膏方的名称，多采用“某某膏”的方式命名；二是制作方法已基本固定，即用水多次煎煮，浓缩药液，最后加蜂蜜等收膏；三是膏方数量大增；四是临床运用

7、日益广泛。古代膏煎之分已然无存， “膏”已成为滋润补益类方剂的专用名， “煎”则转为水煎剂的同名语。如景岳全书的二阴煎，以生地黄、麦门冬、酸枣仁、生甘草、黄连、玄参、茯苓、木通、灯芯草（或竹法）水煎服，功能为养阴清热，宁心安神，治心经有热，水不制火，惊狂失志诸证。而膏剂逐渐偏向补益，膏滋备受朝野欢迎，医家更是撷取膏滋之长，加以辩证处方，调治体弱之人，从而出现了因人处方而制的膏方。由于疗效显著，膏方不断得以发展，成为中医药剂的一大剂型。如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所载通声膏，以党参、桂心、五味子、款冬花、石菖蒲、竹茹、木通共研粗末，熬透去渣，加入杏仁液、酥、蜜、姜汁、枣肉，再煎收膏而成，功用为补气润肺，

8、化痰利窃，专治气阴耗伤之咳嗽气促，胸中满闷，语声不出证。又如明代景岳全书所载两仪膏，在其“治形论”思想指导下，取人参 120250 克，熟地黄500 克，水煎 2 次，取浓汁加白蜜 120250 克收膏，以气血双补，形气兼顾，专治气血两亏，嗜欲劳伤，胃败脾弱，下元不固诸证。明代方贤著的奇效良方 ，汇集宋明医方之精华，收载膏方甚多，如补精膏、黄精膏等。明代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13 卷，记载了其临证心得，验案及效方。卷四为炮炙大法，末附用药凡例，对丸、散、汤、膏的制法和适应证，以及煎药及服药法等，都一一作了论述。 炮炙大法谓：“膏者，熬成稠膏也。 ”明代朱谟著本草汇言二十卷，内载柿饼膏等多种膏方

9、，并详细说明膏滋制备和服用方法等。韩天爵著韩氏医通二卷，收录有“霞天膏” ，治沉疴痼疾等。韩天爵源出自朱丹溪“却疾养寿”的倒仓法，以黄牛肉为主要原料，可治“瘫、劳、虫、癞”等顽疾，有推陈致新、扶虚补损之功。王纶认为牛肉乃借补为泻，病去而胃得补。韩懋将牛肉制成霞天胶，缪希雍又将霞天膏加入橘皮、茯苓、紫苏子、川贝、半夏、苍术等制成霞天曲，治疗积热痰结，清代使用甚广。洪基是明代末年的食疗养生家，用 20 年时间，广泛收集抗老方剂约万首，将“最神奇最切用”之丸、散、膏、丹汇集一书，著摄生总要 ，从壮阳填精法立论，纂辑了诸如“龟鹿二仙膏“等著名的抗老膏方，至今仍在临床上得到广泛使用。钟惺著饮撰服食谱 ，

10、载有长生神芝膏、六龙御天膏、七元归真膏等多种膏方。龚廷贤著寿世保元谓：“膏者，胶也。 ”该书集抗老膏方多则，如“茯苓膏” 、“银杏膏”等，临床常用，亦多佳效。至清代，在兼顾治疗的同时，膏方的补益作用愈加明显。如张氏医通的二冬膏、集灵膏等。二冬膏取天门冬、麦门冬各等份，水煎浓缩，加白蜜收膏，噙咽。功能为养阴润燥，润肺止咳，治肺胃燥热，症见干咳无痰，咽喉干燥，舌红少苔，脉细数等。而集灵膏曾对中医学术史上甘寒养阴法施加过重要影响，方取生地黄、熟地黄、麦门冬、人参、枸杞子，水煎去渣，加炼蜜慢火收膏。功能为滋养肝肾，益气生津，治燥咳痰黏，劳嗽咯血，或头晕目眩、视力减退、腰酸肢软等。清代著名医家叶天士临证

11、指南医案中载有膏方医案。如叶氏医案存真卷一，载录其治精血五液衰夺，阳化内风之证，取培实孔窍法，方用熟地黄、枸杞子、藕汁、河车胶，紫石英、甘菊炭、茯苓、人乳粉，熬膏下用蜜。卷二，载录其治李去生咳甚哎血吐食之症，除日常标本兼治外，并提及“临晚进膏滋药” ，以人参、熟地黄、远志、甘草、绵黄芪、茯苓、桂圆肉、归身、五味、枸杞子，照常法熬膏，不用蜜收，白水调服。叶天士的种福堂公选良方 ，内载有“治痹膏”等验方。清代医宗金鉴收集多种名医膏方。吴尚先著理瀹骈文 ，载有内服膏方，虽然为数不多，但可见作者亦重视内治。吴氏制方，基于外治与内治相通之理，主要取辩证论治之内服汤丸制作膏药。他对膏药之方，指出：“膏方取

12、法，不外于汤丸，凡汤丸之有效者皆可熬膏。不仅香苏、神术、黄连解毒，木香导滞，竹沥化痰，以及理中、建中、调中、平胃、六君、六味、养心、归脾、补中益气等，为常用之方也。 ”王孟英著随息居饮食谱载“玉灵膏” ，费伯雄著食鉴本草载“莲肉膏”等。清太医院配方和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均收录了很多著名的抗老滋补膏方。从顺治帝始，膏滋方在慈禧光绪年间所用甚多， 慈禧光绪医方选议一书中载内服膏滋方共 28 首，从中可以看出清宫运用膏滋方的特点：使用面广，数量繁多，制作考究。理脾和胃除湿膏：光绪十七年九月十三日，茯苓五钱，陈皮四钱，白术四钱，薏米五钱，炒山药三钱，炒石斛五钱，麦冬四钱，焦三仙各二钱，扁豆五钱，炒茵陈四钱

13、，菊花三钱，甘草三钱，共以水煎透，去渣，加蜜炼成膏。每服二钱，白水冲服。本方旨在淡渗健脾，清热除湿。理脾养胃除湿膏：光绪十年二十三日，党参二钱，於术三钱，炒茯苓三钱，薏米三钱，炒扁豆三钱，藿梗一钱五分，神曲二钱，炒麦芽三钱，炒陈皮一钱五分，广砂一钱，甘草八分，共以水熬透，去渣，理熬浓汁，少加炼蜜，成膏。每服二钱，白开水冲服。二月二十三日，节交春分，详酌此方，药味平妥，毋庸加减。本方即参苓白术散化裁而来，药性中和，无寒热偏胜之弊，与光绪帝脾胃虚弱，饮食不消的病证至为合拍，故亦常服之。理脾和肝化湿膏：西洋参三钱，茅术二钱，杭芍五钱，元参五钱，化橘红三钱，猪苓五钱，泽泻三钱，去苓五钱，旋覆花三钱包煎

14、，枳壳三钱，川贝三钱，蒌皮三钱，菟丝饼五钱，玉竹三钱，菊花三钱，桑皮三钱，菜菔子三钱，竹茹三钱，鸡内金四钱，三化饮各三钱，共以水煎透，去渣，再熬浓汁，兑蜜五两。每服三匙，白水送下。本方理脾化湿为主，仿五味异功之意，旨在理脾，用五苓散去肉桂而淡渗利湿；以三化饮、莱菔子等助健脾和胃之力；桑皮、蒌皮清肺以利水之上源，并助川贝祛痰止咳之效；杭芍、菊花、玄参、菟丝饼双理肝肾；玉竹、竹茹润燥止呕；旋覆花降逆和胃并可祛痰。倘长期服用，对脾虚湿蕴、肝肾不足者当有裨益。调肝和胃膏：光绪十年五月一十九日，党参三钱，生杭芍四钱，金石斛四钱，桑叶四钱，竹茹三钱，焦三仙九钱，广木香八分，枳壳二钱，橘红一钱五分，生甘草一

15、钱，生於术二钱，共以水熬透，去渣，再透浓汁，兑炼蜜收膏。每服五钱，白开水冲服。本方调肝和胃，重用生杭芍，切中西太后肝阴亏虚、脾胃不和之证情。另有各类效验医方，如养阴调中化饮膏、调中清热化湿膏等。膏方宜冬季使用，但不局限于冬季。只要于病有利，一年四季皆可。既可无病时单独服用，又可在病中与煎药同服。病后服用调养，也不像现代的膏方多在冬令调补服用。当时膏方组成较简单，药量不重。如菊花延龄膏只鲜菊花瓣一味；五味子膏、梨膏均只有一味药；而明目延龄膏、二冬膏只有两味药而已。一般的膏方也只有十二三味药，总药量在 30 克左右，这与现代膏方有很大不同。清廷膏方运用的许多特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晚清名医张聿青撰有

16、膏方一卷，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医家运用膏方的经验。此时膏方用药往往已达二三十味，甚至更多，收膏时常选加阿胶、鹿角胶、龟版胶等以加强补益阴精的作用，并增加膏剂的黏稠度。虽然膏滋多以补益之品为主组成，然而张氏对每以补益上品汇集成方的俗套级为反感，强调运用配制膏方尤应着意于辩证。张氏的观点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至近代，膏方续有发展。历史悠久的中药店，如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上海雷允上、童涵春店等均有自制膏滋，如首乌延寿膏、八仙长寿膏、葆春膏、参鹿补膏等，制合方法，皆有其独特之长，在临床被广泛应用，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的声誉。许多著名老中医，均有配制和应用膏滋防治疾病的经验体会，如秦伯未老中医，在运用膏

17、方上卓有成效。蒲辅周老中医，在调理慢性病时，很喜欢用膏丸缓图，临床治验甚多。近代名家丁甘仁亦擅长以膏论治。颜德馨教授根据临证经验，亲笔撰写并出版了膏方真迹 100 首，在医界和病人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综观古今，可见膏方之源远流长。除了上述补益膏剂之外，还有诸种具有其他功效的夏枯草膏、蒲公英膏、忍冬膏等等，可谓丰富多彩，实为我国传统医药学宝库中之一大宝藏，应当很好继承、整理、研究。总之，膏滋药是一种重要剂型，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而逐渐发展成熟起来，虽然其本身具有明显的滋补特点，但辩证论治、量体裁衣仍是其不可或缺的内涵，它仍将为人类的健康和长寿作出重要的贡献。第二章 各 论第一节 膏方学的理论基础膏方学

18、是中医治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的理论基础与治疗学的理论基础相一致。一、阴阳理论与膏方学阴阳是哲学范畴，中医学引入阴阳概念，广泛地用于解释人体的生命过程、疾病现象、衰老机理，并用来指导防病治病。因此阴阳学说在膏方学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理论是：阴阳贵乎平，治病必求本。（一）阴阳贵乎平人体的生命活动，是以体内阴阳脏腑气血为依据的，阴阳脏腑气血平衡，人体则能健康无恙，延年益寿，故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中医理论认为，病邪有阴邪、阳邪，人体正气也有阴阳之气，疾病的发生就是阴阳失去相对平衡，出现阴阳偏盛或阴阳偏衰的结果。 阴阳应象大论曰：“阳盛则热，阴盛则寒。 ”调经

19、论又日：“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 ”即阳邪偏盛表现为实热证，阴邪偏盛表现为实寒证。 调经论曰：“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 ”即阳气偏衰，表现为虚寒证，阴精、阴液偏衰表现为虚热证。阴阳失调既是疾病产生的原因，也是人体衰老的根源。所以治疗上就相应提出调整阴阳，以平为期。 至真要大论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人体衰老或生病，或为阴虚，或为阳虚，种种病理皆为阴阳失调。改变这种病理状态，即是调和阴阳，恢复阴阳的动态平衡，防治疾病，增年益寿。（二）治病必求本由于人体疾病的产生或衰老是阴阳双方运动推动相对平衡协调所致，出现的是阴阳偏盛或偏衰的状态，因此治疗要针对本质进行，即“治病必求于本” 。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扶正祛邪，调整阴阳以保持相对平衡。从具体治疗原则言，要分清“正虚”还是“邪实” 。内经有“精气夺则虚” ， “邪气盛则实”的记载。正气，是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