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议论的主体意识与时代精神.doc

1、唐诗议论的主体意识与时代精神摘 要唐诗善写情、景，以丰神情韵见长，但也不乏议论。唐诗中的议论往往与写景、叙事、言志和抒情等表现手法交织在一起，达到了情与理、思与致的天然融合，构成了唐诗在运用议论手法上的最主要特征。唐诗中议论的大量、恰当使用，体现出唐人高度的主体意识，这尤其集中表现在唐代诗人吟唱人生理想、反思现实状况、体味深刻哲理的诗歌中。唐诗中的议论既是对前代诗歌议论传统的继承，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当世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 关键词唐诗 玄言诗 议论 主体意识 时代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8-0145-05 唐诗善写情、景，以丰神情韵见

2、长，但也不乏议论。所谓议论，除了在诗中直接说理、发表议论外，议论与意象杂糅，议论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借形象发表见解、说明道理等也是以议论入诗的常见方式。以此观照唐诗，可以发现在人们所推崇的情境合一、兴象玲珑、言志抒情的唐诗中，广泛存在着大量的议论句和议论诗。唐诗中议论的大量、恰当使用，体现出唐人高度的主体意识，这尤其集中表现在唐代诗人吟唱人生理想、反思现实状况、体味深刻哲理的诗歌中。唐诗中的议论既是对前代诗歌议论传统的继承，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当世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对唐诗中的议论的研究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丰富我们对唐诗的认识。 一、诗歌中的议论溯源 议论传统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由来已久。从诗经到离骚

3、 ，从汉乐府到玄言诗，以议论入诗，是诗歌创作常见的手法。诚如叶燮原诗所云：“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 、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而独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是非议论，而妄分时代耶？且三百篇中， 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 ，安能知后人之诗也。 ” 程千帆也曾指出：“单就诗中说理，即以议论为诗来说，周代民间歌手所创作的诗篇如诗经魏风伐檀中就有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种阶级感情非常强烈的、一针见血的议论。稍后，伟大诗人屈原在其作品中发议论、说道理的地方就更多。汉、魏、六朝以迄唐代，在抒情诗中发议论的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 ”1

4、 诗歌发展到唐代以前，以议论入诗最集中体现在魏晋诗坛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诗歌体类玄言诗。这种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出现的以谈玄论道表现玄学人生观为旨归的诗歌，自产生之后就不断受到人们的诟病，论者多因其以阐发玄学思想为主而指责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钟嵘诗品 ） 。玄言诗对玄学思想的阐发主要是通过议论的方式来进行的，因此，对玄言诗的批评归根到底就是对诗歌可以发表议论、阐明事理、谈论道术的否定。但是，即使把玄言诗的产生追溯到永嘉时期，它在东晋诗坛占据主导地位也达百年之久，作为一种诗歌潮流的玄言诗能够风行文坛逾百年，其对诗坛的影响和意义是值得重估的。玄言诗是特殊的文学现象，蕴含着深厚的思想文化积淀。作

5、为玄学思想的诗化反映，玄言诗对有无之辨、名教与自然之辨、言意之辨、形神之辨等重要的玄学议题都有表现。诗人们或托玄理以言志、以玄言直抒思理，诗中明显带有冲虚自然、守真抱朴的老庄哲学思想烙印；或将现实忧患提升为抽象思考，由规避政治演变为认同自然大化；或以玄学思维方式仰观俯览，直接体察自然万物荣衰生灭之理与人间世事吉凶倚伏之道；或以玄学理念超越生死运化，以达于无限的精神自由。玄言诗中最常见的由人生状态、自然物象演绎义理玄机的写作模式，充分反映出玄学风潮对一时文学创作乃至文人思维方式的深刻浸染。 玄言诗对唐代山水诗产生所起的催化和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以玄言诗人的眼光所及，大凡自然万物，都寄寓着玄理，都

6、是道的体现。士人游览山水时，往往随兴趣所至，转而题咏山水，形成玄言与山水的杂糅。这样，既可以通过咏物、写景等方式表达玄理，增强作品的形象性和文学价值，又可以使诗人抒发情志，获得精神家园的清空超脱。王羲之等人的兰亭雅集，就是将“体道”与观赏自然山水结合为一的著名实例。王瑶曾指出：“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 ，并不是诗人们底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 ”2 （P251） 这就深刻地说明了玄言诗和山水诗所体现出来的相同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观念。晋宋之际，经过以谢灵运为代表的众人的努力,“玄言的成分缩小为诗的尾巴，山水描写变成诗的主体” ，3（P16

7、） 体玄适性的山水诗终于发展成诗歌作品中的洋洋大观，诗人借客观自然物景表达思想，既避免了玄言诗的空言玄理，又使山水诗具有了更深沉的思想内涵。诚如葛晓音在谈到玄言诗对山水诗的影响时所指出的那样：“从山水题材形成的过程来看，玄言诗不是渊源，而只是一种催化剂。如果没有这帖催化剂，山水诗也会循着原有的轨迹逐渐发展而臻于独立。但有了这贴催化剂，山水诗从它独立之初，就具备了区别于以前所有写景诗的全新气质和神韵。 ”4 要之，如果情、景、理能自然结合、熔于一炉，那么诗中的理趣不仅不是多余的尾巴，反而有助于思想的表达；诗歌也因此而获得了更丰富的思想意蕴。如谢灵运的登池上楼 “潜龙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分别用

8、易经中“潜龙勿用”和“鸿渐于陆”说明进退各得其所的道理，形象贴切，耐人寻味；石门岩上宿中，由“鸟鸣识夜棲，木落知风发”的自然现象悟出“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的哲理，生动自然，深刻含蓄。这种方法为唐代的山水诗所继承，在唐代，写景、抒情、议论已经和谐地融合在山水诗中，杜甫的“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后游)、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都是情、景、理结合得较好的范例。可见，玄言诗作为一种新的诗歌艺术体裁，以玄言的形式记载了在特定历史时期文人的心态，表现了诗人们经过玄学思想洗礼后对人生的感悟和体验。其以议论入诗、表达哲理的方式对后代诗歌中的议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唐诗议论的表现

9、 情感的充沛浓郁、基调的昂扬明朗、气势的豪雄壮大、诗境的兴象玲珑是唐诗最主要的特征。诗人往往融写景、叙事、议论于一体，通过议论，主体情感在诗歌中的渗透和表达更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云：“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杜老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葛诸作，纯乎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 ”所谓“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正说明唐诗中的议论往往与写景、叙事、言志和抒情等表现手法交织在一起，达到了情与理、思与致的天然融合，这也构成了唐诗在运用议论手法上的最主要特征。议论的大量、恰当使用，为主体情志的抒发开辟了

10、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某些直接议论、说理的诗歌表现了诗人的情感和个性，折射出诗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对生命本体的思考，体现出高度的主体精神。这尤其集中表现在唐代诗人吟唱人生理想、反思现实状况、体味深刻哲理的诗歌中。 (一)吟唱人生理想 在唐代诗人的吟唱中，我们随时可以体味到一种为时代所激发起来的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对一展才华的渴求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从唐太宗入潼关的壮志到魏征述怀的豪情，从窦威出塞曲的刻石愿望到虞世南结客少年场行的豪侠形象，从王珪的咏汉高祖 咏淮阴侯 、魏征的赋西汉到褚亮的赋得蜀都 、陆敬的游隋故都 ，都通过大量议论、说理、假史咏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从帝王到臣子的政治情怀和建

11、立功勋的渴望，让人们感受到新时代脉搏的有力律动。 “初唐四杰”的诗作中也有不少不甘憔悴于圣明之代的诗歌。如杨炯从军行描绘一个读书士子从军边塞、参加战斗的过程，一改其时纤丽绮靡的诗风，诗末“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议论更突出了作者对保家卫国、驰骋沙场的向往，为全诗增添了慷慨激昂之气。 这种以议论方式突出的对自我生命的关注和对理想的高歌，在盛唐诗人那里，往往通过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决策于朝廷、建功于边塞等内容表现出来，诗歌中议论、抒情、描写、叙事等多种方式不落痕迹地融为一体，自成佳作。在盛唐诗人吟哦最多的济苍生、忧庶黎、安社稷情思中，议论性的诗句常常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刻画出诗人强烈的社会责

12、任感，同时也构成了盛唐诗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精神追求。 最能代表盛唐诗人主体精神的，是李白和他的歌行。日本学者松浦友久指出，歌行“场面本身也是与作者个人的主体经验（传记性事迹）直接关联着的。”5 （P282） 这便注意到了歌行在表现形态方面的主体意识特征。不论是从文字长度还是写作手法来看，歌行体都是最适合诗人宣泄主观情感、展示内心世界、表现强烈主体性的诗歌体裁。李白满腔热情地高唱“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抒发着“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的人生理想，但在现实中却一再面临理想的破灭，深感人世艰辛。他在诗中一再以议论抒发忧愤，如：“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 “君王虽爱蛾

13、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 “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梁甫吟)。酒后的李白，更是自由恣肆地放怀发论，或纵论世事变迁、或鄙夷功名利禄、或看破荣华富贵，其笔力纵横驰骋，议论滔滔汩汩，呈现出行云流水之风采。李白的歌行，破偶为奇，以参差的句式、恣肆的笔调，抒发慷慨跌宕的感情，在歌行中，李白的个性和人格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张扬和最强烈的宣达。(二)反思现实状况 在中国历史上，唐人的生命豪情也许是最令人称道的。然而，存在于浪漫想象之外的现实又总让诗人们处于理想的失落之中，引发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种种状况进行深度思考。如果说对远大理想的热情吟唱张扬了诗人的生命个性

14、，那么，对现实状况的冷静反思则沉潜了诗人的理性思考，使他们能够更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生命道路，更理智地面对和选择自己的生存状况，体现出更深层次的主体精神。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陈子昂和杜甫。 陈子昂的文学生命和政治生命都是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形成和完成的，其诗歌一再对当时的政治状况进行反思和批判，诚如陈沆所言：“历考武后一朝，惟子昂谏疏屡见。武后欲淫刑，而子昂极陈酷吏之害；武后欲黩兵，而子昂极陈丧败之祸；武后欲歼灭唐宗，而子昂请抚慰宗室；甚至初仕而争山陵之西葬，冒死而讼宗人之冤狱历考唐人诸集，亦有片章只句，寄怀兴废如子昂之感愤幽郁，涕泗被面下者乎？”6 其感遇是感慨身世、针砭时政的讽谕

15、组诗，在写法上常常夹叙夹议，借古讽今。像对谶纬之学欺诈性的揭露，对统治者劳民伤财的抨击以及对酷吏政治的批评，无不通过大量的直接议论表现出来；武则天时代敏感的政治问题，如刑狱、赋役、宗室、兵革、宗教等，无一不出现在陈子昂那慷慨激昂的兴寄之作中。这些作品以其真实地反映武则天时代的政治风云而具有相当程度的诗史性质，故能引起杜甫“千古立忠义， 感遇有遗篇” （陈拾遗故宅 ）的慨叹。 杜甫一生奉儒，不懈地实践着忠君爱国、忧时悯民的儒家情怀和兴寄讽谏的诗学主张，其诗歌主题集中表现为忠诚君王、关心民瘼、忧患时局、讥剌奸佞等关乎君国社稷安危的重大内容。杜诗往往叙事、议论、抒情相结合，情中见理，理中寓情，情理互

16、生。其议论或倾诉怀才不遇的愤激不平，如“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 ，凭空而起，将作者的不平之鸣以锐不可挡之势爆发出来；或饱谙世态炎凉愤而为诗，如“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 （贫交行 ） ，以轻蔑的语气强有力地表现出对人情反复的憎恶；或慷慨陈词，直抒胸臆，如“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治侵陵，岂在多杀伤” （前出塞之六） ，恢宏正论，发出以战去战、以强兵制止侵略的振聋发聩的呼声。名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发唱惊挺，千回百转，抨击朝廷统治集团生活之腐败和聚敛之残酷，揭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寓议论于叙事、抒情中，一吐心中郁结的愤懑和

17、悲辛。北征 、 八哀诗与之在写法上颇为相似，也是铺陈终始，以夹叙夹议为特色，借叙事以议论事理。其他诗篇如兵车行 、 丽人行 、 洗兵马 、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 “三吏三别”等，皆慷慨陈辞，长歌浩叹，议论叠出，滔滔不绝，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三)体味深刻哲理 唐代诗人在对人生理想的放咏和现实状况的沉思中，也以诗心慧智思考万事万物，敏锐地感觉到无所不在的哲理，体味出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那些余味无穷的哲理诗，表现了唐代诗人认识世界的探索进取精神、抽象思辨能力和朴素辩证思维。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长安古意)，使人

18、在自然物象的此消彼长、迅速转换中领悟到整个宇宙人生的变动不居；而“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代悲白头翁)则揭示了人生的短暂易逝，读之有一种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之感慨。李白的日出入行曰：“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在对神话传说的辩驳、揶揄和否定中，将“天道自然”的思想轻轻点出，情和理契合无间。全诗或问或答，波澜起伏，表达了深刻的哲理，充满了论辩性和说服力。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借写景以议论，说明兴衰荣枯本是正常现象，腐朽的、落后的旧事

19、物终究阻挡不了新生事物的发展和成长，全诗在沉郁中见满腔豪放。李峤中秋月 “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 ，强调看问题要全面，不能想当然地举一反三；王之涣登鹳鹊楼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水到渠成地揭示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的普遍真理；唐备失题 “天若无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无山川，何人重平道” ，说明事物是在相互比较中显示其优劣的。可以说，举凡自然、社会和人生各个方面的哲理，在唐诗里都有精警生动的体现。 三、唐诗议论的时代精神唐代诗歌的发展既继承了前代诗歌的议论传统，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当世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 (一)唐代社会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局面使诗歌中的议论呈现出多种形态

20、 儒家的诗教观强调诗歌创作要贴近现实、反映现实并干预现实，尤其对现实政治状况给予了高度关注，由此造成诗歌中的议论、说理等特色和主文谲谏的传统，此不赘述。道教诗 在魏晋时已初步兴旺，不过，因其时玄学昌盛，故道教诗多融汇于玄言诗之主流中。入唐后，随着道教地位的提高和道家思想在社会文化生活领域的渗透，道教诗也盛极一时，大量道士、文人都加入道教诗的创作队伍中。从隋末著名隐士王绩开始，文人就同道教发生了紧密联系。“初唐四杰”多有表现道教和神仙理想，描写仙人、道士、法力的诗歌；陈子昂、宋之问、杜审言、卢藏用等文人组成以道士司马承祯为中心的“方外十友” ，求仙问道；盛唐诗人通过互赠诗书、磋商道法、临别饯行等

21、多种方式与道士频繁交往；中晚唐的韦应物、白居易、李贺、卢仝、李商隐等与道士关系密切。此外，中唐还出现了一批道姑诗， 全唐诗所收的“女仙诗”即多为道姑所作。佛语入诗是东晋玄言诗的新气象，东晋中期的支遁、郗超，后期的慧远等都是佛语玄言诗的代表。经南朝至隋唐，随着禅佛的独立，佛理诗也摆脱了附庸于玄言诗的地位，作为一种新样式的哲理诗而兴盛起来，至唐时出现大量诗僧、诗僧作品（包括与文人学士的唱和之作） 。 全唐诗录有诗僧寒山、拾得、皎然、贯休、齐己等人诗歌，部分已跻身唐代诗人存诗量之前列。诗僧们或在诗歌中阐扬佛理，或在抒写其他内容时打上浓重的佛教烙印。在文人唱和之作中，经常涉及佛教，有大量诗篇谈论佛理禅

22、机，表达向佛之心。此外，不少诗人世界观深受佛教哲学影响，在诗中努力追求禅理和禅趣，如王维之笃于佛，染于禅，已是文学史的常识。清人徐增在而庵说唐诗中曾将王维与李、杜相比较云：“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 ”一语道出其诗深于佛禅的特点。而诗歌理论也深受佛学影响，如皎然诗式就从理论上将佛境与诗境打通。这一切，促成了唐代佛理诗的兴盛。 未安装 PDF 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原版页码：145,146,147,148,149 原版全文作为古典哲理诗典型形态之一的唐代道教诗和佛理诗， 大量运用议论手法进行说理，成为唐诗议论的一大景观。 (二)唐代诗歌的发展深受当时文学思想的影响 初唐文学是南北

23、朝文学由对立走向融合的时期。针对南朝诗风“贵于清绮” 、北朝诗风“重乎气质”的特点，魏征指出“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 ，建议各去所短、合其所长，提出了合南北朝诗风所长的文质并重的文学观点。可见，初唐诗歌一开始就不排斥言理，具有议论的倾向，贞观君臣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唐诗发展的路径。陈子昂提出“兴寄说” ，强调对现实的关注和反映，要求理想的诗歌应该做到“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 。其诗歌创作观万物之变化、叹岁月之流逝、伤繁华之不永、悲怀才之不遇，在感悟人生、体认哲理背后隐藏着强烈的入世愿望， 感遇诗和系列谏诤诗，常用议论增势

24、，蕴含着壮大的气魄和力量。 盛唐诗歌的一大特征是崇尚风骨，具体表现为高昂的感情和壮大的气势，如王维、孟浩然的早年诗作，高适、岑参的边塞诗，李白的乐府诗等都具有“带情韵以行”的议论特征。杜甫的诗作，有相当部分体现了他兴寄讽谏的诗学主张和对儒家忠义准则的谨守，在写实之外生发议论，对自我身世的感怆、对黑暗朝政的不满、对拓边战争的抨击、对豪门骄横的讽刺、对“安史之乱”的反映、对民生疾苦的顾念等等兴寄之情，都表现在慷慨激昂的议论里。 受“古文运动”的影响，唐诗以议论入诗的现象到了中唐以后尤为显著。游国恩指出的中唐以后大量“为理智的” 、 “为逻辑的” 、以“思”为特色的诗作，7 （P426） 其实也就是

25、以议论入诗的诗作。典型代表是韩愈和元白。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的诗歌创作深受其古文艺术手法的影响，明显带有散文化、议论化的特色，是“以文为诗”理论的实践；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以“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为宗旨，以时事直接入诗，在写法上更重叙述与议论。晚唐诗歌中怀古、咏史之作大量出现，对历史兴衰进行总结、议论，寄托遥深，表达出怀古伤今的浓烈情怀，以杜牧、李商隐为代表的议论化绝句“皆宋人议论之祖。 ”（胡应麟诗薮 ） 有唐一代，以议论入诗虽然不是唐诗创作手法的主流，议论化也没有形成唐诗的总体特征，但诗歌的议论化现象始终广泛存在，议论“带情韵以行” ，构成了唐诗在运用议论手法上的最主要特征。可以说，唐诗在形成的过程中充分接受了前代文学传统的影响，众体兼备、风格多样。唐诗中的议论，气势奔腾、波澜壮阔，体现了诗人的雄才博学、旷达豪放，而对自我生命的关注、对现实状况的反省和对哲理的思辨都蕴涵在古朴刚健、轩昂高歌的说理议论中，充分体现了唐代的时代精神和诗人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