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我们的故事.doc

1、1六十年，我们的故事今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六十年的巨大变化，我们很多人是在这座城市里感受的；同时，六十年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经济生活，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留下深深的印记。但是，探讨六十年一个城市及其这个城市中公民的经济生活变迁，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一个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或许是选取我们当中带有一定特点的人物，用他们的故事作为样本来说话。于是，就有了本文中六十岁的辛启民和四十岁的邱月雯的故事。毕竟说到底，谈及国家的发展城市的进步，最终是应当体现在其公民的具体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落实到公民们切实细腻的感受上。 城市，由人而城。站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天津，是有着独特气质的天津人的

2、天津。 19491979，辛启民的三十年 1949 年出生。那一年新中国成立。他曾作为知识青年下乡插队 5 年。1 977 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中文系学习 4 年。毕业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 五十岁生日的时候，我曾经为自己撰写过一幅对联：“与祖国同寿和万物结缘” 。到今年年底我就整整六十岁了，此联依然应时。上联说的是我的生辰，下联说的是我的职业和这六十年来自己所经历的诸般事物，2极其深刻的变化，真让人感慨万分。 1 我 1949 年生人。据我妈妈回忆，我爸爸是随着解放军的攻城部队进入天津。1949 年 5 月底 6 月初的时候，妈妈还在胜芳二区。一天早晨刚吃过早饭，二区的书记冯志平找至峨妈说：

3、“小王，你的调令下来了，去天津。 ”“去什么天津呀!你别瞎掰了。 ”妈妈并没在意，一边笑着一边扭头就走。冯志平在身后喊道：“谁瞎说啦?是真的，我这就开信去。 ”敢请是真的!开了信，穿上新发的一身列宁装，还有一个新发的被面，裹巴裹巴往身上一背，一个人不对，应该是两个人，那时候我在我妈的肚子里已经有四五个月大了顺着子牙河的千里堤一路走到天津。那可是一百多里地呀!妈妈怀着我，孑然一身走在大堤上，两边是茂密的芦苇，偶尔惊起的野鸭，突然窜出的长虫，都能让人惊出一身的冷汗。傍晚擦黑儿的时候妈妈走到了西营门，又一路打听，走到烟台道和建设路口的地方找到了我爸爸。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中，我出生了。 2 我小的时候

4、一直在幼儿园，上小学的时候，爸妈工作都忙，顾不上我的中午饭，就在我们家门口找了一个小饭馆，在那里给我订了一份午饭。中午下课，我便跑到小饭馆里吃饭，不管是什么能吃饱就行。小饭馆是私人开的，时间不长就没了。继而学校和街道都办起了食堂，我就在食堂里入伙了。 31959 年秋天迎来了大丰收的一年。粮店里来了好多山芋，马路都堆不下了，就堆到我们家的大院里，装山芋的麻袋堆得像一座小山，比墙头还高，我们院的小孩儿和门口的小孩儿都跑到我们院来爬山玩，我们还用麻袋搭成地道，在里边钻着跑。后来山芋根本没人买了，大家随便拿，有好多到了第二年的春天都烂掉了。到现在才知道，那几年山芋如此之多，主因是河北一带主要粮食产区

5、都不种粮食而改种山芋了。是因为山芋的亩产高，大家争着放卫星，只好种山芋来充当粮食数。 到了第二年，情况就不一样了，院里依然堆满了山芋，但需要粮票了，一斤粮票可买五斤山芋，大家都争着买。没几天工夫就全卖光了。也就是从那年开始，我就总觉得吃不饱了。 那时候的人不懂得计划生育，爸爸总想要女孩，可一连生了四个都是男孩。第五个果然是个女孩，他想再生一个可能还是女孩，结果又是个秃小子，就此罢手。从 1949 到 1959 年，十年间我爸妈生了我们兄妹六个孩子，可到了这时，吃饭要粮票了，而且我们年岁小，定量也少，每个月只有十几斤。常言道“半大小子吃死老子” ，我们那时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点定量哪里够吃啊!

6、粮店里也贴出了海报，上边写着醒目的大标题：“增粮法” 。其中有一条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将半锅水烧开，将适量的米放入锅中，水沸即捞出，然后用蒸锅将米饭蒸熟，将蒸饭盆端出，将已熟的米饭打散，分到两个盆里，再加入适量的水，放在锅里继续蒸半个小时即可。米饭松软可口，捞米水可当汤喝云云。 学校里的大夫给我们检查身体，在我的小腿上一按一个一坑，于是断定我得了浮肿，给了我一张票，凭着那张票可以买到斤带鱼、一斤4鸡蛋、一斤白糖和二斤黄豆。我回家把条交给了妈妈，妈妈心疼得哭了。有一个月家里真的揭不开锅了。离“借粮”的日子(每个月的 25 号是借粮日)还有两天。妈妈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在院子里边转磨磨，几次走到姜姨家

7、的门口都没好意思敲门。姜姨家人口少，只有个女孩，粮食不那么紧。妈妈最终还是鼓起勇气推开了姜姨家的门：“能借我几斤粮票吗?家里实在没粮食了。 ”“有!”姜姨很痛快地答应着， “五斤够吗?”妈妈说：“够了够了，谢谢谢谢，后天借粮就还你。 “姜姨很真诚地说：“还什么还!拿着吃吧，你们家男孩子多，肯定不够吃的。 ”直到现在说起来我妈妈还眼泪汪汪的， “千万不能忘了你姜姨的好处，对咱们有恩啊!”我妈妈把我姥姥从老家接到天津，来照料我们的生活。姥姥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应对灾年是很有办法的，我们的生活也有了起色。她先在院子里垒了个鸡窝，养了几只小鸡，每天剁白菜帮子，然后掺上麸子喂鸡。到了夏天鸡们居然能下蛋了

8、。每天傍晚的时候姥姥都要给它们喂上几把米，我看着心疼， “人还不够吃呢，怎么还拿米喂鸡?”姥姥一边撒米一边说， “不喂米它们咋下蛋呢!”在姥姥的手里没有可糟蹋的东西：菜帮子都要剁碎吃馅，吃不了的就用热水焯了晒干，留着吃干菜。茄子削皮以后皮都晒成千，等到吃的时候用水发开，包包子特香。再有就是去挖野菜，最困难的那年春天，家里就没有吃的了，姥姥说到河边去将些柳树叶来，于是我们就到墙子河捋来好多的柳树叶，姥姥用开水焯过，然后在树叶上撒一些棒子面白面之类的东西，放到锅里蒸，再捣些蒜泥，放上一丁点香油，一搅拌还挺好吃。中午爸妈都不在，她就给5我们煮一大锅干菜，里边放上一两把黄豆，煮熟以后炝上一些花椒油，随

9、着油炝到水里发出的滋滋拉拉的响声，姥姥也开始吆喝我们吃饭：“今天的饭可香啦，我搁了哈些个油(那么多油)!”我们兄弟几个一拥而上，一人吃它几大豌。好赖肚子填饱了。那时的饭主要以粗粮为主，姥姥总是变着法地让我们吃棒子面，主要就是蒸窝头，蒸丝糕，要不就是“金包玉”(实际就是大菜团子)豆腐渣、麸子没有没吃过的东西。 我那会总是觉得饿，也不知道咋的就那么饿。春节快到了，老家给我们搞了点白面，机关组织到内蒙古去打黄羊，爸爸分到了半只羊。一半煮肉一半剁馅，用盐和酱油喂好备用，搞了满满一大盒。我偷着吃了一点，挺香的，忍不住吃起来，今天吃点明天吃点，等爸爸发现的时候小半盆没了。 “谁吃的?”爸爸沉着脸问，我怯生

10、生地小声说：“我” 。“怎么吃的?” “就那么生着吃的。 ”我心里直敲鼓，心想接下来就该挨揍了。谁知，爸爸并没有打我，他看了看我，然后小声地问：“什么味?好吃吗?”也不等我回答扭脸就走了。三十到了，爸爸亲 自和面包了一大堆饺子，说让我们敞开吃。我吃了六十多个饺子，吓得我妈说啥也不让我再吃了。一个姐姐来家拜年，她没结婚单身一人。爸爸留她吃饭她不肯，对爸爸说：“叔叔今年过年我可过肥了，你猜我搞到了什么?搞到了一只鸡!”我们同院孩子多的人家也好不到哪去。有一次在门口碰到了刘伯伯(他有五个孩子)，他问我干什么去，我说去买点肉。他叹了一口气说：“唉，大人也馋了，孩子们也馋了!”愣了会儿他忽然大声喊起来：

11、“小眼儿(刘伯伯的大儿子)，去，买两毛钱绞馅儿，咱晚上包馄饨。 ” 63 物资的匮乏一直就没什么好转。那时候好像没有不要票的东西，有的东西有了票也未必能买到。布票、棉花票、工业票光本就一大堆，什么粮本、副食本、工业本、菜本我表哥张斌考上了南开大学，每人发了一个工业本，他用不着就放在家里。有一次妈妈拿出他的工业本叫我到商店去买包卫生纸。我把工业本递给售货员说买一包卫生纸，她把本打开看了看问：“张斌是谁?”我说：“是我哥。 ”售货员又问：“你哥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男的买什么卫生纸!”说着她就把本给我扔回来。回家跟妈说了，妈妈笑了：“你这个傻孩子，就不会说张斌是你姐!”我那会还是小孩子

12、，哪懂这些。 我那时穿的衣服挺单调的，除了蓝的就是绿的，很少有其他颜色的。衣服上都打了整齐的补丁。也没有多余的，一般情况下保持在两件，有换洗的即可，穿得不能再穿了，才有可能买件新的。我是老太，在穿衣服方面可能要占点便宜衣服我穿着小了，就给弟弟，一个一个往下传。我上小学了，妈妈给我买了件新的漂白的短袖衬衣，我十分高兴穿着它去幼儿园给我弟弟开“家长会” ，我也是刚从幼儿园出来不久，老师们还都认识，我也不好好听会，跑到后院去玩。后院有一棵大桑树，正是桑葚熟了的时候。我就爬到树上去摘桑葚，一边吃一边往上衣口袋里装。等我从树上爬下来，衣服像是被紫药水染了一大片。老师一眼就看出了我的作案痕迹，拍着我的头说

13、：“哎呀，都当家长了还这么淘气!”那件衬衣就一直那么穿着，给弟弟谁也不要，后来妈妈给拆了，做成了棉袄的里子。棉袄棉裤都是妈妈亲手做的，冬天把手揣在袄袖子里，很7暖和。妈妈在服装厂上班，家里也买了台缝纫机，好多衣服都是自己做。有一次鞋破了，没穿的，就穿了我妈的一双鞋去上学，刚到学校门口就被同学盯上了，男男女女的同等看着我的脚咬头接耳发出怪笑，有个高年级的同学更猖狂，居然还喊起来：“快来看啊，这人穿了一双娘们儿鞋!”一般把我气死。 4 我们弟兄几个一直睡铺板。我记得那时我们家有十几块铺板，还有十多个条凳。沿着一面墙搭起一个大通铺。有亲戚来了，就和我们一起睡在大通铺上。家里有一个矮小的饭桌，一大堆小

14、板凳，吃饭的时候大家就围着小饭桌坐一圈。后来孩子多了，又添了一个小饭桌，两个饭桌拼成一条，依然是小板凳围坐一圈，大多数时间是粗茶淡饭，没有什么好吃的，但大家围在一起还是挺热闹的。 那时的商店里根本买不到家具，就是有也是款式老旧，而且还要家具票。到了 1978 年的时候我该结婚了，还什么东西都没着落呢!没办法，求助于在北京的姑姑。我姑姑帮忙找了一张家具票，在北京买了一张床和两把椅子。我夫人的哥哥从东北调来天津，没地方去，暂时住在我们家里，他弄回来不少木材，也都堆在我们家院里。他给了我一对木箱和一些木材，我请了一个大学的同学帮我打家具，打了一个立柜和一个柜厨，我自己还打了一个箱子架，到现在还一直用

15、着。 到了 1979 年，改革开放已经开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看到了从8日本进口的彩色电视机，记得是日立牌的 5 前面谈的是我的前三十年，好像有点“忆苦思甜”的味道。可细细一想又不全是。生活在不同的时期，就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但不管怎么说，物质是极大的丰富了，生活质量是大大的提高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家里吃的东西有的是，就愁没人吃，怕糟蹋了。衣服一大堆，给谁谁不要。里外的衣服一天一换，隔一段时间往洗衣机里一扔完事了 去年女儿结婚让我帮忙参谋买家具，家具城里各色家具让人挑花眼，难下决断。我却看上了“南洋胡氏”的一款电脑桌。一问价,5000 元，我有些犹豫，女儿女却说：“喜欢就买下，钱

16、我给你出了!”比我还牛。 19792009，邱月雯的三十年 1969 年 12 月出生，1978-1995 年一直在校读书从小学到硕士。1995 年至今在天津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从事股票操盘与研究。 别人是自己的镜子。我从这面镜子里照见我自己，和我自己的成长历程。 四十年的日日夜夜，竟然感觉很恍惚。好在我可以拿七十岁的父亲和三十岁的弟弟作参照系，定位出四十岁的我的独特性来。而这种独特9性，打着深深的时代的烙印，是我稍懂世事后的 1979 年至 2009 年中国社会这独特的三十年风云变幻在我身上的一抹投影。 一个参照系，除了时间轴，应该还有空间轴，让我能够在时空交织的经纬线上尽可能精准地识别出自己。

17、这时候，我想到了我的在台湾的舅舅，和我的那些移民国外的同学。感谢他们，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能大致清晰地解读自己，和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经济运行脉络进步与不足。 最主要的，这些人这些事，本身就是我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我和我爸爸 我可除我爸爸。工作了一辈子，还蜗居在不到 70 平方米的单元房里，单位分的，属于所谓的工程师楼，一层，而且暗厅，白天哪怕外面阳光晃花人的双眼，厅里依然黯淡如黄昏。最受不了的是，他自己觉得还不错，居然!我爸爸叫邱明德，现居于塘沽区，中海油服的退休职工，1940年生人，虚岁正好 70。 我是 1969 年底出生，没错儿，正好 40。我现在的住房在南开区，天大附近，200

18、 平方米，大飘窗，室内采光要多好有多好。当然，我的房子有三分之还是银行的，我每个月还得还农行两千多元，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是房子的主人这一点雷打不动，而且，房子还在升值。又而且，我还有一套 100 平方米的房子在出租。 40 岁的我，不能理解 70 岁的父亲。不能理解他的缩手缩脚不思进取，10不能理解他的小富即安易于知足。其实，2003 年我买房那阵子，他手头的钱比我多，以当时天津的房价，他完全可以在住房上来一次大跃进。可他没有。他只知道攒钱，存银行里，吃那一丁点儿可怜的利息。他这样做当然有他的打算，一是防老，老两口有个病啥的不至于一时抓瞎。其二就是今后给他儿子我弟弟娶媳妇用。他好像一点儿都

19、不晓得票子是会毛的，物价是会疯涨的，养老是可以靠保险公司的，钱是会生钱的。我就奇怪了，商品房的概念可以说早就深入到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脑细胞里，我爹咋就这么木这么置若罔闻呢!有时候，我不能不承认计划经济那一套思维范式真厉害，至少我爹是完全被它洗脑了，就像一个被训练出强迫症的兵，即便队伍解散了，他还一板一眼地踏步走。我爸因 此成了一个彻底的孤独者，一个老愤青，很多东西他都看不惯都抵制。他不能理解房价的月月涨，叹息政府怎么就束手无策放任自流了呢。在一次又一次的抱怨和等待中，他原本可以买一套大房子的票子，现在只够买一间大卧室了。 买房，我经济生活中的这桩大事，或许正因为我爸的反应和反衬，我印象就格外深，尤其那一幕，2003 年 10 月 2 日，当我打电话告诉我爸，“我买房了，200 平米，市价 80 万，贷款 60 万，各种手续都办妥了”我听见电话那端，我爹喘着粗气，后槽牙磨出声来，老半天老半天，他好像才回过味来，喃喃地重复：“200 平米，我们单位局长分的房好像也没这么大。贷款 60 万，贷款 60 万，我的天”我赶紧喊，爸你没事儿吧，要不要含几粒速效救心丸!后来我娘告诉我，说我爸为我买房的事差不多有一个来月都没睡好觉，他替我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