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文学的春天从那时开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出现、党的各项文艺方针政策的落实，大大地促进了文艺的繁荣。一大批作家、编辑家重返文坛，带动新一代作家成长，文学迎来了春天。 在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的时候，作家王蒙正受人民文学杂志的委托写一篇报告文学，正好就在北京逗留。他接到通知去新侨饭店开会，这个会是关于为一大批曾被判定为“毒草”的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当年岁末， 光明日报副刊发表了王蒙的青春万岁后记 。 王蒙谈到，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文学的革命化与作家的革命化达到一个高峰。但是革命胜利
2、后的作家与文学怎么样开辟自己的路，我们没少付出艰辛。到了“文革”时期， “三突出” 、 “一号英雄人物” 、 “样板戏” 、 “高大全” 、 “三结合”这些今人已经忘记的律条，几乎把中国的文学推向了死胡同。而后是现实主义的恢复，出现了“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 、 “改革文学” 、 “寻根文学”等创作，当然其中也不乏各种争议等。王蒙说：“天道有常，与时俱化。今天的文学生活空前的多样化、个性化，同时也纷繁化了。表面上看不那么振聋发聩，不那么煽情轰动了，而且经济生活的活跃、物质需求的增长似乎正在冲击着精神家园的文学。怎么看？怎么办？我认为，好戏还在后面，中国的文学正在2寻求新的突破与生长。 ”
3、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家邓友梅得以彻底平反，并重返文坛。当年，他发表我们的军长这篇描绘陈毅将军战场经历的佳作，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他随后发表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 ，也是一篇描摹革命战争风云之作，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 邓友梅感慨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这些人在文学中获得了新生，重新得到机会把生命和理想注入作品，并将其回报给社会。在那段时间里，重返文坛的作家们积累 20 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井喷”出来，带动和鼓舞了新一代作家，可以称得上是新时期文学的“火种”时期。他说：“改革开放 30 年来，文学事业越发展越兴旺，文学氛围也越来越轻松。很多年轻人比我们写得好，并
4、取得更高的成就。这样的局面就是从那时候开头的。 ” 时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的周明回忆说，1978 年 1 月， 哥德巴赫猜想在当期人民文学刊出，迅速在科学界和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这篇报告文学把陈景润从传说中的“怪人”还原成了一个正常人，在塑造科学家形象方面走在了时代前列，让“臭老九”第一次成为了报告文学的主角，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其后的若干年里，人民文学陆续刊发了大量有突破性的、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优秀作品。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可谓人民文学的黄金时代。周明告诉记者，在那个年月，每逢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总是报告文学作家最先捕捉到相关的创作题材，创造出一大批与时俱进的优秀作品，反映当
5、时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问题。作品一方面起到鼓舞人心、推动生活前进的作用，3另一方面在反映“冤假错”案的问题上也功不可没。报告文学以其“真实性”打动了读者，也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报告文学作家队伍在那时异军突起，是当时文坛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 时在文艺报工作的阎纲回忆 1978 年文艺报复刊时的情景。他说：“大家挤在一个大房间里，热气腾腾，像个大磁场。马路对面文化部研究室的江晓天、顾骧、郑伯农、刘梦溪等一帮笔杆子，也归冯牧领导，我们像一家人似的，言必思想解放 ，语多文坛动向 ，聊着聊着一个热门话题就有了。我们欢呼天安门诗歌扬眉剑出鞘，否定单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讨论作家干预生活是歌德还是缺德 ，为革命现实主义呐喊请缨，惊呼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和中篇小说的新崛起其势如地火之奔突、狂飚之卷席，葳蕤春意遍于华林。 文艺报举办了几期读书班 ，适时地壮大了评论力量，被誉为文艺报的黄埔军校 。 ” 中国文学从此开始了新时期，走上了欣欣向荣的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