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我所亲历的大炼钢铁运动（2016）1957 年 11 月，毛泽东提出要在 15 年左右在钢铁产量方面赶超英国，于是便有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钢铁生产指标也越提越高。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宣布 1958 年钢产量为 1070 万吨，比 1957 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从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当时各地的具体做法是，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生产放在首位，为“钢元帅升帐”让路，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土高炉土法炼钢。陕西省也不例外，成立了炼钢指挥部，由省工业部部长曹素人担任总指挥。当时我在
2、西北工会干部学校任组教处副处长。总指挥部要求学校派一个领导干部负责了解汉中、安康大炼钢铁情况，每月向总指挥部汇报一次，学校就派了我去。我带了三五个人下去。当时汉中分了三个战区，我们就一个战区一个战区地走。第一站到了凤县，在炼铁办公室，他们给我一张统计表，表上写着凤县炼出好铁 3000 吨。我说：炼的铁在哪里？我要看一看。办公室干部不吭声，我再问，他停了大约十分钟左右，才说实际上没有炼到那么多好铁，上边给的指标太高，完不成任务，只好这样办。我说：你们的炼铁点在哪里？我要亲自去看一看。他说：最好的一个就是嘉陵江畔一个小高炉炼铁点。我们就去实地察看，那里有一个小铁炉，炼出来不到桌面大的一堆灰口铁。他
3、向我们说：不仅凤县是这样，你到留坝县的第三战区再去了解，和我们2这儿一样。我们到了留坝，因为有了凤县的经验，就让他们说实际情况。第三战区指挥部的干部说：上边的指标下得太高太重，根本无法完成，我们只能这样做（指报虚假数字） 。汉中整个地区都和我们的情况差不多。我们到汉中市后，由汉中地区专员杨九良和我们一起到汉中地区的略阳、阳平关、西乡、镇巴了解，大体情况都是一样的。有些地方根本炼不出铁来，把铁矿石烧成红颜色，就说是钢。我们分到安康地区了解情况的李强同志向我报告安康大炼钢铁情况时说：安康地区也完不成任务指标，领导都是说假话。所谓小高炉炼铁、大闷炉炼铁，把山上的树木伐了、把农民的铁农具、做饭的铁锅、
4、机关的铁门都拿去烧了，充炼铁指标，根本完不成任务。 据我后来所知，汉中后来把炼的这些烧结铁拉了一卡车，运到西安钢铁厂，西安钢铁厂不要，说这些炼不成钢，还会把设备损坏。汉中来的人说，我们不要钱，就把这些给你们留下。钢铁厂说，不要钱我们也不要，你们拉走，我们没地方放这些东西。根据后来全国统计的数字，1958 年大概有 300 多万吨土钢、416 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估计炼钢铁在全国约损失 200 亿元。这就是突击蛮干的结果。 我回来向省委如实汇报，曹素人说：人家商洛、汉中地委书记都向我们说他们那里的炼钢形势很好，你们向我汇报老是吹冷风、泼凉水。我说：你们如果不相信我的汇报，就再抽两个干部跟我们一块
5、去汉中、安康了解。省大炼钢铁指挥部就又抽调西北大学两个大学生杨永茂等人跟我们一起再到汉中安康，他们看后说：情况比你们反映的更严重更糟糕。我说：省指挥部的领导不相信我?的汇报，你们再去向指挥部汇报3实际情况。 我这项工作结束回到学校，校党委让我也汇报一下下去了解的情况。我汇报后，校党委书记时青、校长闫文俊认为我的汇报具体生动，说将来在教学工作中要向学员讲讲。 因为说了真话，我自己后来也遭了殃。1959 年庐山会议，因为彭德怀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会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批判与打击所谓“右倾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各级各地都在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这种形势下，工会干校便把我的汇报
6、记录翻出来，说我也说过“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这样的话，说我和彭德怀穿一条裤子，把我拉出来严厉批判，批斗了两个多月，最后做出决定，给我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的帽子。他们要我在结论上签字，我不签，说：“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硬要把我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心里不服！”他们说：“你不签，就还要再批判。 ”我无奈，只好硬着头皮签了字。后来我便被送到陕北宜川榆树坪工交干校农场劳改。1961年中央开始启动甄别工作，学校派人到陕北给我传达，我要求回西安看材料写申请请求甄别平反，还继续遭到刁难。后来我到宜川县城给校党委书记时青打电话，他给我说：你直接回来，这是冤案，一风吹。省纪委书记邵武轩说：你们把人整错了，还为难人家。就这样，才给我甄别平反了。 资料口述者：王夏黎，离休干部，现居深圳。 资料整理者：赵倚平，编辑，现居深圳。王玲玲，王夏黎之女，现居深圳。以上资料由赵倚平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