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迂回的宣传策略冲破“三不”禁令.doc

1、1以迂回的宣传策略冲破“三不”禁令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粉碎“四人帮”后冲破“两个凡是”枷锁,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在研究党报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题过程中,我们发现,地方党报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党委积极地支持大讨论,党报也有出色表现的;第二种是党委消极抵制,党报也无所作为的;第三种是党委态度暧昧,但党报却不断有惊人之举的,文汇报就是这样的报纸。 文汇报何以会在众多的地方党报中独树一帜,成了思想解放、破除“两个凡是”的先锋?最近,我们走进淮海路一处幽静的

2、小区,叩开了文汇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马达家的门,与办了 60 年革命报纸、鹤发童颜的马达面对面,共同回顾探析这一新闻现象的深层原因。 一、9 篇文章被扣压 问:我们从您的马达自述办报生涯 60 年中得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 1978 年 5 月 11 日发表后,文汇报敏感地意识到该议题的重要性,组织撰写了 9 篇有关理论文章。能否谈谈具体过程? 2答:当时,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多。按理说,中国新闻舆论界可以挣脱长期以来,尤其是“文革”以来形成的“左”的精神枷锁,进入思想大解放的崭新时期。但是,1977 年 2 月 7 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的“两个凡

3、是”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手脚,意识形态领域的气候仍是“乍晴还阴、乍暖还寒”,“心有余悸”,“口将言而嗫嚅、足将举而趑趄”是当时的普遍心态。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宣传,文汇报和其他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曾在列席的市委常委会上发言,要求党报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希望市委负责人予以支持。市委宣传部长当场表示不同意,说“中央并没有发红头文件要你讨论,难道仅凭光明日报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能算数吗?”市委主要负责人在会上未发表意见,却为上海报纸定下“三不”方针,即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表态、不讨论、不介入” 。还交待市委宣传部,要把好报纸关,文汇、解放两大报每天的大样要送宣传部长审阅签发。 尽管市委阻挠

4、大讨论,文汇报党委班子一致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意义重大,便主动积极选题目,组织文章,参加讨论。曾先后向市委送过 9 篇论述真理标准的理论文章,都被市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一一扣下了,不准文汇报发表。直到 9 月 28 日,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夏征农在校内办党员干部学习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 文汇报发了消息后,这 9 篇文章才得以陆续发表。 问:您作为文汇报的主要负责人、一把手,顶着上级领导的压力组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您是怎么理解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党报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的? 3答:党报是党的宣传工具,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党报必须坚持党性,但并不是说,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

5、程中,不会出现偏差错误。即使在党的路线正确的情况下,报纸也有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错误,对客观形势做出误判,致使党的政策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如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报纸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和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宣传。二是由于地方党委个别领导人未能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使报纸的宣传未能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如粉碎“四人帮”后,个别地方党委的领导人压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未积极领导、支持报纸对三中全会精神的宣传。三是由于报纸的领导人及编辑、记者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差,党性不强,加上工作作风不深入,以致在

6、宣传报道中出现严重的片面性和偏差。上述情况的出现,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违反了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因而是缺乏党性或党性不纯的表现。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党报的党性理解是比较狭窄、片面的,往往把党性仅仅归结为报纸工作应该具有的组织纪律性,同时又往往把组织纪律性等同于“上级观念”,以至于等同于“听第一书记的”这种理解,不可能正确地全面地体现党报党性的本质内容。党性的最高要求是什么?党性的最高要求就是真正遵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从这个

7、意义上讲,所谓党性强就是心中时刻不忘人民,没有离开人民根本利益的党性,正如同没有不代表人民4利益的共产党一样。 二、刊发伤痕小说反思“文革” 问:9 篇讨论真理标准的理论文章送审被扣压后,在 1978 年 8 月 11 日文汇报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这是否是以迂回的策略破“两个凡是” 、与“三不禁令”抗争? 答:新闻工作要讲原则性,但也有灵活性。若能审时度势,把握好宣传的度和分寸,仍能很好地发挥媒体清理极左意识形态的理论宣传作用。 伤痕是一篇反思“文革”和极左的小说。它最早出现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墙报上。在当时语境下,“文革”是被肯定的,即,“文革”“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

8、要的,非常及时的”,“七八年还要再来一次” 。文汇报发表这篇小说,在上海以致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读者对此议论纷纷,毁誉互见。 伤痕的发表,不仅直接触动了“文革”本身,而且,对文艺界的禁区(即暴露黑暗是不可以的,人性论是反动的,悲剧是违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发起撞击。虽然这篇小说在艺术上不够成熟,有幼稚、粗糙之嫌,但就其对思想解放所起的作用而言,小说的政治意义远大于文学意义。 报社接着选发了部分读者的来信,这些来信有的赞同,有的批评。不同声音的争鸣有力地冲击着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思想观念,为思想解放拆除着禁区和藩篱。小说的主题是对“两个凡是”的质疑和否定,即毛泽东晚年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不仅

9、在肉体上,而且在人们心灵上造5成了累累伤痕。因此,尽管文艺作品不用送审,也未遭遇被扣压的厄运,但其所发挥的作用比起理论文章来一点也不逊色。 三、话剧于无声处系列报道表达人民心声 问:1978 年秋天文汇报刊登了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上演的新闻,紧接着又连续三天全文登载了该话剧剧本。这是一出在舞台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戏。当时虽从首都到全国各地不断有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但天安门事件性质始终被“两个凡是”论者列为不容质疑的禁区。文汇报为何要大力推介这个戏? 答:1978 年 4 月上海青工宗福先写出了话剧剧本于无声处,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代表民心民意和社会舆论在剧本中大声疾呼:发生在 1976

10、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自发的革命行动,而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不久该剧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上演,10 月 12 日文汇报发表了记者周玉明最早采访该剧上演后写出的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 。10 月 28 日文汇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发了以如下文字为标题的新闻: 热情歌颂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向“四人帮”公开宣战的英雄 于无声处响起时代最强音 广大观众和本报读者高度评价创作人员敢于冲破“禁区”的艺术实践 当天的报纸还陆续刊发了不少读者来信,谈于无声处观后感。在决策是否发表话剧剧本时,不无难度。尽管当时报社领导班子思想较一致,认6为剧本反映的内容是真实的、广大人民群众呼声强烈,但天安门事件毕竟尚未公开平反,发

11、表剧本是否会因报纸“越位”而犯错误?班子成员再次重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信发表剧本有利于促成天安门事件尽早平反,这样的决策是坚持了有错必纠的实事求是原则。作为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作为党和人民的忠实代言人,如果对上级不合实际的决定唯唯诺诺,不敢坚持原则,如果在人民需要你代言的时候躲躲闪闪,不敢宣传真理,那还算是党培养的和人民需要的办报人吗?最后党委会上大家一致决定,迅速全文发表于无声处剧本,并配发了很长的编者按语。而后几乎所有的中央和地方党报都转载了该剧本,形成了新中国新闻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问:新闻界有人撰文认为,1978 年文汇报以其非凡勇气和令人瞩目的版面内容标示着报纸进入了

12、一个崭新的时代,您是如何看这种大胆和勇气的? 答:这种大胆和勇气来自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自于坚定的职业信念:报纸要想读者所想的事,说读者想说的话,甚至说读者想说而没说或不敢说的话。报纸需要上情下达,引导舆论,但不可偏废的是反映舆论,后者也同样重要。舆论就是公众的意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舆论要充分表达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意见。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人群有不同的舆论表达,其中,有多数人的意见,也有少数人的意见;有正确的意见,也有不大正确甚至错误的意见。但这些舆论,都是客观存在的。媒体是反映、汇集和引导社会舆论的机构。是不是尊重社会舆论,能不能正确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

13、重要内容,是以民为本7的重要内容,也是检验传媒工作的试金石。 上世纪 90 年代提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如今已成为新闻传媒的根本任务,成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守则。但舆论是客观存在,导向是主观意图,合二为一,该如何理解呢?舆论导向似又不同于对舆论的引导;而是既有引导又有特定的政治方向,显然突出地强调了从政治上引导舆论的功能。引导舆论是新闻媒体的基本功能之一,必须坚持正确引导之;但同样是媒体的基本功能,且是新闻媒体影响舆论的基本前提和基础的反映舆论,更不能忽视,也应该坚持并正确反映之。我们在强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时,一点也不能忽视正确反映舆论和反映正确的舆论。从这一点来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期间文汇报的宣传对今天的新闻工作不无现实意义。因为从我国新闻传媒的现状看,报纸对人民群众的意见、呼声和建议及时反映,对民情、舆情充分了解,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有很多工作要做。 (作者系上海体育学院新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