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燮《絮斋家塾书钞》初探.doc

1、1袁燮絮斋家塾书钞初探袁燮(11441224 年)，字和叔，浙江鄞县人，师从陆九渊，学界称絮斋先生。袁氏絮斋家塾书钞为“其子乔崇谦录其家庭所闻，至君爽而止”(直斋书录解题卷二)，非其手作。 四库馆臣认为：“燮之学出陆九渊，是编大旨在于发明本心，反复引申，颇能畅其师说。而于帝王治迹，尤参酌古今，一一标举其要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一)书钞不仅体现了袁氏的心学特点，而且是其政治思想的载体。一、畅发心学 关于心与理。如陆九渊，袁燮也讲心与理， “大抵彻上彻下，只是一理，只是一心，高而为上帝，卑而为下土，皆此理此心而已”(絮斋家塾书钞卷七)其所讲心与理，与陆九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普遍的、永恒的本

2、体。 袁燮又说：“凡是人便有这心，所谓人心道心者，良心也。人心危而难安，道心微而难明。所谓道心只是此心之识道理者，人心日与物接则易为物所诱。孟子所谓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 。或动于喜怒，或牵于宝贵，或移于声色，安得而不危?然方其喜怒之萌，反而以道理观之，其当喜耶?不当喜耶?当怒耶?不当怒耶?方其声色之接，反而以道理观之，2其当好耶?不当好耶?是非美恶，昭然甚明，所以知此是非者谁与?此正吾之本心，此所谓道心也，只是道心隐微不著。 ”(絮斋家塾书钞卷二)“人心天心一而已矣。 ”(絮斋家塾书钞卷二)人心道心本为一心，二者只是心处于不同状态下的名称，即道心是心指向道理时的名称，而人心则是心与物接时的名称。

3、人心由于“易为物所诱” ，也易于产生欲望，而控制欲望的办法则是心与事物相接时“以道理观之” ，以道理作为判断标准，或是或非，了然明白。道理标准的实行依赖本心知觉功能， “所以知此是非者谁与?此正吾之本心，此所谓道心也” 。在这一点上，袁燮的观点与朱熹的“人心如卒，道心如将”(朱子语类卷七十八)的观点有一致之处。 关于气。袁燮说：“万物盈于宇宙之间，皆天地之所生，人亦天地间一物尔，而惟人最灵，大抵禀气之全者则为人，禀气之偏者则为物。惟全故明，惟偏故昏。 ”(?e 斋家塾书钞卷八)“人之一身皆是血气，血气聚而为形体，而耳目、之官不思，所以易得为物所诱而溺于逸欲。 ”(絮斋家塾书钞卷三)在其师陆九渊

4、那里， “心”的地位被更多地强调，“理”与“气”虽然被沿袭，但“气”并没有被陆九渊强调。袁燮则明确指出，万物都是禀气而生的，气成为万物生成的依据。如果说杨简从观念上完全抛弃了气，使陆九渊的心本论色彩更为彻底的话，那么袁燮则进一步发展了气的观念，使陆九渊的心本论走向多元化。对此，袁燮有与其师背驰的趋向。为了协调矛盾，抬高心的地位，袁燮用了类似于佛家的语言，试图取消气的存在，他说：“天人本是一致，何以见天人本一致?只缘此心无天人之殊，天得此心而为天，地得此心而为地，人得3此心而为人。今但为形体所隔，遂见有如此差别，试静而思之，所谓形体者安在?我之形体犹是无有，而又何有天人之异乎!”(絮斋家塾书钞卷

5、二)但袁燮对气为无有的论证显得虚弱无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理论体系中的冲突。 关于人性论“受天地之中”与气质。袁燮强调理是人的先天固有，也承认气对人的不可或缺，但他又极力避免与其师学说的偏离，这就使他的人性论呈现出调和的色彩，他说：“大抵人之性虽一，而人之气禀各不同，夫受天地之中以生，此性安有二，然其禀山川之气，与夫时日之殊，则气质不能元偏。 ”(絮斋家塾书钞卷一)性是唯一的，“受天地之中以生” ，是纯粹至善的，借张载、程朱的语词可以表达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 ，但袁燮并没有承认“气质之性”为性，不过，他还是借用了“气质”一词表达人性中的不同处。对师说的维护使袁燮在人性论上的论证显得牵强独

6、断。 二、帝王治迹 首先， “天人一致” 。袁燮说：“此心虚明元所障蔽，则天人之际岂不相与流通而无间哉?此无他，惟其本一而已矣。 ”(絮斋家塾书钞卷七)心的思维是无限的，以此，心与天之间没有任何界限，可以相与流通。同时，心的无限特性也使它具有了与天地等同的特点。不过，袁燮仍然把天地与心视为二物，又视二者可以结合，使心居于无所不在的地位。袁燮说：“天人本是一致，何以见天人本一致?只缘此心无天人之殊，天4得此心而为天，地得此心而为地，人得此心而为人。今但为形体所隔，遂见有如此差别，试静而思之，所谓形体者安在?我之形体犹是元有，而又何有天人之异乎?此可见天人之异也。惟其心之本一，故人主失德则?y见于

7、天。尧舜之世固无失德感召灾异之理，然天象示变在我，自当惕然警戒，恐惧修省。必是我有未是，所以致此也。义理之学至微，不可有毫厘之隔。如天人一致之理，必须洞然通彻，直无疑可也。 ”(絮斋家塾书钞卷二)在此，袁燮取消了形体(或气)的存在，通过心使天人达于一致。固然，此心具有无所不能的境界，但它显然只能存在于想象中。袁燮“天人一致”的论证是他借传统的“天人感应”模式在心的基础上强调理的重要性，使理的先验存在更为合理，使理的规范性成为必然。这也是当时以理论性更强的理代替神秘性的天来论证天人关系的观点之一。 其次， “君民一体相须” 。袁燮说：“君民本一体相须之义，初元尊卑之殊。苟见己之为尊，民之为卑，便

8、是此心不一处，何者?当其见己之为尊，民之为卑，其心必侈然自大，吾之本心初未尝有侈然自大也，本心未尝有而外加益焉，非不一乎?”(絮斋家塾书钞卷五)“本心初未尝有侈然自大” 、 “未尝有而外加益焉” ，且心本一，君民并不例外。以此为基础，袁燮否定君尊民卑的社会现象，强调“君民本一体相须” 。与“天人一致”的论证一样，这是他心理论的逻辑发展，是对社会等级制度的抨击，对社会平等的要求。其中，袁燮所谓“君民一体相须”中的“相须”则指“君民一体也，民固不可无君，君亦不可无民。天下之民所以安居而暇食，优游以生死，果谁之力乎?人君之为也。是无民，君固5不能相养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君而无民岂能独立于上?”(

9、絮斋家塾书钞卷五)君使民得以安居乐业，民使邦宁君安。君主是社会安定的创造者，民众则是国家安定与君主安泰的前提。对社会与国家而言，君主有它的必要性，而民众则是必不可少的基础。以此，袁燮“君民一体相须”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当时依然存在的“君权神授”说的冲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也正是在他“君民一体相须”的思想基础上，袁燮批评了“君尊民卑”现象：“人固不可无君，君亦不可无民。自后世为势位所惑，遂见君尊民卑，才见民卑便有轻视天下之心，才有轻视天下之心，便是危亡之机也。 ”(絮斋家塾书钞卷二)“君尊民卑”的出现，使人“为势位所惑”而失其本心，致使社会陷于危机。袁燮理想的社会状态是君“敬民” 、畏民而

10、“不 为势位所惑” ， “君民一体相须” 。不过，袁燮认为这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在尧舜三代之时存在过，汉唐治世尚保留有某些痕迹，其后就不存在了。 “君民一体相须”思想所表现的人人平等的要求，与宋代社会危机时农民起义中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口号有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是代表下层人民而发出的呼声。 再次，养民与教化。袁燮抱着对“君民一体相须”的理想社会的追求，主张重视民众。如传统儒家一样，他强调道德教化对治世的作用：“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人心皆有此中也。 ”(絮斋家塾书钞卷二)“惟其心足以风动天下，民协于中，能使天下皆为皇极之民。 ”(絮斋家塾书钞卷二)“使之日入于善而不自知，是之谓和。 ”(絮斋家塾书

11、钞卷二)民众皆具善性，具备教化治世的基础。这是儒家对德问题的强调，6但袁燮对德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人主之治天下，皆政也，然必根源于德方是善政。只是外面做事有不本于德者，未足言善政也。所谓善政，只在养民。养之一字意味深长，使天下皆在生育之中，如天地之养物，且万物盈于宇宙间，皆天地养之之功也予之以粟帛，结之以恩惠，未足为养也。 ”(絮斋家塾书钞卷二)君主临台天下的善政必须以德为基础， “只在养民” ， “养民”即为德之大者。 “养民”之养非“予之以粟帛，结之以恩惠” ，给民以物质上的利益，而是“如天地之养物，且万物盈于宇宙间”之养。这样，袁燮所谓“养民”就是使民如天地间万物自然生长发展，而没有

12、人为的干预。这种思想有自然主义的特色，是劳动人民对摆脱剥削与压迫的追求。同时，其“养民”思想也显示了袁燮对下层劳动人民生存空间的关注，即在政府不干预或少干预下，民众能够保证自己的物质需求。袁燮认为只有在民众物质需求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儒家的礼乐教化， “衣食即足，然后教化礼乐可兴，先后之序如此”(絮斋家塾书钞卷一)。这与理学家们纯粹对道德的提倡迥然不同，而具有功利主义的特色， “功即德，德即功也。功与德本不可分。成己处便是德，成物处便是功”(絮斋家塾书钞卷二)。 第四，知人与用人。臣下往往关系到世之治乱，而用人权则在君。袁燮指出：“知人一事是君道最大者。 ”不过， “既能知人，更复何虑；

13、但他人之心腹肝胆皆欲灼见而深知焉，此岂易事?”(絮斋家塾书钞卷二)在知人问题上，袁燮推出了他的心学理论，他说：“大抵常人之观人也，观其外；圣人之观人也，察其心”(絮斋家塾书钞卷一)。 “察其心”则可知人之善否。又由于心与理的共通性，袁燮又把“察其心”7归结为“自明其心” ， “自明其心则能知人之心，亦行九德，此知人之本”(絮斋家塾书钞卷三)。如此，君主欲用人知人，必先“自明其心” ，以得“知人之本” ，君主的自身修养便成为必不可少的，君主应修德，应敬养民。这一切都是与袁燮“君民一体相须”的社会理想分不开的。 总之，通过对絮斋家塾书钞的分析可知，作为陆九渊的弟子，袁燮的思想有着浓厚的心学特色，并且心学也是他政治思想的基础，但在本体问题与人性问题上，他的气与气质的概念显示出他对心学的悖离倾向，具有介于朱陆之间的思想特点。在政治思想方面，他的“天人一致”观念，用理代替传统“天人相关”模式中的天，是理性对神学信仰的一种冲击，其“君民一体相须”与“养民”及君主“知人用人”的思想，则是对封建专制制度下等级制度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