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与陌生人同行上世纪 80 年代，在北京，能挤上公共汽车，可谓是一种本事，特别是上下班的时候。车一来，人群蜂拥而上，有劲的人，力排众人挤进车厢，没力气的人只能等最后上车的机会，他们往往不是自己上车，而是被车站上的人推进车里，有时候要推上好几分钟，似乎把那些人的背都推软了，门才能关上。最热闹的是车里的吵骂声，起因无非是谁又挤着谁了，吵架时，最理直气壮的教诲是：有本事，去坐单车（当时高级干部坐的小车） 。总而言之，一上了车，温良恭俭让是看不到的，所有的人都为争夺胸前一公分的空间而烦恼、生气、大动肝火。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开私家车的人可以说是与日俱增，公交车与以前相比，也不再是滋生矛盾的温床。现在
2、容易发怒的倒是那些开小车的人，一遇到堵车，火气就腾腾而起，本来么，花了大笔钱买来的汽车，是为了躲避拥挤的人群，为了方便，不想还是有罪受。20 年前，人们为了争夺胸前的一公分空间而吵得不可开交，今天则是在马路上比个高低，从性质上看，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形式上看起来有些区别，毕竟小汽车里的骂声不会触及大众的灵魂。 交通工具的多样化确实给人带来很多方便，但追求速度的结果也往往使人失去交流的能力。当然这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是社会的节奏快了，所有的人都要忙于赶上节奏，无形的压力会使很多人疲劳，又使更多的人把周围的人都看做竞争者，渐渐地就习惯于不主动地与人交往，2甚至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设置障碍。而
3、这一点在旅途中会表现得尤为明显。 与 20 年前相比，今日的旅途感受真太不同了。当年坐火车或船会给人一种融入集体、深入社会的感受，今天则多半是个人行为，遇到的不一定都是冷面孔，但很多人会摆出一副懒得答理众人的架势。记得 1976年 4 月，我曾坐火车到上海，然后又坐船到武汉，水路漫长，走了好几天。船上虽然又冷又挤，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很温暖，当时北京刚过了个轰轰烈烈的清明节，旅伴得知我在北京工作，纷纷向我打听情况，由于人同此心，几天下来，关系变得非常融洽，分别时还都有点依依不舍。下船到目的地，就收到北京同事的来信，嘱咐我说话一定要小心，否则，会当反革命。我虽然对船上发生的事有点后怕，但一想到相
4、互之间都没有交换过地址，心就安定多了。当时，只有在这种脱离本单位人事的旅途中，人们才会说真心话，才不会产生对周围人的恐惧。 也许是在中国习惯了热热闹闹的长途旅行，上世纪 80 年代初登上德国的火车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以为在哪里坐火车都一样。和中国的火车比，德国火车的车厢宽敞得多，六个人分成两排，面对面地坐着，玻璃门把小屋与走廊隔开，可以说是非常舒服。我坐的车厢里，只有四个人，我旁边是一位男士，对面坐着一个母亲，带了一个小男孩。男孩老朝我笑，我也报之以微笑。火车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了，没有人开口说一句话，我有点不习惯，只能拿出吃的东西来，顺手就把一根香蕉递给小男孩，没想到，他的母亲倏地半抬起身
5、子，挡住了香蕉。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因为她的神情非常紧张，似乎我手里拿的不是香蕉，而是毒3药。于是我只能把香蕉收起，继续我那沉默的旅行。后来，在德国待的时间长了，我才明白，在德国的旅途中，再好玩的小孩也不会引起其他旅客的注意，更不用说是给孩子送吃的了，所以那位母亲的反应很正常。从科隆返回柏林时，我坐的还是火车，这次的遭遇也很特别。车厢里人都坐满了，其他五位旅客都是年轻人，四个人手里有书和报，只有一个人在不停地说话。一开始，他和我们每个人打招呼，问了好些问题，看到大家都有点爱理不理的样子，他就开始自言自语，结果最后车厢里就剩下我和他，其他的人都站到走廊里去了。后来，我才明白，那个人有点心理病，需要
6、不停地向人倾诉。有了这样的经历后，我很害怕在德国坐火车，因为车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常让我觉得几个小时犹如几天般漫长。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是我在德国首先体会到的。 没过多少年，在中国旅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加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在加大。人们相互之间虽然礼貌多了，但过去那种与同行者“一见如故”的感受却在减少。特别是坐飞机，一般不会与邻座交谈。火车虽然好些，但互相“设防”的现象也比比皆是。20 多年前，全民评判时事的热乎劲早已消失，生活的丰富使每个人关注的对象都不同，所以要找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确实不易。最多也就是谈谈中东问题，但也找不到兴奋点，基本上只能继续大眼对小眼。结果我现在越来越不喜欢长途旅行了。 我并不怀念公共汽车上人贴人的时代，但对社会越来越明显的抗拒陌生人的倾向也并不叫好。我知道，一个理想的状态是很难实现的，但如果连这种愿望都没有的话，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