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人总是相轻，这事无分中外。便是豆瓣这处方寸之地，有时候你来我往也好不热闹。我总觉得，写点幽默的普及哲学小文章，于大众方便，于学者也无扰，本来也不干他人的事情；而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要比赛写文章来跟人争个短长，也无聊得紧。但也大可不必因言断人，以为心胸如此，学问也必定不高。因为中国近当代很多大学者、大名人，也都因为一些事情爆发过论战。回顾一下这些论战，也许对我们今天的很多态度和想法，都会有些启迪和改变。一、李幼蒸与李泽厚的恩怨李泽厚先生的作品是我早的时候就开始拜读了，对他的了解主要限于中国思想史和美学方面的著作。而李幼蒸先生的作品则是我近期才开始接触，他主要的贡献在于对于结构主义和符号
2、学方面的翻译介绍工作，我所读的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都是他所翻译的。对于这两位李姓学者，我一直都很尊敬佩服，后来有人却告知我，他俩原来还有一段公案，导致二人一直有很深的矛盾。我找来了李幼蒸那本忆往叙实来读，才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搞清楚了。李泽厚先于李幼蒸成名（事实上现在李泽厚的名气也远远大于李幼蒸） ，70 年代末文革刚刚结束，李幼蒸初出茅庐，但对于结构主义就已经很有兴趣，而且已经翻译完成了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哲学所的杜任之对李幼蒸很欣赏，一直帮助将李幼蒸的著作译作推销出去。大约 78 年底或 79 年初的时候， 哲学译丛杂志向李幼蒸约稿，让他翻译一些结构主义方面的文章
3、发表。面对如此难得的机会，李幼蒸认真选择了一篇当时结构主义代表性的文章，罗兰 巴尔特的历史的话语 。不过搞笑的是，当时编辑室副主任刘宾雁说文章的内容看不懂，没法审阅，只能找一位哲学所的专家鉴定一下，才能决定是否刊用。于是就选了李泽厚。因为李泽厚当时已经是哲学所中年学者里很有名望的人了。李幼蒸拿着稿子找李泽厚审阅，李泽厚读完了说自己没什么意见。这句模糊的话让李幼蒸以为李泽厚觉得文章没什么问题，没想到刘宾雁最后却告知他稿子不能用。原因是李泽厚事后对刘宾雁说，他觉得英文稿比李幼蒸的翻译易懂得多，李幼蒸翻译得不好。但李幼蒸却在文章中说，李泽厚当时的英文能力未必能轻松地阅读英文稿，更何况是结构主义的作品
4、？另一件事，则是李泽厚本人向李幼蒸约稿，让他从现象学的角度写一篇当代西方美学的文章。李幼蒸写完交给李泽厚，李泽厚却又不愿发表。李幼蒸这次动了怒，亲自找了美学室的主任齐一，又通过齐一疏通，最后才让文章发表了。多年过去，李幼蒸在 2008 年写了本书忆往叙实 ，结果将这些事情一股脑全写了出来，文章中不乏对李泽厚的抱怨。李泽厚很快著文回应李幼蒸做出反击，在文章中言辞激烈，说李幼蒸忘恩负义，对自己当年的帮助不仅没有感恩，反而对这两件小事斤斤计较。又引用了几个其他学者的证词（比如刘再复） ，说李幼蒸在美国的时候就到处讲他坏话。为此李幼蒸又写了文章回应李泽厚 ，谈自己为何对这两件小事斤斤计较。在他看来，这些小事并不小，而是很能反映 80 年代中国那一批学者（自然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思想顽疾。李幼蒸说，中国在 70 年代后期文革结束后，学术界闭关自守的环境一下子被打开。然而很多学者做的不是努力学习、补课，以追上空白期与西方拉开的距离，反而利用自己先一步掌握的学术资源，获取学术地位和声名。在他看来，很多连英文书都看不好的人纷纷成为西方理论启蒙者和带头人。他甚至说，不管你以什么方式造成了知名度，在当时的学术气氛中，这种知名度投资就会自动增息，你周围渐渐会聚集起一批人，大家彼此扶持、彼此吹捧，然后按部就班成为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