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现象.doc

1、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现象多少年来，湖湘文化受外界关注和评论并引以为豪的是它所特有的人才现象。但这种现象是到了近代才开始出现的。近代以前，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一部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收录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名人 3005 人，其中湖南籍的仅 23 人，占同期全国名人总数的0.77%。（林增平：近代湖湖文化初探，历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而近代以来，情况就大不同了。据统计，从 1840 年到 1919 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各类知名人物1238 人中，湖南籍的就有 116 人，占总数的 9.4%，而在著名的 761 位历史名人中，湖南籍的竟有 83 人，占总数的 10.9%。另据中共党史人物简介列举

2、的 515 位党史人物中，湖南籍的有 89 人，占总数的 17.3%；其中党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有 13 人，占总数的 48%；在 1955 年授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245 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籍的有 73人，占总数的 28.7%。（郭辉东：湖湘文化与湖南人才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见本书。）这种现象常令世人惊叹不已。一篇刊登在纽约北美日报上的“社论“这样称道：“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一直居各省之冠。“（转引自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历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具体表现，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体上先后经历了五个时期，产生了五

3、个人才群体。第一个人才群体出现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这是以陶澍、贺长龄、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经世派人才群体。陶澍系安化人，历任安徽、江苏巡抚，官至两江总督，在任内对吏治、盐政、漕运、河工等厉行改革，成效卓著。贺长龄系长沙人，在江苏布政使任上辅佐陶澍推行改革，主持编订皇朝经世文编，后任云贵总督，所到之处，刻书兴学，洁己爱民。其弟贺熙龄曾提督湖北学政，晚年任长沙城南书院山长，倡立湘水校经堂。魏源系邵阳人，曾被陶澍、贺长龄延聘为幕僚，代贺辑皇朝经世文编，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与政治家，龚自珍称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鸦片战争后，他主张学习西方

4、，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近代中国最先开眼看世界的一人。除以上几位代表人物外，该时期的人才群体中尚有历任国子监祭酒、山东学政、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为官勤奋廉明，尤爱惜人才与振兴地方学务的道州人何凌汉；历任国史馆协修、提调、四川学政，晚年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的凌汉之子何绍基；曾署广西巡抚、继任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后授云贵总督的长沙人、贺长龄之婿劳崇光；历任府、道、臬、藩，署两江总督，著国朝学案小识的著名理学家唐鉴；为官刚直不阿，在监察御史任内一月三上奏章、弹劾不避权贵、声震朝野的益阳人汤鹏；以诗文名噪一时，辑沅湘耆旧集、访求与校勘王夫之遗书的新化人邓显鹤；官至云贵总督、两江总督兼河道总

5、督，在任内整饬河江、清理盐务、并上疏筹建外海水师的湘阴人李星沅；曾任国子监学官、广西学政、后辞官主讲岳麓书院二十余年、有著名弟子数十百人的清泉(今衡南)人丁善庆；曾任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浙东、湖北巡抚的衡阳人常大淳，等等。但是，上述这些人才，虽然都是湖南籍人，但他们当时从事的活动，基本上都不在湖南省内而在湖南省外；其思想和主张，也基本上没有对当时的湖南产生作用和影响。严格地说，作为一个人才群体，它还不像后来的湘军集团那样，既有群体的意识，又有群体的行动。第二个人才群体出现在太平天国时期的清朝咸丰、同治年间。这是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为代表的湘军人才群体。这个人才群体可以说是湘军统帅曾国藩

6、的“杰作“。曾当太平天国兴起之时，以在籍侍郎身份奉命督办团练。他效法明代戚继光的做法，组建团练武装-湘军与太平天国相抗。湘军的最大特色是文人治军，其高级将领中十之七八都是书生。据罗尔纲的湘军新志统计，湘军将领凡 182 人，书生 104 人，占 57.7%。曾国藩知人善任，重视人才，凡立有军功者，均向朝廷举荐。故十余年间，湘军将领中升至总督者有湘阴人左宗棠，湘乡人曾国荃、杨昌浚、刘岳昭，衡阳人彭玉麟，长沙人杨岳斌，新宁人刘长佑、刘坤一，浏阳人李兴铣，邵阳人魏光焘，包括曾国藩本人在内一共 11 人；升至巡抚者有益阳人胡林翼，湘阴人郭嵩焘，新宁人江忠源、江忠义，湘乡人刘蓉、刘锦棠、蒋益澧、李续宾，

7、宁乡人刘典，凤凰人田兴恕，桂阳人陈士林共 13 人，升至提督、总兵、布政使、按察使的多达 143 人。蔡冠洛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一书开列咸丰、同治、光绪 3朝的名人共 142 人，其中湘籍的 40 人，占 28.2%。又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开列中兴人物121 人，其中湖南籍的 87 人，占 59.6%。如上所证“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确非虚言。（冯桂芬：校庐抗议，参见郭汉民：近代湖南名人专题研究丛书序言，湖湘文化论集上册，湖南师大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9 页。）需要指出的是，湘军这个人才群体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兴起的。对于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维护王朝的统治而与造反者敌对并行

8、之以镇压，诚不可为之曲护。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湘军集团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以曾国藩为首的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却又是资本主义的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洋务派兴办近代企业、翻译西书、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建立近代的海军与国防等，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无疑应当肯定。并且湘军集团中还有像左宗棠与郭嵩焘这样的人，前者堪称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后者则为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最早认识到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是继魏源之后的又一位思想先进的超前者。湘军集团的崛起改变了湖南在过去的那种“未尝一为轻重于大局“的状况，辛亥志士杨毓麟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

9、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 （杨毓麟：新湖南 ， 湖南历史资料1959 年第 3 期。 ）杨氏所说的“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实际上就是一种觉醒了的群体意识及行动。因此，湘军集团应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人才群体。近代湖南人才之盛以及对于湖南和对于全国的大作用与大影响，是从湘军的崛起才真正开始的。梁启超称道：“湘军之声誉，东至东海，南逾岭南，西辟回部，西南震苗疆，至今尚炙手可热，三湘民族之大有影响于全国“。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 ， 梁任公文选卷 11。 ）湘军使得湖湘弟子满天下，同时也表明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第三个人才群体出现在维新变法时期的清

10、朝光绪年间。这是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人才群体。这个人才群体是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产生的。其时湖南巡抚陈宝箴锐行新政，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等赞助变法，湘中志士如浏阳人谭嗣同、唐才常、欧阳中鹄和凤凰人熊希龄等乘时而起，与湘乡人蒋德钧、张通典，长沙人皮锡瑞、黄膺、杨毓麟、毕永年、沈荩，新化人邹代钧，邵阳人樊锥，湘潭人易鼐，临湘人吴獬，武陵(今常德)人戴展诚、戴德诚、蔡钟 等相互结纳联络，在一帮康门弟子如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等人的帮助下，以救亡图存、革新清朝的政治与发展资本主义为目标，开学会、立学校、办报社、整顿通省书院、开办各地团练与制订保卫局

11、章程，并兴办近代铁路、航运和其他各类新式工矿企业，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把一个在甲午战前守旧落后的湖南，变成了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与前面两个人才群体相比较，该时期的人才群体系由一批极为年轻的知识分子所构成。他们多为热血青年，没有什么显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名望，都是为了救亡才走上历史舞台的。梁启超评述道：“湖南向以守旧闻天下，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沈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

12、，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论 ， 戊戌变法第 1 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303-304 页。 ）有人认为：如果说变法维新以康有为“公车上书“发其端，那么真正赋予它以实践的，则是湖南的新政。康有为说：“中国变法，自行省之湖南起“；梁启超亦云：“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 （参见杨金鑫：湖南历史上人材群体初探 ， 湖南师大学报1989 年第 4 期。 ）然而，真正令全国人们刮目相待、心悦诚服的还是该时期湖南人的那种为追求真理目标而无私无畏、锲而不舍的献身精神。如谭嗣同为了变法而“我自横刀向天笑“，血染北京菜市口；唐才常为“勤王“组织自

13、立军于汉口，计划发难于长江流域，因事泄湘中志士被捕杀者 20 余人，其中死事最烈者，便有湖南时务学堂培养出来的少年英才湘阴人林圭，慈利人李炳寰、田邦璇，武陵(今常德)人蔡钟浩等4 人。故国人群视湖南人“尽掷头颅不足痛“，将保国救亡的希望都寄托在湖南人身上。梁启超说：“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 （梁启超：戊戌变法湖南广东情形 ，转引自杨金鑫：湖南历史上人材群体初探 ， 湖南师大学报1989 年第 4 期。 ）杨度则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杨度：湖南少年歌 ， 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95 页。 ）第四个人才群体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清朝光绪末年到民国

14、初年。这是以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这个人才群体与前一个人才群体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不仅因为这个人才群体中的有的成员原本就是上个人才群体中的成员，而且还因为这个人才群体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受上个人才群体中的成员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与前一个人才群体略有不同的是，该人才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留学海外的青年学子。这些留学生身居异国，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感受民族危难的刺激，认识到义和团运动后清王朝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于是站到了清朝的对立面，以推倒这个王朝作为奋斗目标。这个人才群体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激进的、叱咤风云的的革命志士。如长沙人黄兴、杨毓麟、秦力山

15、、毕永年、章士钊、左学谦、易白沙、徐佛苏、文经纬、彭渊恂，新化人陈天华、谭人凤、邹代藩、邹永成、陈润霖、曾杰、曾继梧、方鼎英，桃源人宋教仁、胡瑛、覃振、吴景鸿，邵阳人蔡锷、石陶钧、马邻冀，醴陵人宁调元、杨卓霖、李发群、傅熊湘、程潜，湘乡人禹之谟、杨王鹏、张昭汉、陈荆、陈方度，湘潭人刘揆一、刘道一、胡元 ，浏阳人焦达峰、陈作新，宁乡人黄 、周震麟、陈家鼎，常德人刘复基、赵必振，衡山人陈范、陈撷芬、唐群英，湘阴人范源濂、陈嘉佑，澧县人蒋翊武，安化人李燮和，芷江人张学济，临澧人林伯渠，益阳人姚宏业，宁远人欧阳振声，平江人凌盛仪，凤凰人田应诏等等。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的

16、成员，后来又都在日本东京或国内参加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同盟会。据统计，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的 79 人中，湖南籍的占 20 人。1905 年至 1907 年同盟会东京本部登记入册的 960 位会员中，湖南籍的有 156 人。由于众多的湘籍志士参加了同盟会的革命阵营，因此这一时期几乎所有重大的同盟会的活动与斗争，无论是组织的、宣传的、武装暴动的，抑或是暗杀的，都凝聚着湖南人的业绩和勋劳。尤其是在同盟会领导的历次起义中，以黄兴为代表的湖南志士，更是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孙中山称赞黄兴在钦廉起义中以两百人抵挡清军两万人，是“不可以常理论的“非常的战斗“，而“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

17、“。 （孙中山：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 ， 孙中山选集 ，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 882 页。 ）到了辛亥革命这一年，几乎在全国各地到处可以看到湖南人矫健的身影。如黄兴等人在广州黄花冈起义中孤军奋战，血染战衣；蒋翊武、刘复基等在武汉秘密运动，首举义旗；武昌首义后焦达峰与陈作新等又在长沙率先发难；长沙光复后湘军又最先援鄂。据统计，武昌起义后各省纷起独立称都督者凡 25 人，其中湖南籍的就有 7 人。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又是蔡锷在云南组织起护国军，最先发动讨袁。1920 年，陈独秀赞扬湖南人的精神时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

18、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陈独秀：欢迎湖南人底精神 ， 独秀文存卷一。 ）第五个人才群体出现在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是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这个人才群体也是受惠于前一个人才群体的激励而成长起来的。这一时朝，湖南的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以先辈的行动为榜样，继续探索救中国与改造社会

19、的道路。1918 年 4 月，湘潭人毛泽东与湘乡人蔡和森、宁乡人何叔衡等在长沙组织了新民学会。8 月，毛泽东去北京认识了李大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0 年，毛泽东等人又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并建立起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到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13 名代表中有 4 名是湖南人，即毛泽东、何叔衡、李达(零陵人)、周佛海(沅陵人，后叛党)。这 1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 50 多名党员，而这 50 多名党员中，湖南籍的又占了近 20 名。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湘乡人)、贺民范(邵东人)、李达、李启汉(江华人)、李中(双峰人)、何孟雄(酃县人)、邓中夏

20、(宜章人)、周佛海、陈云培(长沙人)、缪伯英(长沙人)、罗章龙(浏阳人，后分裂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朝，湖南是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省份。当时大批的青年投身革命队伍，有的前往黄埔军校，黄埔一期的 645 位学生中，湖南籍的有 180 多人；有的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讲习所中，湖南籍的有 36 人；还有的参加广州政治讲习班，该讲习班的 416 名学生中，湖南籍的有 384 人。 （湖南党史大事年表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2、34、35 页。 ）1927 年初湖南有组织的工人已达 40 万人，同年 7 月湖南农会会员已达 600 万人，占全国农会会员人数的一半。1927

21、年秋收起义后，在建立井冈山、湘鄂西、湘鄂赣、湘赣、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中，湖南籍的军事、政治人才数不胜数。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迁至岳麓山下，合而为一，名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京津学者云集，带动了后来湖南一批又一批青年奔赴延安，仅 1939 年湖南分赴延安的就有 5批多达 100 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以湖南大学为中心开展群众性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时，湖南不少青年奔赴解放区，有的则配合南下大军开展游击战，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945 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会上，选举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44 人中，湖南籍的就有 13 人，即毛泽东、刘少奇(宁乡人)、任弼时(汨罗人

22、)、林伯渠(临澧人)、李富春(长沙人)、李立三(醴陵人)、罗荣桓(衡山人)、贺龙(桑植人)、蔡畅(湘乡人)、彭德怀(湘潭人)、滕代远(麻阳人)、徐特立(长沙人)、谭震林(攸县人)，占总数的 29.5%；候补中央委员 33 人中，湖南籍的有 10 人，即黄克诚(永兴人)、王首道(浏阳人)、谭政(湘乡人)、刘先胜(湘潭人)、粟裕(会同人)、王震(浏阳人)、宋任穷(浏阳人)、张际春(宜章人)、陈赓(湘乡人)、肖劲光(长沙人)，占总数的 30.3%。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产生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63 名领导人中，湖南籍的有 11 人，即毛泽东、刘少奇、贺龙、李立三、林伯渠

23、、彭德怀、罗荣桓、徐特立、蔡畅、李烛尘(永顺人)、程潜(醴陵人)占总数的 17.5%。195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在所授予的 10 位元帅中，湖南籍的有 3 人，即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占总数的 30%；在所授予的 10 位大将中，湖南籍的有 6 人，即许光达(长沙人)、陈赓、肖劲光、黄克诚、粟裕、谭政，占总数的 60%；在所授予的 55 位上将中，湖南籍的有 19 人，即王震、邓华、甘泗淇(宁乡人)、朱良才(汝城人)、苏振华(平江人)、李涛(汝城人)、李志民(浏阳人)、李聚奎(安化人)、杨勇(浏阳人)、杨得志(醴陵人)、肖克(嘉禾人)、宋任穷、宋时轮(醴陵人)、陈明仁(醴陵人)、钟期

24、光(平江人)、唐亮(浏阳人)、陶峙岳(宁乡人)、傅秋涛(平江人)、彭绍辉(湘潭人)，占总数的 34.5%；在所授予的175 位中将中，湖南籍的有 45 人，即丁秋生(湘乡人)、王紫峰(耒阳人)、文年生(岳阳人)、方强(平江人)、方正平(平江人)、孔石泉(浏阳人)、甘渭汉(平江人)、向仲华(溆浦人)、汤平(浏阳人)、刘先胜、刘志坚(平江人)、刘转连(茶陵人)、刘金轩(祁阳人)、刘培善(茶陵人)、刘道生(茶陵人)、杨梅生(湘潭人)、李寿轩(邵东人)、肖新槐(宜章人)、吴信泉(平江人)、何德全(长沙人)、邱创成(平江人)、张震(平江人)、张藩(浏阳人)、张令彬(平江人)、张经武(酃县人)、张翼翔(浏

25、阳人)、陈正湘(新化人)、欧阳文(平江人)、欧阳毅(宜章人)、周仁杰(茶陵人)、周玉成(祁阳人)、钟赤兵(平江人)、饶子健(浏阳人)、姚( 邵阳人)、晏福生(醴陵人)、郭鹏(醴陵人)、唐天际(安仁人)、唐延杰(长沙人)、曹里怀(资兴人)、彭明治(常宁人)、赖毅(平江人)、廖汉生(桑植人)、谭希林(望城人)、谭冠三(耒阳人)、谭家述(茶陵人)，占总数的 25.7%；在所授予的 792 名少将中，湖南籍的更达 129 人(名单从略)，占总数的 16.2%。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湘籍将领 ，湖南出版社1992 年版。 ）1956 年 9 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一中全会。会上选举了 17 名中央政治局委

26、员，湖南籍的 7 人，即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罗荣桓、李富春、彭德怀、贺龙，占总数的41%；选举了 97 名中央委员，湖南籍的 30 人，即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蔡畅、李富春、罗荣桓、徐特立、彭德怀、陈赓、黄克诚、滕代远、肖劲光、谭政、粟裕、贺龙、王首道、宋任穷、李维汉(长沙人)、张际春、刘先胜、肖克、邓华、谭震林、许光达、王震、胡耀邦、欧阳钦(宁乡人)、李立三、陶铸(祁阳人)、曾希圣(资兴人)，占总数的 30.9%；选举了 73 名候补中央委员，湖南籍的 14 人，即杨得志、谢觉哉(宁乡人)、甘泗淇、帅孟奇(汉寿人)、杨勇、周扬(益阳人)、李志民、苏振华、廖汉生、章蕴(长沙人)、宋时轮、

27、钟期光、江华(江华人)、李昌，占总数的 19.1%。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人才群体的兴旺景象，超过了前此任何一个时期和任何一个群体。毛泽东青年时代曾经痛言：“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毛泽东早期文稿 ，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13 页。 ）应当说到了近代，特别是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人的腰也伸了，气也吐了。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论如何估价湖南人的贡献都不为高。1920 年陈独秀曾提出了要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 （陈独秀：

28、欢迎湖南人的精神 ， 独秀文存卷一。 ）应该说陈独秀的这一预言已经成为现实。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湖南人，他们所造的桥的确要比他们的乡先辈所造的要“雄大精美“得多。1949 年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湖南的毛泽东亲手缔造的“桥” 。1971 年一位访华的外国元首如此赞道：“今天，说起中国，没有人会不提到它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的一生经历实际上也就是新中国的历史。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深刻的影响，那是很少见的。“（韩素音：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香港南粤出版社 1974 年 1月版，第 5、9 页。 ）中西文化融合与湖南近代人才群起作者： 郭 辉 东 来

29、源： 湖南社会科学1989 年 3 月在中国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经历过先器用，后制度，再思想文化的三次交汇与融合，与此相应，湖南近代以来出现了三次人才群起的局面。分析中西文化融合与湖南近代以来人才群起的奇特现象，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发展过程的时间序列，看思想的剧烈跳动和观念的不断演进，追踪思想文化发展更替的历史痕迹，进而把握思想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逻辑和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对于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并建立中华民族富有生命力的新文化体系，同时造就熔世界文明精华于一炉的一代新人，都只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个奇特人才现象近代中西文化三次融合与湖南的三次人才群起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船坚炮利的武力胁迫

30、和比军舰大炮更有威力的新思想、新文化、新技术的冲击下，使以“ 中央大国” 自居的中华民族在自我陶醉的幻梦中惊醒，开始了曲折坎坷地向近代化迈进的艰难历程。近代的中国社会，中西文化的融合经历了先器用，后制度，再思想文化的三步曲，由一系列激烈的中西文化汇流与论战，掀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篇章。先是知器械不足，搞了洋务运动；再是知政治体制不足，搞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接着是知思想文化不足，搞了新文化运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使二千年来的封建帝制顷刻覆灭。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领导

31、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在近代中国出现的三次中西文化融合的同时，湖南出现了三次人才群起的局面。一是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时期，在全国出现了“无湖南人不成衙门，无湖南人不成军队”的局面；二是以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为代表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 “以守旧闻天下” 的湖南成了最有生气的省份；三是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籍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杰出人才灿若群星。从 1840 年到 1919 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各种知名人物 1238 人中，湖南为116 人

32、，占 9.4%，仅次于广东居全国第二位；在著名的 761 位历史名人中，湖南为 83 人，占10.9%，从 “五四 ”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涌现了一大批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叱咤风云的军事家和蜚声中外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艺术家。在人才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简介一书中列举的 495 名党史人物中，湖南有 89 人，占 18%，其中党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有 13 人，占 48%；在 1955 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254 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有 73 人。 开放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使湖南成为中西文化融合的场所，是湖南近代以来人才群起的根本原因 湖南北阻大湖，

33、东南西三面环山，早期的湖南，既远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与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等沿海地区很少往来，鸦片战争以前是一个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文化不发达的地方，遂使湖南士人思想保守，很不容易接受外界思想的影响，由于落后、保守和闭塞，封建主义在这里比沿海省份有着更深的基础。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华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湖南成了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交通要冲，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广和湖南首当其冲，湖南落后与闭塞的局面被打破了，并成了新旧斗争最尖锐的地方。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爆发，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原来被顽固派看作“安静世界” 的湖南，成了最富朝气的省份， “五四”运动后，湖南又成了新

34、文化运动和革命的策源地之一。这种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和开放的社会环境，使湖南成为有利于中西文化汇流的场所，而且为产生这个时期中西文化融合的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第一阶段：洋务运动时期。洋务运动始于林则徐、魏源(湖南邵阳人 )，行于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李鸿章、左宗棠(湖南湘阴人)、张之洞以及他们的幕僚们。鸦片战争的失败，社会危机感诱发了思想家的理论兴趣和实践家面对现实的上下求索。民族危机使文化革新崭露生机，著名思想家魏源一反晚清士大夫脱离实际、埋头故纸堆的学风，倡导变法图强的经世致用之学和文化革新思想，走今文经学与近代西学相结合的道路。他变龚自珍破坏性的批判思想为建设性的救时主张，变林则徐忠君

35、爱国的攘夷为吸收性的师夷和主动性的攻夷，启迪了一代人为中国的富强而奋斗。 由理学家逐步演变为洋务运动创始人的曾国藩，提出了“师夷智” 的主张和比较全面、完整地表达洋务派的思想政治路线，发起了一场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建铁路、造轮船、开矿山、制机器等等。 在了解西方的过程中，近代湖南人在国内也是走在前列的。进步思想家、爱国外交家郭嵩焘“为保邦制治以自立于不败” 投入了向西方学习的潮流，1876 年负着屈辱的使命走出国门到英国，成为我国第一个驻外使节。爱国外交家曾纪泽 1878 年出使英法，1880 年兼驻俄公使，广泛留意当地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

36、，直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寻求富国强民之术。第二个阶段：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时期。甲午之战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表明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使中国变得富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腐朽的封建专制政治，中国要富强非变法不可，应把原来重点学习西方器用文化转到制度文化上来，致力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各项制度的更新。此时，谭嗣同、唐才常等都大声疾呼中国应变法图强，康梁的政治理想是建立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国家。戊戌维新时期，经过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的努力，湖南发生了显著变化，连当时的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与徐仁铸等地方官吏，都成了举办新政的代表人物，尽管新政遭到了叶德辉、王先谦等顽固派的激烈反对，但

37、到 1898 年春，比北京、上海后起的湖南维新运动，却成了全国新政最出色最富朝气的省份。曾经说过“湖南以守旧闻天下”的梁启超，这时赞扬湖南“全省风气大开” ， “人人皆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辛亥革命中涌现的杰出人才黄兴、宋教仁、蔡锷等，无一不是受到此一时期的影响和激励脱颖而出的。 第三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世界文化的交往，中国人对西方有了更新的认识，东西文化之争出现了新的格局。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下，一场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大量的国外政治学说和学术思想被引进到国内，其中以马列主义的影响最

38、甚。 “五四”运动的洗礼，使闭锁的洞庭湖闸门开动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涌进了湖南，马列主义磅礴于湘江两岸。1920 年秋天以后，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 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开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联合教育界、新闻界知名人士组织的长沙文化书社应运而生，书社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大力推销各地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新书刊，为人们提供研究新文化的材料，成了湖南人民的精神粮站。 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与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孙中山这些向西方学习的先进分子相比，在文化选择上具有更高的视野，更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

39、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批判性的总结和吸收，成功地利用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还作了符合中国国情又不失中国文化特色的理论发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相融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指引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化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结合体，这种结合的最大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文化交融启示录 1.文化的交流融合，是社会繁荣和人才成长的重要条件。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伟大的民族都要吸收外来文化，内外文化交流融合，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欧洲历史上三次文化大融合，世界科技史上三次大革命

40、，中国古代哲学的四次大综合，都说明了这个道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多种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果。中华民族先后同化和融合了许多种族的文化因素，才形成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近代，特别是“五四” 运动的先哲们，打破近百年的沉寂，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引入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被人民群众所掌握，中国的面貌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近代湖南的志士仁人和革命先驱，勇敢地走向世界，并使中西文化进行了三次大融合，才一改过去湖南保守、落后的面貌，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与此对应，凡是文化开放的时代，都是人才群起的峰值时代，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造就了一批批杰出人物崛起于中华大地。 世界如

41、同一个大村落，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分离隔绝的壁垒和用现成哲学结论作为精神围墙，已阻挡不住不同文化的交流，各种文化迅速而广泛地交流融合，是大势所趋，思想文化的流动、碰撞、比较、交流、融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任何以封闭方式捍卫传统文化不变的企图，都是无济于事的。按照文化交流的规律，较为低级形态的落后文化一定要向高级的先进文化看齐。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被开除“球籍” ，中华民族文化的长河要奔腾不息而不干枯，就要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不仅要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还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既要敢于承认自己的落后，并下决心赶上去，又要去掉自卑感，让

42、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2.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兼收并蓄，才能造就大家巨匠。 先秦诸子学派是在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又互相诘难中发展起来的。墨子学儒者之业，庄子推重儒术，韩非的思想更与儒家有承继关系。儒家思想与其他学派也有相通之处。儒家讲仁爱，墨子讲兼爱，儒家讲天命，墨子则讲天志；老子讲道法自然，儒家教导人们听天由命。朱熹继承了儒家思想，也吸收了禅宗、华严宗的思想，才成了宋代理学大师。向西方学习的首创者魏源，集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长期致于经世致用之学，又较多地接触了外国文化，才成为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曾国藩对儒学各门各派兼收并蓄，对诸子百家亦兼师并用，成为集中国古今思想之大成的杂家，在近代

43、史上才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人物。从国际战略环境和未来发展趋势看，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世界性的文化开放与汇流，使培养熔世界文明精华于一炉，具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一代新人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见的“能够全面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的“ 全新的人” 将会在地球上出观，一些发达国家把培养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通才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这种通才应具有哲学家的思维、战略家的眼光、政治家的气魄、经济学家的头脑、军事家的果断、外交家的风度、教育家的耐心和艺术家的想象。时代呼唤着通才，中国的未来需要大家巨匠，只有兼收并蓄，贯通今古，融合中西，才能培养造就新一代的大家巨匠。 3.不尚空谈，

44、注重实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历史上，湖南学术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经世致用之学，还注重修身之道，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公式去学习、修养和奋斗。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不是停留在书斋里咬文嚼字，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参加实际斗争。今天，在我们学习外国时，亦应注重实践，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知哪些可学哪些不可学，才能做到扬长弃短，使我们的民族牢牢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败。湖南人的精神特征分析作者：周兴旺 来源： 湖南人凭什么湖南人始终在追求一种极端的精神 湖南在地域上不是中国最大的省，在人口上不是中国最多的省，而在文化上却是最有特色的

45、省之一。湖南人走到哪里，都很扎眼，他们的语言是我们国家最特殊的一种方言，像其邻省四川、湖北都属于北方语系，广东、广西都是粤语，而湘语系就像湖湘文化一样只属于湖南这个弹丸之地。湖南人很得意自己的语言，就是说普通话的时候，也喜欢露出一些方言的尾巴，他们觉得“很韵味” ，没有哪种语言比自已的语言的尾更加传神、生动。湖南的语言很洒脱，也很有点蛮劲，湖南的年轻人朋友面前，比如“你这该死的，好久没看见你，你死哪里去了？” 还有更绝的，“你这个小畜生，最近死哪里去了”，他们觉得这样很亲切。 曾经有一位刚刚尝试北京生活的长沙女孩，在和自己的同事关系处得很好以后，就有点得意忘形了，有一次，一位男同事开了一句玩笑

46、，这位湘妹子很激动地来了一句；“你这个流氓。”结果，北京人生气了。这个湘妹子也很尴尬地说：在我们长沙，这仅仅是一句寒暄用的语言，没有任何含义，因为在湖南女人看来，流氓型的男孩是一种蛮有意思的男人气呵。还能表示欣赏或者喜欢的一种情感。 但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可能接受湖南人的文字游戏，这就是湖南的个性文化。 湖南人喜欢大块吃肉，也喜欢大声骂娘，湖南人喜欢说话算数，湖南人喜欢一马当先，湖南人最敬重强者，但是湖南人不喜欢俯首称臣，湖南人能侃能吹牛，但是转眼把牛变成现实。 湖南人的文化一直以“辣” 为特色，说到“ 辣妹子”，多半是指湖南妹子，因为他们的文化里面比四川、比湖北，浸润了更多的辣的风格。湖南人的辣

47、是出了名的，表现出来就是一种豪气冲天的果敢和无所不能的锐气，这是一种最自信、最有闯劲的表现，湖南人说话声音都是响亮无比，走路风风火火，做事麻麻利利，胸怀坦坦荡荡。 这种辣的性格使湖南人特别讲义气，湖南形容朋友之间的关系，有句话叫“头砍下来给你当凳坐”。有人说，湘女我情，实际上务什么说她多情，就是因为她们那种敢恨敢爱的爽直性格决定的。所以说，湖南人的辣，其实是一种达到极致的强硬刚直的性格。 湖南人不能说不崇尚高雅，它的高，它的雅，也是带着他的风采和个性，湖南的艺术家、湖南的画家、湖南的音乐家、湖南的艺术都带着一种很炽热的情感，很丰富的内涵，让人觉得“只有吃辣椒的湖南人才会有这样的激情”。谭盾的音

48、乐不仅悦耳动听，还能展示一种湖南的乡土文化，看着他的表演，似乎就那么几个水盆，几节竹竿，就能把音乐打造得比萨克斯还能吸引老外。李谷一、宋祖英、张也等这些爱吃辣椒的嗓子个个都是金嗓子，近年来，湖南的文化市场红遍了中国的半边天，湖南的电视节目在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的市面上场院占有率特别高，他们还说，湖南人的电视里都有一种“火爆气”。至于齐白石的画，黄永玉的词，就更是出神入化，独树一帜了。最好的酒产于贵州，但第一个搞文化酒的却是湖南，“酒鬼” 酒就出自湘西，价格压过茅台，让贵州人大跌眼镜。湖南人的这种性格使他们个性峥嵘，痛快淋漓。 很多外省人都说，你们湖南人真厉害，以前认为你们只会打仗，当大官的也很多

49、，现在发现你们还能经营文化，还很有市场经济意识。看来吃辣椒的人什么都能干。 湖南人的聪明才干是一流的，这没有问题，但是光有聪明也未必成事，湖南的文化学者一直在探索着湖湘文化对湖南人的影响，他们发现湖南人的精神中有一种原始、而又最先进的基因那就是“霸蛮”，这也是湖南人为什么辣，为什么大胆，为什么果敢，为什么敢干的真正答案。 “霸蛮”，就是向自己的极限挑战的精神。 解读湖南文化的特质，可以用一个“蛮”字来概括。这个“ 蛮” ，首先是一个地域的和民族的概念。商周之际，长江以南为吴、楚两大诸侯国的封地。两国未立之时，这里都是蛮族居住的地方。太伯初至江南，得到千余家荆蛮的拥护，得以站稳脚跟，建立吴国。楚国立国的时间不如吴早，熊绎在周成王时始封于楚，比太伯坐吴的时间晚了大约一百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国在对待商周文化和蛮族文化的问题上表现不同的态度。吴对黄河文化，特别是周文化采取一种认同的态度。在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的过程中，注重并自觉地向黄河文化学习。楚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楚在兼并周围的小国家和要求周给予王的称号时，往往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