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野”到“家”.doc

1、1从“原野”到“家”摘要：曹禺剧作在 1938 年前后在精神意蕴上发生巨大转变。由前期雷雨 、 原野等追求个性独立与个人自由，表达孤独感受和荒原意识，转变为后期家等所体现的向群体和传统回归。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在于曹禺为代表中国现代剧作家对现代意义上孤独感的不堪忍受，与个体承担精神的缺失。 关键词:曹禺；转变；个体承担 中图分类号：J803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现代戏剧大师曹禺为中国戏剧舞台贡献了一大批经典之作，如雷雨 、 日出等。值得注意的是，以 1938 年为界，曹禺剧作中的精神追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前期的雷雨 、 原野对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平和圆融境界进行了激切的否定，表达了现代人个性独立、个人

2、自由的愿望和现代特有的对“孤独”的感受和荒原意识；在 1938 年后，他转而创作家 ，重新赞美温驯贤淑的传统女性，透露出对“家”温情脉脉的眷恋和向往。这其中体现着曹禺内在精神发展的局限。 一 曹禺的早期戏剧充满了现代意识和追求，突出表现在剧中人物作为2现代意义上独立的个体所感受到的环境的压抑和对社会的反抗上。与西方上帝未“死”之前的状况相类似，在中国，孔家店没关门之前，个体是不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期，中国人很少站在一定距离之外观察社会环境，很少对事物进行反思。整个围绕儒家伦理构建的生活方式，以及整个生活方式的所有方面，都好像被一种强大的力量确认着，所有人的意志和幻想都不能对它构成挑

3、战。生活按照纲常、仁义的伦理规范按部就班地进行。然而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人们开始失去了对伦理信条的忠诚，现代的人格由是建立起来，个体的欲望觉醒了，他对幸福的渴求与对命运抗争必然和外部环境产生激烈的冲突。曹禺剧作中繁漪（雷雨 ） 、陈白露（日出 ） 、花金子（原野 ）等女性形象的身上都充溢着生命的激情，她们都遵从自我，蔑视外界的“道德”和秩序，以个人之力对抗着整个社会。繁漪认为:“人家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 ”金子说:“我不怕，我跟我老头子要怎么着就怎么着，谁敢拦我?”当方达生说起“名誉”时候，陈白露的回答更直截了当：“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

4、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她们呼唤并追求着个体的幸福，用对自我的肯定来把外界无形的秩序打破，显现出彻底与传统决裂的现代性。 然而，当个体从群体和社会中脱离出来，人们就会发觉个体自由的获得是以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失去为代价的。正如美国学者佛洛姆所说，缺失绝对标准的自由必然会给人带来了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及焦3虑的感觉，这种感受即为“荒原意识” 。在曹禺的作品里，可以发现对个体自由状态的深刻揭露。剧中人物一方面为人性尊严，个人地位呐喊，同时又显示出不安全感、迷茫、绝望与荒凉的感受。如在雷雨中繁漪处于丈夫的奴役压制

5、之下，就像被囚禁在铁屋中，她感到“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她想抓住周萍，想以此获得力量救出自己；周萍也感到着生活的压抑，于是只能在纯洁的四凤身上寻找安慰；四凤更为自己以侍女的身份爱上公馆的少爷感到不安，她也时时感到困惑、迷茫，无路可走由是， 雷雨的世界就变成类似艾略特笔下的荒原般的“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 。 1对世界荒原般的感受在原野里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序幕”中， 原野就渲染了压抑、荒野、神秘的气氛：暮秋的原野，面目狰狞，密布着锗红色的云；黑林子里盘布着生命的涌动和恐怖；矮而胖的灌木象无头的战鬼，风起时，如一堆堆黑团团的肉球农民仇虎从监狱中

6、逃跑出来，潜回故乡。若干年前，焦阎王把他的父亲活埋了，霸占了他家的土地，将其妹妹卖给了妓院，还将其恋人金子强娶为儿媳。仇虎出现在焦家人的面前，而此时焦阎王已死，阎王的妻子焦母眼睛瞎了，只有懦弱的儿子、金子的丈夫、也是仇虎儿时的好友大星，在撑持着焦家的门户。仇虎同金子重逢，引发了一段奇异而泼野的恋情。他那被扭曲被压抑的灵魂，使他急欲杀死大星报仇，让焦家断子绝孙。可是，他又下不了手。当他终于杀了大星，又使焦母误杀了大星前妻所生的孩子后，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复仇的愉快，反而在被追捕逃入树林时，心理产生巨大的恐惧，继而精神变态，陷于一种幻象丛生的状态：焦阎王出4现了，还有着牛头马面的狰狞面孔，以及惨死的妹

7、妹；加之追击的枪声和鼓声，他终于没能走出黑林子，而困死其中。整个剧本充满了焦虑、不安的情绪。人物只是单纯地被情欲和复仇欲所推动着，像困兽般寻求挣脱。 “家”或“家乡”已经完全丧失它们温情的涵义，而变成了一片荒芜、狰狞的“原野” 。 原野营造的戏剧氛围将现代人个体意识觉醒后，失去了精神家园，找不到依托的焦虑、惊慌、恐怖和荒凉的感受表达得淋漓尽致。然而，当我们看到曹禺用种种视觉、听觉要素营造恐怖阴森的舞台氛围，用复仇、死亡表达生命的非理性的力量，并用幻觉来表现人物内心恐惧、绝望的心理体验等等这一切之后，我们不仅担忧被曹禺放逐在这样的“原野”上的精神将走向何方？ 二 北京人的问世标志着曹禺戏剧创作的

8、一个重大转向。曹禺剧作前期呈现出的焦灼、恐惧的氛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宁静与和谐。在前几部戏剧里， “家”已经破碎不堪，人物抛弃了“家园” ，置于找不到归宿和寄托的荒原之地。每个人，尤其是女性人物形象，都怀抱着大堆的生命的情热，在命运的捉弄下挣扎。到了北京人 ，曹禺的人物又回到了“家庭”虽然它已经没落，就像北京城，但它仍然带着挽歌般宁静的美丽。女主人公愫方找回了传统家庭女性的善良、贤惠、文静,犹如“寂寞的空谷中的一支幽兰” 。她为深爱着她的表哥曾文清默默付出、任劳任怨，为他“伺候老人、照料孩子、管字画、喂鸽子、甚至体贴他5不喜欢的人”她甚至不求名分，忍辱负重，对曾老太爷尽着小辈对长辈的孝道，也

9、不和刁钻刻薄的思懿一般见识。她做的这一切是为了照顾好“家” ，让曾文清的外出谋生无后顾之忧。在她的身上，我们似乎又看到了“赵贞女”之类的影子，靠着自己的牺牲完成对传统伦理的肯定，成就了曾家的和谐与宁静。遗憾的是她所爱的人令她失望了，因为他也离不开这个“家” 。于是愫方终于决定选择离开。但愫方的离开并非决绝的，她最后一次去看了文清，最后一次去照料姨夫曾老太爷，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以他人的幸福为己任，以家庭幸福为追求的贤淑女性能“出走”多久？ 如果说北京人里曹禺对愫方的歌颂还有些犹豫，到了他改编巴金小说家时，他便开始抑制不住对传统女性瑞珏的赞美。小说家中的瑞珏是一个被传统大家庭的包办婚姻和纲常陋习

10、迫害致死的普通的家庭妇女。但这个家庭妇女到了曹禺笔下却被大加赞美。她美丽、大方，充满了“纯真”之气，于是成了高家选择长孙媳时所有人心目中最为理想的人选；她理解丈夫的不忠，甚至与他的初恋表妹互诉衷肠。相反，追求自由恋爱的梅小姐则是一个性格孤僻，不容易和高家姐妹们相处的有脾气的大小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价值倾向和精神追求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前期强调人格独立，个人自由，而后期却赞赏牺牲、奉献、泯灭自我；前期发现社会、家庭等群体环境对个体的压抑，和外界道德律令的虚伪与无情，主张个体冲破束缚，不惜自我放逐至荒原，而后期却向往家的温情和宁静，人际间相互的依靠和理解。 6三 从曹禺剧本的转变，我们可以

11、看出曹禺为代表的中国戏剧家精神探索和追求的某些缺失和局限。五四以后，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人们开始变成无神论者，失去了对伦理信条的忠诚，曾充当国人心灵之根的“家”肢离破碎，不再能给人以温暖的慰济，而萨特的存在主义式的孤独感蔓延到中国人的心里。个人孤立了，他们第一次感到我不是作为臣子或儿子必然要降生，而是“我被出生了” 。我的出生没有先验的意义和理由，我自己的诞生完全是偶然的造化，我的生命意义有待于“建构” ，我是我自己的。一批率先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作家首先表达这一认识。曹禺即是其中成就最为杰出的作家之一。在雷雨等一系列作品里，他无忌惮地表现了现代人的觉醒和反抗，触摸着世界自来的残忍和荒凉。然而当

12、命运真正交付于个体手中时，个体就会深切地感觉到失去依撑后个人的孤独和无力，更加感到惶恐不安。就像曹禺戏剧里所表达的那样，人们似乎仅由这欲望的支配盲目地生存，由此内心充满了焦灼、恐惧。根据相关理论，克服这种心理感觉的方法有二：一是坚持个体的独立与完整，以强者的精神意志反抗绝望。佛洛姆说：“人可以是自由而不孤独的，可以具有批评能力，而不会充满怀疑，可以独立，而仍然是全人类完整的一部分，获得这种自由的方法，是自我实现，是发挥自己的个性。 ”2 ；另外，就只有后退，放弃自由，并努力改变与外界隔离而造成的孤独现象。显然，从曹禺剧本精神内涵的转变可以看出，作者没有忍受个体人格独立后所产生的孤独感，并深入思

13、考下去，进而达到对现7代人类命运更深刻的认识。他选择了通过后一种方式“逃避自由”来摆脱痛苦的精神状态，以求达到心灵的和谐和宁静，这种和谐和宁静是以对个体人格和精神的主动放弃为代价的。 作家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作家心理和情感上的沉重的积淀有关。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一个由家国伦理编织起来的社会。儒家思想的盛行形成了中国人以人际间的礼仪规范为纲目的情感模式。在反批封建制度和文化时，他们张扬起个体主义的大旗，但传统道德崩溃后，整个文化的失范和秩序的丧失导致却不能不使他们立即重新考虑“纯粹个人主义”的价值走向，对个人的“不合群”产生不安和惶恐。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灵无法承受“众叛亲离”的孤

14、立感，和隔膜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缺乏宗教的语境，我们有群胆但难有孤胆 ，我们有民本却难有人本 。 ”3由于缺乏个体承担、忍受孤独的心理传统，他们无法承担起脱离了权威的束缚后个体的责任，无法忍受“过似乎与寻在之中的存在不一样的生活是我维持着他者，是我应当为他者负责我的责任是不可转移的，没有人能够代替我”4所承担的压力和痛苦。出于不自觉的对群体利益与个人归属的考虑，他们不可能一味地纵容“个人的自大” ，而使社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使自己长久地被放逐于孤冷的荒原。很快知识分子们就陷入了“个人”与“社会” 、 “自利”与“利他”之辩，走向了向“家”和群体的“回归”之路。正像张宝明在对新青年

15、做了细致考察后，指出的那样，陈独秀、胡适等从思想启蒙的个人超越到政治启蒙的群体回归，它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曹禺由打破家庭，放逐荒原到走回家庭的精神之路亦可做如8此解释。他不自觉地对群体和家的温情脉脉充满眷恋，于是在个体人格的刚刚觉醒时就停止了思考的脚步。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作家个体承担精神的缺失，必然导致他们怀念他们以前也曾经憎恨的东西，即一种比他们更强大的权威，一种他们可以信赖或者必须遵守的权威，去获得推卸个体的责任。 （责任编辑：郭妍琳） 参考文献： 1曹禺.雷雨序 A.曹禺文集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213. 2 美佛洛姆.逃避自由 M.北京：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87. 3张宝明.自由神话的终结20 世纪启蒙阕失探解M.上海:三联书店，2002.55. 4 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