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形态演变：基于中国工业化进程长期性的研究.doc

1、1农民工的形态演变：基于中国工业化进程长期性的研究摘 要农民工是农业劳动向工业劳动转化过程中的一种劳动者形态。农民工的劳动者形态与工业化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农民工演进形态的关系作专题讨论能更好地揭示农民工的劳动性质及其劳动形态的特殊性与多样性。近代中国工业的独特性塑造了中国农民工的近代形态，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发展赋予了中国农民工的当代形态新内涵，中国工业现代化的长期性导致中国农民工的长期性。与全球化下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要求相适应，农民工面临着从外延扩大到提升劳动素质的内涵成长为主的模式转变。提升农民工的劳动素质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建立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机制问题。 关键词

2、农民工 劳动者形态演变 工业化进程长期性 劳动素质提升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1-0053-07 一、问题的提出 在 1983 年张雨林教授首次提出“农民工”一词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研究并没太多超出社会学的范围，至多只是把农民2工理解为小城镇与乡镇企业发展中一种比较特殊的社会劳动现象：农民身份的劳动者而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入世以来有关出口产品中劳动成本界限问题的凸现与东南部沿海地区出现由“民工潮”到所谓“民工荒现象”的变化，特别是中央政府的重视，引发了学界对农民工问题的高度关注与研究兴趣。农民工对中国产业转型与城乡经济社

3、会的多层次价值意义，是导致近几年来学界迅速将“农民工”范畴推展至经济学界、法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各个层面的基本原因。与这种学术走向相联系，关于农民工问题的文献骤增，涉及面也越来越宽。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文献中对农民工的历史解读与研究。陆学艺讨论了中国农民工的缘起；1 孙立平论证了农民工起源的独特性；2 卢迈等回顾了改革开放 20年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并对国家政策作出了分析；3 沈立人考察了农民工的形成和演进4 （PP61-98）等。显然，历史地看待农民工的形成与发展，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却鲜有对中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与农民工演进形态的关系作专题讨论。本文试图从中国工业化进程对农民工形态的规定性，从

4、历史的角度探讨发生在中国的农民工形态的特殊性与多样性。 二、农民工：农业劳动向工业劳动转化过程中的劳动者形态 对农民工的界定有多种方法。有社会学意义的界定：城市农民工是中国社会分层体系上的一个社会群体，是从农村到城市里来的，被排斥在正式的城市居民之外的非正式城市群体。5 （P1-2） 有从经济社会3转型期的特点对农民工下定义：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6 （P1） 有从劳动经济学角度认为中国农民工应从三个层面去界定：从劳动的性质看，农民工是带着农民身份进入工商企业，接受企业用工制度安排，主要从事非农

5、产业岗位工作的劳动者；从劳动力的来源看，农民工主要来自当今中国农村中“敢闯” 、较有文化、较有朝气的“先进生产力”部分；从劳动行为的利益动因看，农民工为收入最大化的追求者，是城乡劳动收入差异的发现者和现实行动者。7 有从农工二重性对农民工下定义：农民工，无论“农民+工”或“农+民工” ，不同程度地兼有两种身份和双重角色，并且以“农”为起点、以“工”为归宿，是过渡期的特有现象。4 （P52） 本文从工业经济史的角度将农民工看作为农业劳动向工业劳动转化过程中的劳动者形态，这既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历史范畴。 把握历史明兴衰，知更替。研究农民工，不论是过去的、当下的，还是未来走势的，都没有必要，也

6、不可能离开历史。沿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分析，人总是历史的，农民工也总是历史的，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当代人总在承袭和积累上代人的经验与知识，推动历史螺旋式上升运动；农民工又总是有组织的，人需要组织，人在组织之网络内与网络外之间交替互动（人也因之而具有组织网络外部性） 。因此，割断产业组织历史，离开历史的规定性去研究农民工的当代性问题以及未来走势，是不可思议的。工业企业组织承载着农民工的转型和发展，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成为判断中国参与工业全球市场4竞争成本的一个重要变量。 农民工是农业向工业化转型的必然产物。农民工并非中国首创，600多年前的英国工业圈地运动甚至更早时期，人

7、类就开始了农民工的久远历史。尽管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民工有不同的称谓，如失地农民、破产农民等等，但本质上都是农业劳动向工业或其他产业劳动转化的劳动者形态。 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是一部逐步非农化的历史，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为主的演进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劳动形态从以农业劳动为主向以工业劳动为主的转变过程。一方面工业的效率优势推动工业产业发展，开创出对产业工人的需求空间，另一方面，伴随着传统农业的衰落和新兴工业的崛起、成长，社会又游离出结构性失业者，把他们重新推向劳动力市场，于是需求与供给共同创造了农民工形态演进的历史。世界由农而工的历史镜像为我们提供一个考察农民工现象的历史思想空间和

8、经验启示。16-19 世纪上半叶的西欧，处于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传统农业转向新兴工业的产业经济重要转型期。崛起的商业资本，在高利润追求动力的驱动下，迅速推进其对农业、农村的攻城略地和暴力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 ， 导致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使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产生了无业游民和被雇佣的社会劳动分野。雇工或是作为资本主义农业的，或是乡村工业的，或是流向城市转型为工业产业工人。这样一种劳动形态的转变，无形中为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让出”了空间，又为城市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雇佣工人，并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消费品市场和日用工业品市场。以资5本主义发源地英国为例，16 世

9、纪的圈地运动以后，大量流向城市的农民工，适应着由织袜机、起毛机、回旋织布机、冶金高炉、深精采矿设备等新机械技术发明应用推动的工业革命要求，共同推动着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呢绒业、成衣业、日用品加工业、皮革业、机器工业等。8 （P240） 中国的农民工历史同样与中国工业化演进历史息息相关，考察中国农民工的历史得以中国工业化历史作为一个基本的参照。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数千年农业文明并在近代落伍了的传统的农业发展中大国，其现代化进程势必使一个从传统浓重的农业向现代工业化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农民工，需要农民工逐步转变为准产业工人，转变为正式的产业工人。而农民工之所以为农民工，要实现成为

10、有一定发展依据的时代新人，必须建立在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上，工业发展了，也就需要更多的产业工人，这些产业工人不是生活在城市的工人所能完成的、所能取代的。 三、近代中国工业的独特性与中国农民工的近代形态 中国工业化历史可从近代工业谈起。以机器生产方式为标志的中国近代工业的形成与成长，体现着工业产业发展规律的一般性，也有其发生在中国的特殊性。中国近代工业有其区别于此前历史阶段，又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的独特性。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6（一）缺乏作为手工业与机器工业之间的中间形态的工场手工业充分发育。近代中国工业出现在 1840 年（清道光二十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此前的所谓工业主要

11、是一种手工业形态，它以城乡家庭手工业为主，工场手工业和工匠手工业为辅，具有业别多、分工细、手工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等特点。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势力的侵入和封建政府官办工业、民族工业的发展，使这种手工加工工业形态日渐式微。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工业从手工业生产方式向机器大生产方式转变，缺乏作为手工业与机器工业之间的中间形态的工场手工业充分发育，没有像西欧资本主义工业那样的简单协作、手工业工场、机器大工业三个紧密相连阶段的链接与磨合，具有跨越性和混合性特征。 （二）企业最初的创办动因与动力不是发生在民间，而是外国资本。中国第一家具有近代机器大生产特点的工业企业“榄文”船舶修造厂，于 1843 年建于香港，

12、属英国资本所有。9 （P1） 最初的机器工业是由外国机器工业移植过来的。这是一种从外资机器工业（1940 年代）到清政府官办机器工业（1960 年代）再到民办机器工业（1970 年代）的演进路径。 （三）民族工业是在外国资本工业和国内官办军事工业的产业链上端和下端发轫，又在被利用和被控制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资本工业一开始就备受外国资本工业和国内封建政府官办工业的双重挤压，在夹缝中勉为其难地生长。充满血与火的战争频繁和国内经济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它们长期处于不稳定、不确定、焦虑不安中，甚是艰难。10（P922） 可以说，近代中国资本工业是一个以外国资本工业、官僚资本工业为主，7民族工业资本为辅的混合体

13、。据祝慈寿先生收集整理的中国早期产业工人统计表，在 19 世纪末的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 ，中国早期五大产业类别，即外国资本在华经营的近代工业、清政府经营的近代军事工业、清政府经营的近代炼铁与纺织工业、近代矿业、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分别有工人 3.4、0.91-1.081、0.55-0.6、1.6、2、2.725 万人，合共 9.185-9.806 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美国等外国资本在华的扩大和国内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队伍得到了扩大。据不完全统计，1918 年全国工人人数共计达 174.9336 万人，其中制造工厂工人 63.8641 万人、运输工人 22.18

14、11 万人、矿山工人 53.0885 万人、市政工人 12 万人、政府直辖工人 2.164 万人、外国工厂工人 32.4362 万人。也有人估计，1920 年代初期，中国工人总数已达 200 万人左右，其中全国机器工厂工人总数为 144.5 万人、矿业工人总数为 42 万人、交通工人总数为 20 万人，共计 206.5 人。10 （P475） 当时中国产业工人的产业分布主要集中在机器工业、交通运输、矿业等几个主要的产业部门。 （四）近代民用工业的经营方式，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为主。官办工业带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特性，但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主要是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但又带

15、有一定程度上的封建性。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显示出更为明显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特性。10 （P7） 中国近代工业的特殊性决定农民工的近代形态。中国农民工的近代形态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早期产业工人的来源主要是破产的手工业工人和破产的8农民，但相对前者而言，破产的农民还很少，涉及面也不大。这种破产条件下产生的农民工与今天意义上的农民工存在很大的差别。差别表现在数量上、城乡关系上、工农关系上、农地关系上等等。中国早期农民工是受多种资本盘剥、各种资本之间明争暗斗的结果，反映到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上，农民工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他们的工资收入水平极低。 第二，农民工主要集中在纺织工业，当时纺织工业是

16、容纳工人最大的产业，纺织工人占去全国产业工人总数近 1/10。而且较多是农村妇女。比如上海早期纺织厂的女工来源，有很大一部分是附近川沙、上海、松江各县纺织土布的农村妇女。上海机器织布局被毁之前，雇佣工人有4000 人左右，其中很多是女工，她们原是上海周围地区的农村妇女。10 （P476） 第三，农民工的来源地主要是城市郊区农村或离城市不远的农村地区。中国近代工业主要发生在城市，如上海市和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城市，如南京、宜兴、无锡、杭州等市。上海机器织布局当年雇佣的女工中，很多是来自上海周围二三百里的农村妇女。另有史志记载，江苏宜兴“附近乡村，颇有入城进工厂做工者，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沙

17、厂纺织者，可达六千之数” 。11 （PP227-228） 这与近代中国机器工业主要发生在城市，而且工厂数量相对庞大的中国农业来说，还很少，广大农民还极大地封闭在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圈子有关。当时的外国资本工业、封建军事工业、官僚资本工业与民族工业等几大类型工业主要分布在几个主要城市，农民很难进入城市工业中。这种从农家到工厂的距离，相对现今农民工来说真是太短了。前几年李强教授有过对流9出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和流入农民工最多的广东省的研究，认为两省流出与流入之间的距离，乘火车就达 1500 公里以上，指出大跨度、长距离性流动是当今农民工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5 （P78） 第四，在外国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协

18、迫下的民族工业资本对工业劳动者的吸纳力极低。当以英国、意大利等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时，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大国，可以称得上机器工业的近代工业，才刚刚开始。事实上，在外国资本强盛而民族资本极其弱小的不平等条件下，不管外国资本工业还是民族资本工业，都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增长和发挥，它们对农民工的容纳量必然是相当有限的。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产业工人的增长速度大大落后于产业资本的增长速度。如下一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1920 年我国产业资本的数量只有 23.7 亿元，而到 1949 年全国解放前夕产业资本数量就已积累到 120 多亿元，比 1920 年增长了 4.1 倍，

19、而同期产业工人人数只增长3 倍左右，也即工业人均资本拥有量只增长了 37%。12 （P403） 四、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发展与农民工的当代形态 中国工业化由近代转入现代发展始自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后。按汪海波先生的分类研究，新中国后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可分为六个时期：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业（1949 年 10 月-1952 年）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工业（1953-1957 年） ；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时期的工业（1958-1960 年）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业（1961-1965 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业（1966-1976 年 10 月） ；社会主义现代

20、化建设新时期的工业（1976 年 10 月以后） 。13 （P13） 1976 年 10 月粉碎10“四人帮”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标志着中国工业现代化真正开始。中国的工业现代建设也由此而转上快速发展的轨道。总结新中国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不难发现：第一，中国工业现代化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模式；第二，中国工业现代化转型并不顺利，是充满着迂回曲折的；第三，转型过程的曲折有客观上的国内外政治背景的原因和庞大的小农经济基础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对工业化规律认识不足的原因等等；第四，可贵的是曲折中工业化的精神没有丢，尽管在国外反

21、华排华浪潮汹涌、国内万马齐喑的时期都在或强或弱地延续着。正因为这种工业化精神的存在与延续，也才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迅速补救与发展。 中国现代工业化进程的曲折性决定农民工走向的波动性与形态的多样性。新中国以来，与国家政策变动有关，农民工走向的波动性非常明显，显现出大约每隔 10 年就有一个波段变化特征，而且大都出现在“年代后” 。1949 年至 1952 年，适应快速推进工业化的需要，国家采取让农村居民向城市自由迁移的政策，大量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工矿企业。1950年代后期，以 1958 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我国采取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政策，由此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1960 年代后期开始，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后来的知青回城。1970 年代后期，以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开创了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就地转移新模式。1980 年代后期，随着市场取向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适时调整限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