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替僧”济公在流传甚广的济公故事里,清代郭小亭的济公活佛传(评演济公传)二百四十回是其集大成者。书中塑造了一个外表邋遢、行动诙谐幽默,却又法力无边、喜欢行侠仗义、斩妖除魔的活佛形象,深受下层人民群众的喜爱,人们也因此送给他许多亲切的称呼如神僧、圣僧、活佛、癫僧等。但说到作为丞相“替僧”的济公,恐怕就鲜有人知了。 什么是“替僧”呢?所谓“替僧” ,是指替代别人出家的僧人,又叫“替度” 、 “替身” 、 “替修” 、 “替生儿”等。确切地说它最先是明朝的一种皇室习俗,张居正敕建承恩寺碑文载:“皇朝凡皇太子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为僧,名替度,虽非雅制,而宫中率沿以为常。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上说:“
2、主上新登极,辄度一人为僧,名曰代替出家。其奉养居处,几同王公。闻初选僧时,卜其年命最贵,始许披剃,有云重赂主者中贵人乃得之。 ”这种习俗在清代很快发展成为一种社会俗尚。毛奇龄西河诗话卷三记载:“北人每发愿舍身,以他儿代之,有所谓替僧也。 ”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一(俗尚)载:“富贵人家多信佛,故僧道之地位甚高。子弟往往拜僧为师,求其保护。甚有以子息艰难,恐难长养,而购一贫家儿令其为僧者,谓之替身。他日被替之子长成,此替身僧人若其弟兄然,举家敬礼之。 ”当然,清代的满洲贵族也延续了这一习俗,只是由于他们信仰喇嘛教,故其“替僧”多由喇嘛担当。 关于“替僧”习俗在中国流行的原因,笔者没有专门研究,不敢妄2
3、言,但其与中国长期以来佛教的世俗化进程紧密相关,则确定无疑,因为这种习俗折射出的正是中国信众普遍的功利主义和实用精神。此外,还需补充两点:其一“替僧”的选择,并不是所有人都选择没有剃度过的幼童代替出家,一些有身份地位的人,更喜欢以名声大、有修为的高僧做为自己的“替僧” ;其二“替僧”与供养人之间的关系,上文我们引用的几则材料显示,他们之间其实结成了一种特殊的私人关系, “替僧”的地位也因供养人身份地位的不同而不同,如皇帝“替僧” , “其奉养居处,几同王公” 。 郭小亭济公活佛传中的济公即被作者戴上了丞相“替僧”的帽子,这也是它与此前许多济公故事最大的不同。小说中的这个情节发生在第二十四回:认
4、替僧荣归灵隐寺、醉禅师初入勾栏院。当时的济公在相府里替秦相的儿子与夫人治病,治好后, “秦相说:我打算要认你和尚作为我的替身,不知你意下如何?和尚说:大人既是愿意,我和尚求之不得。 ”接下来,秦相又派了许多家人护送济公回灵隐寺,并说:“传我的堂谕,所有各庵观寺院,必须跪接跪送。他乃是本阁的替僧,送他荣耀归庙。 众家人答应,外面备马。和尚告别秦相,出了相府上马。家人打着引马,头前边牌做得旗锣伞扇,赶退闲人。街市上看热闹的人就多了,都要来看秦丞相的替僧。 ”自此以后,秦相“替僧”就成了小说中大家对济公社会身份的认同,而济公自己好像也颇喜欢这一身份。我们试看小说中的一些片段: 大人说:“济公是我本阁
5、的替僧,哪时来,不问我有什么公事,不许阻他,须同我知道。 ”(二十四回) 3知县一听,赶紧离了坐位,恭恭敬敬过来行礼,说:“圣僧原来是秦丞相的替僧济公,弟子实在不知,多有得罪。 ”(四十五回) 家人知道济公是相爷替僧,遂不敢违背,立刻取了二百两银子,交给和尚。济公一只手拿着二百两银子,递给田来报。(四十九回) 和尚说:“老爷要问,我乃是灵隐寺济颠和尚。老爷可知道济公的名头高大?”老爷一想:济公乃是秦相的替僧,焉能这个样子?心中有些不信。(七十九回) 那主人闻言,仔细向济公瞧了一会,回头向那位祁老爷道:“祁兄你莫要轻信他说话。当今秦丞相位极人臣,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富贵已极,哪要这种乞丐和尚
6、做替僧,这分明是假冒。想要借秦丞相替僧,前来硬募强化,你切莫去请他。 ”(九十六回) 知府叫人给知县搬了旁座坐下。知县瞧一个穷和尚,也在旁乱坐着。心说:“我是皇上家的命官,民之父母,他一个穷和尚,也配大堂坐着。”知县有些不悦,他也不知济公是秦相爷替僧。(一一五回) “孙泰来你不认识这个和尚?这是当朝秦丞相的替僧,你惹得起么?依我说,你趁早认罪服输,倒是便宜。 ”(一百六十六回) 大管家秦安一听,说:“好一个胆大陆炳文,竟敢把相爷的替僧锁了!这分明是羞辱丞相爷的脸面!”(一百七十五回) 王胜仙说:“济颠来了也不要紧。他要讲交情!他是我哥哥的替僧,他就不应当管我的事,帮着人家,他如不讲交情,道爷,
7、你只要将他拿住,就把他杀了。有什么祸,都有我呢。 ”(二百三十八回) 以上这些会话片段,从秦相、一般民众、官吏、相府亲戚到济公本4人的言语态度,无不透露出丞相“替僧”身份的特殊,而丞相“替僧”显然也构成了济公形象内涵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说中,我们看到许多时候济公就是凭借丞相“替僧”这顶特殊的帽子,频繁出入于各个官府衙门之间,既行侠仗义,解民倒悬,却又帮助官府解决了不少难题。小说里的济公集圣僧、神僧、癫僧、活佛、替僧等多重角色于一身,尤其是“替僧”这一角色的加入,可以说是郭本小说对济公形象重大的改造,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替僧”这一独特身份对济公形象的影响及价值与意义呢? 胡胜认为:“这
8、一特殊身份为他以后的仗义行侠创造了不少便利条件。他和官府紧紧连在一起,他的神通法术必须经过官府这一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这就使得他的形象与传统神道有了极大的不同。 ”(近代神魔小说试论 , 明清小说研究2001 年第 3 期)汪德羞则认为:“从第二十四回济公做了南宋大奸臣卖国贼秦桧的儿子宰相秦焙的替:身僧后,从思想到行为都成了一个与前截然不同的和尚了,甚至颇具恶僧形象,完全改变了民间口头文学中的原形。 ”“综观济公传全书,济公罪大于功,恶行多于善为,是个不应该肯定的近乎恶僧的形象。 ”(从济公传看由民间文学成为文人作品的变化 , 明清小说研究1989 年第 1 期) 这显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甚或有些相
9、对的观点。对于后者的否定,笔者不敢十分苟同,因为济公形象无论从哪个角度都难称恶僧,这只要同明清时期僧尼小说中那些充满欲望而又违法犯罪、胆大妄为的恶僧形象稍做比较即可明知。当然,我们也能理解论者的厌恶情结所在,因为小说中被秦相“替僧”身份包裹着的济公形象,确实充满了封建伦理道德5的庸俗气。如作者写其与秦相分别时说:“大人,可恨我与大人缘浅,相见已晚,离别甚速。今日一分手,不知何年才能相见?”对秦相的攀援心态毕现。再如,原本那个行走在人间之外来去无拘束的民间“仙侠”济公,现在却动辄以秦相的“替僧”自居,忙碌奔走在各个大小衙门官府之间,更打上了浓重的官府色彩。 至于前者指出郭本济公形象与传统神道的不
10、同是:“替僧”的特殊身份以及官府的中介作用,我们以为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众所周知,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不仅小说题材存在着杂糅,小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向世俗回归,向封建秩序、礼法、人伦回归的趋向。个中原因,前辈学者多有论述,无需笔者赘言。郭本济公活佛传及以后诸多续书即是这一思想背景影响下的产物。在题材上,它融侠义、公案、神魔于一体,塑造了一个亦仙、亦侠、亦儒、亦佛的人间活佛形象;在思想上,它给济公戴上丞相“替僧”这顶帽子,或正可看作作品向世俗伦理道德回归的鲜明标志。如同侠客必定效力于某个清官,而清官又必定效忠于最高统治者一样,济公以秦相的“替僧”自居,代表着“仙侠”类小说在行为观念上向世俗的回归。从这个意义上,济公形象与清代众多的侠客和清官形象实并无多大本质的差别。 当然,如同有着官府背景的侠客和清官,在效忠于皇帝的同时依然能解民倒悬,作为秦相“替僧”这一角色的济公,虽斗争精神不无影响,却并不妨碍他继续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替老百姓做着扶危济困、敦伦风化的事情。因为“替僧”毕竟仅是一种名分,而远非秦相或者官府本身,所以,它对济公的束缚便不比侠士与清官,更多停留在一些世俗道德伦6理层面。事实上,我们单从文学史上济公故事能够一续再续至上千回,亦可知老百姓对这个形象的喜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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