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文 与婚姻家庭法的“姻缘”.doc

1、1杨大文 与婚姻家庭法的“姻缘”在参与起草现行婚姻法的过程中，他曾填补其空白，并且见证了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科的发展历史，毕生致力中国婚姻家庭法的教学、研究、立法与推广 儒雅的老人个子说不上高大，甚至还得说是清瘦，然而这位“中国婚姻家庭法先生”有着饱经风霜的厚重人生。透过他那写满“川”字的额头，似乎能看到岁月的沧桑。在他的眉宇间，我们捕捉到坚毅的神韵。在他的眼神中，我们看到了睿智的辉光。 杨大文，这位婚姻家庭法学界泰斗级专家经历并且见证了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科的发展历史，毕生致力中国婚姻家庭法的教学、研究、立法与推广，为中国亲属法学人才的培养和法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流离颠沛的早年生活 在杨

2、大文眼里，家乡常州是历史文化古城，人文荟萃，底蕴深厚。采访期间，杨大文向我们自豪地介绍起并称为“常州三杰”的瞿秋白、张太雷和恽代英。在对这块灵杰之地充满敬意之余，我们笑言杨先生是“常州四杰”之一，杨大文连连摆手：“惭愧！惭愧！”不过，看得出作为常州人的他为故乡而骄傲，特别是家乡这块土地上出了那么多举足轻重的“书生” ，成为家乡这部大书的“封面人物” 。 杨大文在家排行老大，下有大弟杨大受、妹妹杨梅、小弟杨大伟。2接受采访时，杨大文说：“我父母是在做青年工作中认识的，父亲较长时间在香港工作。抗战期间，其实我兄弟姐妹比较多，有些出生不久就托付给乡亲带，后来不知死活，也找不到了。 ” 1937 年冬

3、，杨大文随母亲和出生不久的大弟及祖父母、曾祖母、叔叔共 7 人逃亡至上海法租界。第二年，杨大文进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所办的萨波赛小学读书，胡文耀时任校长。在这里，杨大文读了两年多，“上海租界后来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日子不好过，在 1942 年又回到了常州，住在常州茭蒲巷 6 号，这是我外婆家的房子” 。 不久，杨大文进入茭蒲巷小学堂（现常州市实验小学）读书，跳级进入四年级学习。每天，杨大文背着书包上学堂，只有 10 分钟左右的路程，有时在家就能听到小学堂里传出的钟声。 1944 年，杨大文的父亲杨涛（字迪先）放弃在香港会计事务所的工作，与杨大文的母亲刘娴取得联系， “一起到大后方兰州会面，我的一

4、个姨父那时在兰州工作” 。到兰州后，杨大文进入由湖南同乡会办的文襄小学读书。 抗战胜利后，杨家只有一个心愿：回家！的确，故土难离，由于战争，他们远离家乡，但是思乡之情时时萦绕在心头。于是，杨家把带不走的东西都送人，值钱的东西也廉价变卖。可是， “车票、船票很不好买，我到兰州志果中学又读了半个多学期” 。 后来，一家人揣着“难民证” （即“资谴证” ）踏上了返乡的旅程。“坐长途汽车，花半个多月从兰州辗转颠簸到了重庆。 ”杨大文记得，坐的是浅黄色的木炭车，厢式呈长方形，似现今的“中巴”车大小，全靠3燃烧木炭作“油料”而行，沿途不时地停车加炭、加水。一路上木炭车的发动机声如雷响，轰轰隆隆，震耳欲聋，

5、面对面说话都难以听清。可乘坐 10 余名乘客，车摇摇晃晃，颠颠簸簸，缓慢前行。一遇上坡路，简直像是老黄牛拉破车，气喘吁吁地爬行。木炭汽车动力不足，驾驶员就叫乘客全部下车减轻车载重量，还要乘客搭手推车，一群男男女女推的推、拉的拉，累得大汗淋漓， “一路也很惊险” 。 “到了重庆，父亲的朋友、贵州大学的校长约我父母到贵阳，父亲任贵州大学教授兼总务长。1946 年上半年，我进入达德中学读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家住富水中路。为了父亲教学方便，我们全家后搬至贵阳市花溪的静晖村住，直至解放。 ”1946 年暑假，杨大文报考贵阳市清华中学。这是当年为教育青年抗战救国而诞生的私立中学，几年时间就办成贵州省中学中声

6、誉远播、家长争相送子就读的上乘学校。时任贵州省财政厅长周诒春为学校董事会董事长，他是我国德智体“三育并进”教育方针最早倡导人之一，校长是抱着“教育救国”思想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唐宝鑫。 杨大文顺利考入这所精英教育学校。杨大文在这里读了 3 年，读到了高二上学期。 早年，杨大文酷爱文学，曾参加清华文学会，担任学生刊物狂飚的编辑。清华中学学生也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啃文理书，学生的思想比较活跃，当时大家都比较关心国事，追求光明，普遍对当时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辱国不满，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同学间常流传一些解放区的消息。 “清华中学有一些地下党的活动，图书馆也可以看到解放4区的进步刊物。 ”有的老师在课

7、堂上公开抨击时弊，宣扬解放，得到学生的共鸣。在这种氛围下，杨大文政治上追求进步，积极参加有关活动。 脱下戎装成为“婚姻家庭法先生” 1949 年 11 月 15 日，贵阳解放。作为校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的杨大文组织军民联欢。期间，杨大文得知部队准备招收一些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到二野军政大学五分校深造，于是报名。经过考试，他如愿考上五分校，在新黔日报公布的榜单上，看到自己是第 2 名，十分兴奋。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要成为军大的一名学员，杨大文当晚失眠了。然而，他最终没能进入军大。 一天，二野五兵团十七军五十一师政治委员兼独山军分区政治委员张光华看到杨大文，于是问他年龄多大。看到眼前的杨大文有知识且十分年轻

8、，于是张光华直接安排他到十七军文工团报到。杨大文无条件地愉快服从。 “我在十七军文工团歌剧队、歌舞队待过，写过小剧本” ，不过，多半时间是参与组织、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协与村政权，完成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废债）以及征粮等任务，直至实施土地改革。 1952 年，贵州剿匪基本结束后，二野决定调一部分有知识、有文化的战士到大学进一步深造。于是，杨大文等近 200 人被抽调到西南军区所在地重庆报到，在华西大学（后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学习，杨大文记得学过高等代数、几何等课目。 1952 年秋，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招生组到四川招生。 “我们近 200 人一个个谈话，招了近一半。当时，我

9、想到人民大学外交系读书，可是招生的说外交系已招满了，并说法律系与外交系差5不多，于是我就阴差阳错地进入了人大法律系。 ” 到 1952 年，中国人民大学初具规模，设有 9 个系。该校法律系成立于 1950 年，是新中国诞生后创立的第一所正规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后被誉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工作母机”和“法学家的摇篮” 。从此，杨大文开始孜孜不倦地在法苑耕耘，长达半个多世纪。 由于新中国刚成立，还没有自己的法学教育师资，学校就邀请苏联专家前来指导，帮助中国培养社会主义法律人才。当时人大法律系本科生学的课程全是苏联法律体系和法学理论，如苏维埃刑法、苏维埃民法、苏维埃劳动法等，培养方案也基本与莫斯科大学一

10、样。作为调干生的杨大文是人民大学的第三期学生，也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他对法律专业十分感兴趣，可是当时能读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书籍太少。好在法律系有个资料室，尽管书少得可怜，但是去看书也不用什么手续，正值求知欲旺盛的杨大文一有时间，就往资料室跑，在书架上翻来找去，几乎把能找到的与专业相关的书都读了个遍。 当年，很多学生被抽调出来，一边向苏联专家学习，一边给中国学生讲课，也教也学，教学相长。大自己 5 岁的刑法老师高铭暄（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对自己影响很大，不论是学识还是他献身法学事业、潜心耕耘探索的精神让杨大文印象深刻。新中国民法学的开创者和民法学理论奠基人佟柔当年是中国民法和婚姻法教员，他独到

11、的见解或论述对杨大文自然有直接的影响。 1956 年，杨大文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留校任教，被分配在民法教研室苏联民法组，他的学人生涯就此展开。中苏关系破裂后，苏6联专家学者陆续离开，中国教师开始给研究生上课。 “当时，法律课很难讲，很容易按苏联的教材讲。那个时期，婚姻家庭法不是独立的课程，是民法的一部分。 ”为此，杨大文“现炖现卖” ，自己看过教材后加上一些资料然后再给学生讲。 汗水润泽桃李蕊 从 1957 年开始反右派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政治斗争气氛高涨，法律专业内容被大大削弱，科研成果很少，法学界有很多人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法律课老师一般多讲政策少讲法律，仅仅涉及司法实

12、际中比较突出、严重的犯罪。杨大文说，作为民法一部分的婚姻家庭法“上不了纲” ，相对还好讲一些。当年，杨大文还研究、教学过商法、知识产权法等。 1966 年开始的“文革”给中国人民大学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大批干部、教师遭到批斗，各级党政组织陷于瘫痪，全部教学、科研工作被迫停止。不久，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知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具有 30 多年光辉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了。1969 年 11 月，杨大文完全脱离了讲台，随同全校教工到江西省余江县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劳动，接受劳动改造， “当过运输工，管过果园、茶场” 。1972 年 11 月，杨大文回到北京，197

13、3 年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全体人员调到北京大学法律系担任教学工作。 1977 年 9 月，邓小平提出：“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 ”1978 年 3 月，中共中央指定成仿吾、郭影秋负责筹备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1978 年 8 月，中国人民7大学恢复和新建了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律等 15 个系。这时，杨大文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工作一段时间后终于重回人大法律系任教。 20 世纪 70 年代末，婚姻家庭法学从“民事政策和法律”课程中分离出来，被列为各法律院系必修的独立课程。与此同时，不少高等院校开始招收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婚姻家庭法学是其中一个研究方向。杨

14、大文说，到 80 年代初，某些院校为该方向研究生开设婚姻家庭法专题研究、中国古代婚制研究、比较家庭法等必修课程；为法律专业本科生开设比较家庭法和家庭社会学等选修课程。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他曾长期主持大规模的法学函授教育，现仍兼任北京人文大学法学院院长。这期间，他组织、编写了门类齐全，成龙配套的函授教材，该校法律专业先后拥有 20 余万学员，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法学函授教育机构。 20 世纪 90 年代，杨大文开始招收法学博士研究生，是全国率先指导婚姻家庭法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在他的指导下，迄今已有数十人获得法学硕士学位，30 多人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杨大文治学严谨，待人宽和，

15、善于发现人才并因材施教，与弟子们的关系亦师亦友。经他培育的硕士和博士，有些已获得高级职称成为全国重点院校的教学骨干，有些成为法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有些在国家机关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有的成为法律实务界的翘楚，诚可谓“汗水润泽桃李蕊，心血育出栋梁材” 。 执教以来，杨大文始终如一地致力于婚姻家庭法学科建设，曾先后主编了 10 余本教材，其中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与中国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的师长一起编写的婚姻家庭制度课程教材肇开新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科8之蒿矢。 “文革”甫定，法学复兴，杨大文即与人民大学教研室同仁一起编写出版了婚姻法概论一书，向刚刚复苏的婚姻家庭法学教育献上了第一部教材；嗣后，又于

16、1982 年主编了全国第一部统编婚姻家庭法学教材婚姻法教程 ，该书作为奠定我国婚姻家庭法学教材框架和理论体系的扛鼎之作曾获司法部优秀法学教材奖。 在学生眼里，杨大文总是很谦和，很平易近人，跟他讨论问题，完全是一种放松的心态，没有一点压力。他那种淡泊名利、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风格，对教过的学生影响深远。一批批的学生从他这里学到的，除了博大精深的专业知识、严谨独立的治学态度，更有正直、谦逊、诚实、忠厚的做人品格。 除教学与科研外，杨大文数十年间还多次参与了相关的立法工作。除了参与婚姻法的修改，杨大文还曾作为人口和计划生育立法规划组成员和专家试拟稿起草组召集人，主持拟定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专家建

17、议稿；也曾担任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组成员以及该法修订时专家组成员。除全国性立法外，杨大文还积极参与很多地方法规的起草。在立法过程中，杨大文与学界人士勇于任事，群策群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婚姻家庭、妇女保障以及人口立法的发展。三十多年来，他在法制宣传、法律援助、妇女权益保障等方面也付出了较大的努力。他曾与郭建梅、马忆南同心戮力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和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并一直参加该中心的工作。他还与有关专家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中国婚姻家庭建设协会；曾主持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曾主持9或参与主持多次国内、国际的本学科学术

18、会议，如第一、二次全国婚姻家庭学术讨论会，中英妇女与法律研讨会，中英维护妇女权益制止家庭暴力研讨会等。 “婚姻家庭”内外的法与情 我国现行婚姻法在 2001 年修改之前，仅有关于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规定，而无关于“无效婚姻”的规定，这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中的一大空白。杨大文认为，建立无效婚姻制度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于维护我国法律的严肃性，从另一种角度保护合法婚姻，预防和治理违法婚姻。事实上，中国存在为数不少的违法婚姻，如结婚不登记、早婚、包办买卖婚姻、重婚、近亲结婚等。违法婚姻的存在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如由早婚导致的超计划生育，拐卖妇女等等。而且，未办理结婚登记的男女解除同居关系时，女方

19、和子女的权益往往受到较大损害。早在制定 1980 年婚姻法时，杨大文就提出增加无效婚姻制度。后来，他重新提出，被全国人大法工委采纳。他说，建立无效婚姻制度对维护妇女的权益有一定益处。 “对于一桩胁迫婚姻，宣布婚姻无效意味着这位妇女还是未婚，而以离婚处理，无疑会给她未来的婚姻生活蒙上阴影。” 在参与起草现行婚姻法的过程中，杨大文填补 1950 年婚姻法的空白，增设有关离婚理由的实体性规定，并提出构筑离婚法规体系一定要以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为指导思想。 晚年，杨大文还在教学、科研、立法第一线，他笑言自己“没有退干净” 。他的夫人是湖南湘潭人，生于北京，1955 年两人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实习

20、期间认识，后来成为“事业伉俪” 。研究婚姻家庭法的他，在10记者的追问下，笑称他们夫妇之间“与普通家庭一样，也有打嘴官司、闹别扭的时候” 。他说，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在杨大文看来，追求和谐，绝不可回避矛盾。 “建设和谐家庭，首先要靠夫妻、父母、子女等家庭成员之间的爱心和责任感，这种爱心和责任感既是对家庭的也是对社会的。道德的引导和约束，法律的调整和保障，也是建设和谐家庭的必要条件。 ”美满的婚姻、家庭是需要经营的，杨大文的经营之道就是：互让互谅，互敬互爱。正因为如此，他们夫妇自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婚姻家庭生活一直和谐、美好。 下围棋、看小说，是杨大文的主要业余生活。围棋，在他的业余生

21、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让他在纷杂的思维里、繁忙的工作后、悠闲的娱乐中静下心来。能安安静静、痛痛快快地杀上一盘，于他甚是惬意。在他看来，输赢并不重要，图的是一种放松的心情，以及与棋友的友情围棋带给自己的更多是棋艺之外的东西。 “戎装离身改从文，习法任教焕青春。婚姻法学多创见，探理释疑造诣深。绿茶红酒美馐寻，作息破规异常人。围弈鏖战忘子夜，佳篇撰就应凌晨。半个世纪勤耕耘，立法中心誉认真。培桃育李人才众，祝君长寿保健身。 ”这是著名民商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中孚赠送给杨大文的一首七言诗。正如诗中所言，晚餐后，杨大文经常约清史泰斗戴逸起落黑白枰子，搏杀至深夜，战后疾书华章见朝阳后始眠。在采访中，杨大文承认自己的作息与常人不同，他是“晚睡睡起” 。 责任编辑 王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