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轰动到式微的深度“天问”.doc

1、1从轰动到式微的深度“天问”2007 年的“天问” 对于新闻媒体的“深度报道” ，南方某刊物作为 2007 年的业务课题，在版面上做了一次追根寻源式的公开探 讨。讨论主持者使用了“天问”这个璀璨的字眼：读者为什么会有那么大兴趣，每天花上一两个小时，来阅读这些与他们自己并无实际或直接瓜葛的长达 6000 字的故事？主持人再以各地媒体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队伍构成为例予以肯定：华商报在去年底刚刚成立了深度报道部，记者 12 名，以调查性报道为主；成都商报、华商晨报、潇湘晨报等都表示正在推出，或想要推出全国性调查性报道的版面；新闻晨报与大河报的机动部，更强调速度；新京报的记者队伍是全国调查性报道中的一支

2、重要力量。 主持人的结论是：国内，做深度报道正在成为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这是个“全新的空间” ，从而提升中国报业的整体新闻报道专业水准。至于为什么“如此这般”的理由是， “深度报道”是不是报纸抗击网络媒体的利器？为何“深度报道”在“南边”行，而在国内其他报纸不行？ 纸质媒体刊登长篇文字的前提，是报纸增页、增厚，周刊和半月刊的蜂拥上阵，提供了大量版面。但长文的充斥，不等于深度的开掘。由此，对媒体“深度报道”的沿革和现实，做一次实践过程和性质归纳的反思，以及对当今和今后的设想，就有了需要。 2长文充斥不等于深度开掘 眼下的纸质媒体，尤其是周刊和半月刊，由多篇或单篇长文构成的“报道” ，多以“深度”冠

3、名。然而，文长不是意深的同义词。有资深同仁表示，深度报道业已“式微” ，有同行更表述为“衰微” 。这些报道，篇幅长、题材大，牵涉方面多，文章结构较一般的报道复杂，只是，这至多称作长消息。通篇结构呆板，不讲究文本的叙述技巧和语言体式，泡沫化的篇幅冗长，碎片化的个案堆砌，也许可戏称为“密度报道” ，而且是肤浅的密度。重提“深度” ，包含有对当前国内深度报道“缺乏”的注意，是责任感的表示。然面对“长达 6000 字的故事”即为“深度报道”这样一个表述（这是简化说法，叙述者实际要表述的内涵也不是那么简略的） ，是把话说简单了。 前年，日本的“非虚构文学作家代表团”来上海，笔者参加接待。非虚构文学、报告

4、文学、长篇通讯、特稿、特写、专访等等体裁，各有不同的特征，但在客观、真实、剖析和思考，富有批判意识和启示功能等方面的特点，是这些文体共有的重叠要素。法国作家萨特早就说：非虚构文学“不久将成为文学最重要的形式” 。茅盾在 1937 年讲过：“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政治的文体，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 ”媒体的深度报道，本意就是“批判性话语文化”的文本载体。由此可知，纪实文体的深度报道，从来就是境内外媒体记者和作家们关注已久、操练已久的手中武器。 3新闻学大词典对深度报道作这样的定义：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

5、等方面报道新闻的方式。一篇优秀的深度报道通常包括如下十二项具体指标的部分或全部：事件、背景、有关资料、说明、原因、意义、过程、分析、前景、时效、时态和建设性意见。 深度报道一是要具有深刻性。就是要从新闻的表层向深层拓展，从事件向认知拓展，从事件的本身向事件之间的联系、事件与人的联系拓展。二是要有过程性。对新闻事件过程中的曲折性、复杂性要有所反映，上承以往报道的事实或观点，下继新闻事实的最新发展趋势。三是要具有解释性和分析性。四是整合性。 这里的第四条，说的是现在周刊类新闻刊物，多篇报道组合成的“封面报道” 。而后三条，是深度报道基本要点，尤其是第三点，解释性和分析性，也就是思考性和思想性的“落

6、脚点” 。这里所说的观察者的精神主观性，讲述者的文化解读，在传统新闻通讯作品中是被“禁止”的，在“很久以前” ，对新闻通讯的要求是， “把事实写清楚，记者不要发议论” 。 在美国哥伦比亚新闻研究生院的教程中，谈到新闻报道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报道是直截了当的事实性报道；第二层报道是发掘表象背后实质的调查性报道；第三层报道则是在事实性和调查性的基础上所作的解释性和分析性报道，也就是新闻的深度报道。可见，操持着不同语言的同行们，基本观点是相当一致的。 独立文体的深度报道，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遵循人的本质4就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规则，触摸和描绘地域环境、人员血脉、经济方式、文化沿革和政治制度等相关事实

7、，从而来分析和判断该新闻事件的真伪、深浅、重轻和未来走向。笔者认为，作为一篇成功深度报道作品的思维路径，大抵顺序应该为：角度、进度、密度、广度和深度。 亲历者曾经的轰动效应 在纸质媒体只有对开四页版面的年代， “长达 6000 字的故事”的报道可能性，也就是整整一版只刊登一篇文章，除却国家级别的极其重大事件，其他报道得到如此“待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短消息居多，配以若干精干的特写，是传统报纸的常规组合。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跟随着以文革结束为重大时代背景的更替，以报告文学领衔，以特稿、专稿、大通讯、大特写为相应文体的新闻报道，开创了新时期深度报道的先河，获得了轰动效应。那时媒体并不丰沛的版

8、面供应，历史性“无私”地献给了真正的“深度” 。 在“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时候，曾见到有这样的表述：中国新闻传播理念正从正面报道向舆论意识的觉醒、从传者本位到受众本位，从宣传意识到报道意识转变，新闻的深度报道越来越多地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报界纷纷“创新刊” 、 “加厚报纸” 。一些以“大特写” 、 “大扫描” 、“大透视”等深度报道为标题的报纸，一夜间如雨后春笋，在中国传媒的土壤里扎稳了脚跟。 学者的话说得拗口。所谓“从传者本位到受众本位” ，讲的是照本宣5科、上传下达的传统新闻规则，在社会变革时期正在演变为反映读者的感受和要求，以社会读者大众的现实眼光为主题，来观察、描绘和评判转型期各方面林

9、林总总的事件和人物。简单地说，以往唯上，现在唯下、唯实，也就是唯社会实际现状、唯改革实践过程。这些纪实文体有着不尽相同的文字要求，但它们具有思想解放、追索人事真相的职业良知，是相互重叠和复合的。 从 1976 年 10 月开始，特别是在 1978 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报告文学的创作和发表出现高峰，一直持续到 1989 年。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到“世界大串联” ；从讴歌步鑫生改革，到反思计划生育“天下第一难” ；从“进口”外国专家参与中国企业管理，到实话实说“西部在移民” ，报告文学的采访、探索、思考几乎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情感方式、婚姻生存，以及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职员、个体户

10、等等一切领域和每个人群。 当我们高呼着“彻底否定文革” ，反思以往一切“左”的错误倾向，反思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社会现实；当我们呼唤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视曾经的人祸、挖掘以往的人性扭曲，成为所有富于良知的记者和作家的首要任务。就当时的上海而言， 文汇月刊诸多的报告文学名篇，引领着国内深度报道的写作动态；上海青年报社首创的“大特写”专版，率先以最活跃的新闻姿态，踏入相对报告文学显得“短平快”的报道领地。猛然爆发代替了长久的压抑，潸然泪下改换了虚假的表白。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集中反映，一个政治路线错误年代的倏然消逝，必定激荡起深度报道的漫天回响。 61988 年末，由中国作

11、家协会领衔国内 100 家刊物举办的中国潮报告文学颁奖大会，是一次中国式深度报道的盛会。国家发改委领导亲临会议，表示：现代中国，正在开着两个会议，一个是全国报告文学颁奖大会，所有作品揭示出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深度触摸过的中国；还有一个是“理论务虚会议” 。 当年“走下神坛”这四个字，形象和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媒体深度报道和人文写作的状况。 走下神坛，就是告别神秘，就是走向公开，就是步入透明，从而天然地踏入改革的入口处。是政治生态的幡然改变，造就了当时深度报道直面中国、直面人生的轰动效应。 经济规则隐秘的“阻挡” 似乎是一条直线切割的堑壕，让上世纪 90 年代后的深度纪实报道顿显冷落。似乎突然间，以反映

12、社会现实为根本特征的报告文学、纪实报道、新闻特写，中止了继续的步履。 90 年代后，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开放，面临的任务更加重大，面对的形势愈加繁复，中央坚持改革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不移。从中央到地方，深入和加大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力度，是一次更加艰巨、困难和复杂的现实进程。众所周知，政治活动和经济经营的表现形态，基本特征是不相同的。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外资引进，内资组合，资本的运行，包括投资额度、各方比例、成本计算、利润分成、劳动报7酬，等等，从来的规则都是在内部“斤斤计较”地进行着。许有先期的意向预告，许有后期的结果披露，过程和细节，则近似永远地被锁进了密档。经济活动的本质，中国式经济

13、改革的艰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彼此的格斗和融合，先做后说，做了不说，做了还有争论，争论更不能说，等等现象，都决定记者被“无可奉告”地挡在了“内幕”和素材的外边。与刚刚过去的中国深度纪实报道前所未有的轰动高潮对比，记录者们先是陌生，继而失落。 在 90 年代召开过的若干次新闻或文学的讨论会上，屡屡呼吁深度报道“再次掀起高潮” 。只是，中国记者面对正在进行的以夯实市场经济基础为基本任务的社会变革， “书写历史草稿”的作者，在报道背景、人物、事件都发生了极大差异的“前边” ，大多停下了脚步。这样的事实，对于记者心态而言，不太舒服。只是，社会转型，对任何一个人的心态，都是曲折艰难的，对于讲究先知先觉的

14、记者们，先来尝尝其中的滋味，就是必定的了。 这时期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媒体上较多地出现了以报道某一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崛起”状况的“报告文学” 。 这一现象被斥为是花钱买来的软广告，是记者和作家们的“卖文”行为。不能排除有这样的事情，但也不得不看到，在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个人资本时而受到重视，时而遭受鞭笞的年月，主流媒体的种种限制，不可能对这些以新经济形态露脸的企业予以报道，这些正在奋斗、非常需要得到舆论注视和帮助的社会新阶层，用钱买版面，给写作者以“润笔” ，有着迫不得已的实际需要和苦恼。今天回头看，新8经济形态已成为重要的支柱力量之一，便可证明，当年很多“报告

15、文学”的立脚点，基本正确。 坚持转型时期的职业操守 以上世纪 90 年代为分期，前后纪实文学轰动或不轰动的现状，都已经告诉了中国的记者群体和媒体一个规律：无论是呈集体蜂拥而起的深度报道浪潮，还是耀眼的深度报道的单篇成就，基本上都是“滞后”的成品。关于否定文革、否定以往的政治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戕害，是在运动过去了几十年之后进行的。那么，对中国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现状的一切“内情”揭示，也得等候相应的时刻。比如，对于中国轿车工业的揭密报道，是在中国城市街道已经被移动的钢铁方盒子堵塞了的时候，才刚刚得到披露。 “轿车可以奔跑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街道上，同样也可以奔跑在社会主义的马路上” ，这样的讲述，从

16、当年奉命组织中国三大汽车集团的若干位组织者口中讲出来，其间，25 年过去了。 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深度报道的记录者就是亲历者，或者是拥有切肤之痛的“同时代人” ；关于政治平反的许多文字，就是佐证。而眼下操持着不同体制、不同规模企业的老总们，现在还生活在“别处” 。简言之，亲历者不记录，记录者不亲历，就此，深度开始“朦胧” 。 故而，针对 2007 年“天问”的网络化问题，反问是容易的：在网络尚未发明和广泛运用的年代，新闻的深度报道是否已经是舆论界的“利器”？范长江写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大西北 ，赵超构的延安十日 ；960 年代中期，作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的郭小川写了中国乒乓球队 ，由毛泽东主席对

17、国手徐寅生充满辩证法讲话的批示入手，从而对整支金牌队伍（在今天完全可以作这样的比喻）做了一个整版的详尽报道。 至于“国内其他报纸不行”概而论之的问题，则反映了由于各地环境、经济和文化现状的发展不平衡，对新闻报道产生不同“尺度”的“丈量”疑惑。这确是客观存在。但每年两会， 新华每日电讯深入揭示社会性矛盾的集中报道，中国青年报“冰点”版面的众多“发问” ，都具有振聋发聩的效应。笔者在上海文新报业集团新民周刊2007 年 7月刊发的马思聪归来 ，后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的新华月报全文转载。当地其他媒体对当年一个国家级别的“叛国投敌者”获得政治平反，骨灰回归南方故土的消息，则全体失声，共同缺席。 必须

18、看到，上世纪 80 年代以报告文学领衔的深度报道，在中国阅读范畴内的轰动效应，是以中国半个多世纪来，多次翻云覆雨的政治运动，用多少人生的泪水和鲜血、呼喊和寂灭，以及国家经济运行的“折腾”和濒临崩溃的代价，即所有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奠基石的。我们不希望那样年代的重归。中国在走向重大转型的途中，呼唤文字形态的简单复制，已不可能。政治制造过“轰动” ，经济保持着“隐秘” ，新陈代谢是规律，过去就已经过去，今天贵在创造。在新的时代面前，在新的任务面前，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和作家，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职业操守，坚持职业尺度，在具备中国视野的同时，更要具备世界眼光，在思想和学术多元化发展的年代，继续地保持忧患意识、独立思考与批判的立场，敏锐把握市场化时代的精神脉胳，从中国经济生活和社会形态现代性变10型的角度，深入观察社会与人生，坚守对民生和民权的关注，认真观察，丰富积累，人在现场，有所发现，下笔如椽，有所表达，在需要和能够登场的时候，就立即“士兵突击” 。（作者单位：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