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曲阜碑刻看历史上的尊孔活动.doc

1、1从曲阜碑刻看历史上的尊孔活动孔子故里曲阜，历史悠久，碑刻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有不少碑刻与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紧密相联。这些碑刻记载了统治者利用孔子儒家思想巩固统治而进行的尊孔活动。 一、封谥孔子 历代统治者对孔子都竞相进行封谥，以示尊崇。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 ，为历代对孔子封谥之始。此后，北魏孝文帝改谥孔子为“文圣尼父” ，北周宣帝封孔子为“邹国公” ，隋文帝改封孔子为“宣父” ，唐高宗追谥孔子为“太师” ，唐中宗和武则天都尊孔子为“隆道公” ，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 ，宋真宗尊孔子为“至圣文宣王” ，元武宗封谥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明世宗封孔子为“至圣先

2、师” ，清圣祖康熙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 ，并以“万世师表”题孔庙大成殿额。 孔庙中有不少封谥孔子的“御碑” ，如唐高宗立大唐赠太师鲁先圣孔宣尼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南面西起第 3 亭内)，宋真宗立敕修文宣王庙碑(位于曲阜汉魏碑刻博物馆西屋南起第 12 石)，金章宗立大金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南面东起第 3 亭内)，元武宗立加封制诏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东起第 4 亭内)，以及康熙、雍2正、乾隆等皇帝的加封碑，明确标识出了历代封建帝王将孔子尊为“文宣王” 、 “至圣文宣王” 、 “大成至圣文宣王”及“万世师表”的历程。 二、祭拜孔子 随着孔子思想与封建王朝统治彼此依赖、相

3、辅而行的不断深入发展，封建帝王在尊崇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古帝王之口祀孔子者，自汉高祖始然。 ”(延?v 七年祭曲阜孔庙碑 ，位于孔庙十三碑亭院西南部东起第 2 石)此后的帝王，躬身或者派遣重臣到曲阜祭拜孔子，祭孔已经成为帝王政治活动中一大制度化的惯例。而不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东汉建武五年(29 年)，光武帝即“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后汉书?光武帝纪)。明帝永平十五年(72 年)， “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后汉书?明帝纪)。章帝元和二年(85 年)， “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后汉书?儒林列传)。章帝祭孔之际，与孑 L 僖更

4、有一番颇耐人寻味的对话。帝日：“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日：“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 ”帝大笑日：“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值得注意的是，对话中的“先师” 、 “圣者”特指孔子，而所谓的“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实是将“尊孔”作为“明王圣主”内化的一种角色期望。最初东汉皇帝每年秋季祭孔，汉灵帝时增为春秋两祭，而且仪式越来越隆重，祭孔后3来便成了历代的国家大典。位于孔林孔子墓西侧北面驻跸亭内的宋真宗驻跸亭碑 ，镌刻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到曲阜孔庙朝圣，朝圣毕，又去孔林祭拜，

5、在孔子墓之西侧憩息良久方回，这就显示出了宋真宗对孔圣人有着“特殊的感情” 。乾隆皇帝一生曾经八次到曲阜拜谒孔子，其中一次是在乾隆十三年(1748 年)， 躬诣阙里孔子庙庭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北面东起第 1 亭内)就记载了当时的祭拜活动：“历齐鲁，登夫子庙堂，躬亲盥献，瞻仰啐仪。展敬林墓，徘徊杏坛，循抚古桧，穆然想见盛德之形容，忾乎若接夫闻圣人之风。 ” 至于皇帝派遣大臣去祭拜孔子的例子，在曲阜碑刻中比比皆是。朱元璋建明伊始，即派人祭拜孔子， 弘治十七年御制重建孔子庙碑(位于孔庙奎文阁前西御碑楼前)称：“我圣祖高皇帝，以至神大圣，迅扫胡元武功方戢，即遣人诣阙里祀孔子。 ”明世宗嘉靖皇帝登基后，派

6、吏部尚书石瑶到曲阜致祭孔子， 吏部尚书石瑶致祭碑(位于孔庙奎文阁前东碑亭内北首东石)称：“维嘉靖元年岁次壬午三月戊申朔，越二十日丁卯，皇帝遣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石瑶致祭于大成至圣文宣王。 ” 不仅皇帝重视祭孔活动，即使普通的官吏、士人，也都以到曲阜祭拜孔子为荣幸， “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往往不惮其劳，必伏谒庙下，徘徊历览”(至元元年王元庆等谒庙题名碣 ，位于孔庙西斋宿北墙东起第 9 石)，以此表达慕圣之情。元代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在至元十二年(1275 年)也曾到曲阜拜谒孔子，位于孔庙西斋宿南墙东起第 13 石的4郭守敬谒孔碣记载：“至元十二年口口朔中月口夫都水监郭守敬口口口官

7、边源口口事同进义校尉兖州口口李元口口阙里恭谒林口口退” 。这样的事例在曲阜碑刻中俯拾皆是，在此不再赘述。 三、封谥孔子嫡裔并赏赐特权 历代统治者不仅对孔子加以封谥，而且对其后代子孙恩宠有加，也给予封谥，这在碑刻中有详实的记载。立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的衍圣公给俸牒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院东北部北墙下层西起第 6 石)记述了孔子后裔封谥的历程：汉宣帝始封孔子十三代孙霸为关内侯，号褒成君，实食八百户；光武帝改封十七代孙奋为褒成君，食邑两千户；晋武帝改封二十二代孙震为奉圣侯，食邑两千户；唐封崇圣侯、褒圣侯；宋仁宗至和二年改封四十六代孙宗愿为衍圣公，并有食邑；元世祖忽必烈“授五十三代孙密州

8、知州孔治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爵一品，散官四品” ；历明至清，一例袭封。 除了封谥外，封建帝王屡屡颁给孔子嫡裔特权，赏赐祀田、钱物，免差徭，封孔子嫡系长支加官进爵。这样做的结果，便在曲阜培植出了一个历代不倒的贵族地主。曲阜孔氏优免国家差徭由来已久， 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位于曲阜汉魏碑刻博物馆北屋西起第 13 石)记载了汉桓帝下诏准免孔子夫人亓官氏后裔差徭之事：“颜氏圣舅，家居鲁亲里，亓官圣妃，在安乐里。圣族之亲，礼所宜异。复颜氏亓官氏邑中繇发，以尊孔心念圣” 。在金、元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对孔氏的恩宠有加无减。立于5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 年)的褒崇祖庙记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东南部南排东起第

9、4 石)记载：五十一代衍圣公孔元措，以太常卿寓居于汴，后迁于博，再迁于郓， “其衣食所需，舍馆之安，皆行台严相资给之” 。不仅如此，他的亲族三百多人， “皆坐享温饱，咸其所赐也” 。至于“岁时之祭祀，宾客之往来，闾里之庆吊，穷乏之赡济” ，也莫不依据朝廷而取足。不但免去孔氏家族赋税，连看护林庙户的赋徭也可免去。立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 年)的孔颜孟三氏免粮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东南部中排西起第 6 石)记载：“蠲免本部口详孔颜孟氏子孙，合该地税三十三硕肆斗贰升。 ”到了明清时期，孔氏御赐特权更多，位于孔府二门里东首的朱元璋与孔克坚、孔希学对话碑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朱元璋称帝后，孔克坚马上专

10、程去南京朝见朱元璋，对其备极恭顺。朱元璋赐给孔府土地 2000 顷，并钦拨林庙洒扫户、女户、乐户等 115 户。入清以后，清廷更加优待孔氏。立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 年)的重立免差徭碑(位于孔庙毓萃门内北首)明确地标示出孔府贵族地主所享有的种种特权，规定：“凡先圣先贤四氏后裔，以及庙佃两户，嗣后遵照旧例，遇有差徭，一体蠲免。 ” 建筑在经济剥削之上的是政治统治的特权以及文化特权。立于雍正元年(1723 年)的曲阜考院碑(位于曲阜师范学校西院)对科举考试有所规定，附近的邹、滕、峄等 11 个县每县各占一个名额，而曲阜一县却占 3 个名额。县内除设立一般学校外，还专为孔、颜、曾、盂四氏子弟设置“四氏学” 。 总之，自汉武帝表彰六艺、独尊儒术而奠定了“尊儒贵学”的政治6文化传统之后，随着现实政治的日趋儒教化，帝王们不仅倾心服膺孔圣经义，而且逐步走上了孔子崇拜(尊儒、崇圣、祭孔)的制度化与常规化道路，于是封谥(孔子及其子孙后嗣)、修庙乃至作为国家大典的祭孔活动愈演愈烈。历朝历代的帝王们不断上演着一幕幕孔子偶像崇拜的历史剧，也使孔子的神位和儒家的教义不断从帝王家逐渐扩展到民间而广泛地走进了寻常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