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牟其中案”的审理谈人民法院的审判旁听制度1999 年 11 月 1 日，原南德公司总裁、 “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家”牟其中涉嫌金融诈骗一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曾引起中国新闻界的极大关注，中央和地方的数百名记者云集江城，报道此案。然而，除了案件本身引起的新闻轰动之外，更吸引公众视线的，是案件审理过程中一个与案情无关的细节：数位记者的笔记本、照相机、录像机、录音机被执勤法警当场没收。原因是记者没有法庭“旁听证” ，私自进入法庭；而且未听法庭警告， “未经允许”私自进行录音、录像和采访活动。 法庭的“严格执法”行为引发了三个方面的后果：一、对公开审理这起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许多
2、公众因为新闻报道的欠缺而无从了解；二、肩负采访任务的数位记者未能完成采访任务；三、向公众和媒体明白无误地传递了一个信息：没有法庭的许可，记者不得对正在开庭的司法审判进行任何形式的记录、采访和报道，哪怕是公开审理的案件。然而，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吗？法院有权利这样做吗？ 就我国现行制度来看，对庭审现场中记者采访的限制性规定，不仅制约了记者采访权的实现，而且与我国基本法的精神相悖。原因如下： 一、 “公开审判”中的“公开” ，是对全社会的而不仅仅是对法庭和当事人的公开；记者的采访报道不过是对“公开”范围的放大。 2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
3、”确立“审判公开”的原则，其立法目的显然是为了便于社会监督，保证司法公正。 “审判公开”和“司法独立”是相辅相成的。那么， “审判公开”是对谁的公开呢？公开的范围是多大？从立法本意而言，毫无疑问， “公开”不仅仅是对当事人的公开，也不只是对有关人的“公开” ，而应是对全社会的“公开” 。因此，如果人民法院由于庭审场所的条件限制，为了维护法庭秩序，而通过发放“旁听证”等形式将“公开审判”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理解的；反之，如果采取某种措施，故意阻止审判向更大范围更大程度“公开” ，则有违宪法精神。 新闻记者对公开审理的司法案件的采访报道，只不过是对“公开”范围的扩大。即使没有所谓“舆论监督”的
4、职责，记者对庭审的采访权也应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障。至于司法人员担心记者对庭审情况不能客观、准确地反映，从而影响舆论的问题，我以为 1.记者的报道出现偏向，法官受不受“舆论”的影响，完全取决于自身的司法水平和素质，而不是其他；2.记者的报道如果侵犯了法官和法院的权益（名誉） ，法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究记者责任；3.记者对自己的报道负有保证客观真实的责任，当事人因此受到侵权，也享有依据法律讨还公道的权利。当排除这些担忧之后，人们不难得出结论：为了公众的整体利益，为了使庭审最大程度地公开，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记者对庭审案件的采访，不应当受到人为的限制。法庭审判中的“旁听证”制度，不应当适用于新闻记
5、者。 3二、人民法院颁布的法庭规则是部门规章，其效力不及于“审判公开”的宪法原则。 如果以为拿到了法庭“旁听证”就可以自由地进入法庭采访了，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事实上，参加过庭审报道的政法记者都曾听到过书记员宣读的法庭规则：“未经本庭允许，不得录音、录像和从事任何采访活动。 ”在一些著名的案件审判中，有的记者冲破重重阻挠进入法庭，但面对严肃的法庭规则 ，最终还是噤若寒蝉，采访任务归于流产。前面提到的牟其中案的审判，正是因为记者对这条法庭纪律未予遵守而遭“没收采访本”的厄运。那么未经法庭允许，记者真的就不能进行采访和必要的记录吗？一纸法庭规则就可以剥夺记者的采访权吗？让我们首先对法庭规则的法律性质
6、进行一下探讨： 法庭规则是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制定的，目的是“为保证庭审活动正常进行，维持法庭秩序” 。显然，就其性质而言， 法庭规则仅仅是一个部门的行政性规章，属于“行政法规” ，尽管它是最高法院制定的。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公开”原则，则是依据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确定的，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十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称，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 。根据“根本法”效力优于“基本法” ， “基本法”优于部门法的原则，当某个部门制定的，调整部门内关系的“规则
7、” 、 “办法” ，与国家根本法确定的原则相对立时，4理应服从根本法的规定。也就是说， “公开审判”自由旁听（采访）的原则，不应受到任何行政性规章的限制，否则就是对宪法原则的破坏。明确了这一点，人们不难明白，以法庭规则的形式，要求记者的法庭采访须经允许，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人民法院为了正常履行工作职责，制定某些规章守则是必要的，但新闻记者的采访权同样应得到尊重和保障。法院并不享有法外特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院在调整社会关系中担任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法庭审判作为社会各种利益、矛盾冲突的焦点，也越来越成为公众的新闻视角之所在。这不仅是公众学习法律的需要，更是现代社会公众对社会生活事件“知情权”的要求。在现代社会，司法机关和新闻机构各有其强大的社会功能，双方关系的和谐能促进各自工作的良性互动，反之则会两败俱伤。1998 年 4 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一次会议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将公开审判制度落到实处， “各类案件除法律有规定的外，一律公开审理，允许公众自由旁听，逐步实现电视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允许新闻记者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 。中国的首席大法官对新闻界的采访表示了欢迎态度，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这毕竟只是以个人身份表示的意愿。我们认为，采访权不是司法机关对新闻界的恩赐，而是应当受法律保护的职业权利。这才符合“以法治国”的法治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