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天下观到近代国家观.doc

1、1从传统天下观到近代国家观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中世纪的欧洲分崩离析，并无统一的中心权威，也没有牢固的国家观念。直到近代民族国家在欧洲兴起，国家认同才得以确立。 欧洲观念中的“国家”实际上仅指国而无家的含义，汉语以国家称国，是中国传统自发衍生的产物。从尚书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说法来看，国家兴起之际，国与家是有等差之分的。由于礼记强调家国同构的统治秩序， 尚书对家的看法已超越了家庭和家政管理的范畴，上升为诸侯国的政治统治形式，这就为国、家并提奠定了基础。是故有“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 “国家无礼

2、则不宁”(荀子)、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中庸)诸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国家的说法，但并无真正意义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而只有天下观念。 天下观把权威的源泉和中心称为中国，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也” 。即是指域内，是九州的中心，为华夏族的居住区，其四周被视作虚幻的方外，为四夷居住区，拱卫中国。所以中国之“中”的含义，其一可以解释为向内缩小的聚焦作用，可谓其小无比；其二可以解释为向外扩大的发散效应，亦可谓其大无比。中国古代疆域范围常按聚焦与扩散的规律变化，小到拥有中原地区，大到囊括大半个亚洲。 2这种天下观是与历史上华夏文化长期独领风骚相一致的，也与大一统中

3、央王朝重复出现并构成历史主流相一致。大一统王朝疆域辽阔，物产丰盈，自给自足，形成了中国人传统而自豪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天朝上国的优越文化心理的长期延续导致封建社会后期中国进入一种自我封闭状态，对当时世界的巨大变动茫然无知，认为自己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视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为蛮夷。 这种天下观反映到民族关系上就是夷夏观，又称为华夏中心主义，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他们认同的是一个外延可以推及天下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及其以此为合法性的世袭君王，他们特别重视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甚至将其看得重于民族实体。是否认同华夏文化，往往是中国人辨别同族与异类、区别文明与野蛮的最根本标志。 夷夏观渊源于传统文化，

4、可追溯到周代封建过程中建立的内外服制，畿内、外服是华夏族政治统治区域，而荒服、要服是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化外之民蛮夷戎狄。于是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夷夏之防的种族意识萌发。夷夏观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室衰微和各诸侯国的“尊王攘夷”过程中形成的，汉唐时期逐渐强化。宋明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入侵频繁，夷夏观愈益发达。到封建社会末期，逐渐从民族关系扩展到中外文化关系，从华夏与四夷的关系逐渐扩展到中国(中华民族)与中华四夷之外的民族文化关系。夷作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专称，扩展到中华民族以外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文化。这种夷夏观的扩展反映了中华民族内部关系的某种变化，即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认同，也反映了中外

5、文化冲突的开始，更反映了对西方文化的某种排斥心理。在清代，3以前被士大夫称为夷的满洲创建的清朝统治区域，被视为当然之中国。中华、华夏不再是汉族的专称，而是中华民族的代称。西方殖民主义的军事侵略与文化渗透，对于淡化中华民族内部的对立意识起了重要作用。而“夷夏之防”适用范围渐渐转移到中外关系上，视他邦为“未闻礼仪之风”的禽兽之国。 此外，中国长期处于“家天下”的时代，中国入深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熏染，君主专制统治观念根深蒂固，总是把朝廷与国家等同起来。 ，报效国家即报效朝廷，也习惯了把自己称作臣民或子民，而非国民，因而国人麻木在奴隶般的王朝统治里沉睡不醒，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

6、廷，每一朝之废兴，而一国之称号即与之共存亡，不晓得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以国家为君主一姓之私物，而国民则为君主之奴隶。而且，自古以来，明君和清官一直是中国老百姓顶礼膜拜的偶像，也是他们太平盛世愿望的寄托之所，因而忠君始终是国人最高的道德理想追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为不可逾越的伦理天条。可是，当近代史卷翻开的时候，国人已朦胧地意识到要想济世匡时就应该走出王朝政治的梦乡。 鸦片战争中英军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华帝国腐朽的大门，引起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亦使讲究礼仪道德的天朝失去了往日“协和万邦” 、 “宾服蛮荒”的威严，打破了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政治神话，传统的封建文化已无法阻挡西方文化的冲击，夷夏观

7、反映的民族虚骄意识与狭隘的世界方域观在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面前被击得粉碎。面对旷古未有之变局，士大夫中的先知先觉者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始了中国人4在认知上由天下转变为国家的艰苦历程。正如姚莹所说：“四海万国俱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 ”魏源对于那种囿于九州但不知“寰瀛之天下”的保守世界观作了批评，认为西方人与中国人本质上一致，不应该称夷狄，西方国家是比中国更强大的文明国家。这种新的世界观，打破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华夏中心观念，中国人第一次不得不面对列强林立、充满竞争的世界。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些洋务官僚也认识到，中国已到了落后挨打的地步，必须放弃华夏中心的天朝观念，走向世界。随着国际法传人中国

8、，迫于外交形势的压力，中国人开始接受并运用其核心内容国家主权平等原则。郑观应说：“公法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能相统属也” 。 “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得夺。良以性法中绝无可以夺人与甘为人夺之理也，固有均势之法，有互相保护之法。国无大小非法不立。 ”明确表述了国家主权平等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人开始关注一些外交问题，如关税自主问题。薛福成在谈到中国税则问题时明确提出要关税自主，他说：“万国公法有之曰，凡欲广其贸易，增其年税，或致他国难以自立自主，他国同此原权者，可扼之以自护也。又曰，若于他国之主权、内治有所妨害，则不行。 ”再如

9、治外法权，曾纪泽指出，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乃“系交涉之变例，为欧美两洲各国之所无” ，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随着中外交往频繁，晚清人士对国家主权范围的认识越来越广，萌发了近代领海、内河及铁路、电信等主权意识。从他们运用这一原则展开外交斗争来看，他们已初具近代民族意识。 5与天朝上国观念破灭和国家主权观念产生相同步，先进的知识分子还把西方的民主观念引入中国。魏源首先对西方民主政治表示向往，他详细介绍了英国的议会制，认为议会制的好处是能集思广益，对国王有监督权，有利于英国政治健康发展。他更推崇美国的民主共和制，认为总统选举既周到又公正。洋务运动时期，一些人受西方民主观念影响，对中国专制政体产

10、生怀疑。随着民族危机加剧和西方影响的深入，早期维新派把关注点置于政治上，认为国家的强大主要取决于国内政治，所以洋务派的做法是舍本逐末。马建忠认为，西方国家强大的真正原因是实行了人人有自主之权的立宪政体。薛福成也认为西方各国政治，当以议院为最好，中国改革弊政之关键是建立民主议会。郑观应认为：“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多隔阂，志必乖违，力以权分，权分而力弱，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仍至于不公不法，环起而陵蔑之。故欲藉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咸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

11、下，同德同心，此所以交际邻邦，有我薄人，无人薄我。人第见其士马之强壮，船炮之坚利，器用之新奇，用以雄视宇内，不知其折冲御侮，和众志以成城，致治固有本也。 ”早期维新派提倡民主议会制是对中国君主专制的大胆否定，为中国废除专制，建立民主，做了开路先锋的工作。 总之，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中，中国传统天下观被打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来自西方的国家主权平等观念和民主主义观念，这意味着近代国家观念的萌发。 6甲午战争后，丧权辱国的现实危难驱动着爱国志士形成近代国家观念。翻开当时的中文报刊，保国、保种、合群等文字赫然醒目。梁启超在时务报中断言：“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

12、权之国亡” ，凸现了民权和主权意识。同时，甲午战败激发了国人一种新型的价值观和自救意识，导致国民意识更新，即用近代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取代过去的夷夏观、臣民意识。近代国人认为，只有高举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的大旗，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国民，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才能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梁启超曾强调“自主独立之国民，为今世文明之国所最尊重者” ， “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而已” 。以上这些新思想初步表征国家观念从传统向近代转型。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希望建立

13、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其中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主张以上书、请愿、宣传等方式，在保留封建君主的前提下，召开国会，制定宪法，成立责任内阁，建立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国家。同时培养民智、民德、民力，使群众逐渐具备国民资格。这一派以梁启超、张骞等人为代表，他们在清末开展了长达六年的立宪运动，以期建立英国式的分权立宪的国家形态。但他们的失败，说明君主立宪制是行不通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更深，其革命性更强。他们主张革命排满，推翻清王朝，消灭君主制，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他们的排满思潮已不同于往昔的反满兴汉、讨7胡诛妖，而是与争民权、求革命

14、的思想结合起来，已属于近代民族主义范畴。鼓吹排满革命最力的章太炎，他宣称，今日为民族主义时代，种族之界必不可破。在?书?原人中要求“秩乎民兽，辨乎部族一切以种族为断” 。就在众多革命派高举排满革命旗帜时，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举起了满汉一家、合族救国的大旗。梁启超提出“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国外之诸族”的主张，希望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康有为也强调“只有所谓小国，无所谓满汉” ，并建议将这一共同体名为中华。中华民族这一包括中国国内各族在内的共同体概念形成了。革命派在批判改良派的同时，认同了“合族”反帝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由驱除鞑虏到反满，再到只：反对少数害汉人的满洲人，进而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希望把五族合为一个中华民族，组成一个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一个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同时孙中山强调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含义即反帝。此后到五四运动合族反帝标志近代民族主义成熟，加上此前清王朝的灭亡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建立，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样近代民族民主国家观念基本形成。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使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在国民中得以普及，同时加强了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推动了中国社会由皇朝体制向民主政治的嬗替，成为近代国家形态构建的思想先导。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200 信箱，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