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刚恒毅:推进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文在近代中国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刚恒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1922 年,他作为罗马教廷的宗座代表来到中国,标志着法国对中国教会保教权的终止,揭开了 20 世纪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的序幕。刚恒毅在华期间,提倡利玛窦“文化适应”的传教方式,促进了天主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和沟通。特别是作为一个扬名意大利的艺术家和雕塑家,主张用本土民族的哲学语言和艺术形式表达天主教的信仰,把中国的艺术引入到天主教会,无疑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颇具意义。 推举中国神职人员担任主教职务 刚恒毅原名 Celso Costantini ,1876 年
2、生于意大利,早年入修道院,肄业于罗马大学,并醉心于绘画和雕塑艺术。1899 年升任神父,1920 年担任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边界的阜姆城代理主教,1922 年,被新任教宗庇护十一世任命为宗座驻华代表。虽早在元代和清代,罗马教廷就曾派遣使节出使中国,但以宗座代表身份派驻中国的,刚恒毅则为第一人。 刚恒毅启程前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中国近代史的著作,详细了解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天津教案、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2的经过和由于这些战争所带来的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刚恒毅显然是同情中国人的,他记述自己坐火车从北京到山海关的情形说: “头等车厢几乎坐满了大吵大闹的外国兵。在车厢里的中国人都默默无语。但是我
3、看得出他们内心的感受,在自己的家中被视为外人,当然忿忿不平。 ” 刚恒毅抵华后特地在使馆区外建立了自己的公署,有人建议他将公署迁往使馆区内,刚恒毅是这样回答的: “使馆区是一个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堡垒型的东西。这个地区构成了一个可耻的纪念品,招惹了中国人民的仇恨,自然的,早晚会消除的。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配合外国政府的政策,而是传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自然我是要住在中国人的地区,中国人会赞赏我的这个观点。 ”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天主教会是由法国代管的,教会与罗马教廷没有任何直接联系。鉴于法国保教权经常把宗教问题扩大到外交问题,特别是“天津教案”之后,中国政府与罗马教廷都屡次有过直接
4、通使的愿望和行动,却总是被法国人中途梗塞。刚恒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派往中国的,其来华的使命就是恢复中国教会与教廷的联系,并尝试建立罗马教廷和中国国家的外交关系。临行前,刚恒毅对教皇庄严宣誓:“我的宗座代表职务,只有传教的宗教性质,因此不得有任何的政治联系和色彩。对各方我都应该尊重,尊重中国政府,尊重外国权利。但是我要保全我的自由,绝对不能为外国的任何政治利益服务。我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教皇。我不代表任何政权,只代表教皇。 ” 3作为罗马教廷的代表,刚恒毅来华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天主教的传播。但当时由于教会在保教权的庇护下拥有很大的特权,特别是外籍教士为了既得权益不愿意建立本地化的教会,以致当时教会
5、中没有一名中国主教,天主教成了名副其实的“洋教” 。因此,刚恒毅来到中国的第一件事就是自上而下改革教会。1924 年 5 月,刚恒毅在上海召集了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的第一次主教会议,大会的主题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正常的、中国化的天主教会。其决议第一次以教会的名义公开申明:“决不可让脑筋简单的人,视天主教为某一国家的教会,要使由神圣的创教者所昭示的大公无私的特征,显濯于大众之前。 ”并明白表示要尽早实现由本地神职人员担任主教。大会还重新把中国的传教区划分为 17 个大教区。 此后,由刚恒毅提议,推举中国神职人员担任主教职务。他首先从各个教区中划出四个新区,随着新区的成立,四位中国神父被任命为主教,两位
6、中国监牧升任为正式主教。1926 年 9 月,刚恒毅偕同新任的中国籍主教赴罗马参加由教皇庇护十一亲自主持的祝圣大典。抵达次日,即受到教皇的接见。10 月 28 日,祝圣大典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隆重举行,持续五个小时祝圣大典才结束,六位新祝圣的中国主教下祭台走向大殿外的广场,向聚集在那里的人群祝福。这在中国天主教史也是第一次,中国天主教会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承认和提高。 积极促进辅仁大学的创办 刚恒毅抵华时, “五四运动”刚刚过去,发生于 1922 年的非基督教4运动则始萌芽。在这两个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和格雷政治人物正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以激昂的情绪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主张以西化代替
7、儒家的伦理道德,继而以科学主义、现代民族主义和进化论的观念,批判基督教的思想,形成一股激荡的潮流。然而,刚恒毅并不为之所动,他强调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价值,而且这些积极的价值有助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刚恒毅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宗教信仰与表达宗教信仰的方式区别开来,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表现天主教信仰的基本精神。在传教方式上,刚恒毅表现出一种向利玛窦回归的趋向。刚恒毅认为天主教思想有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沟通的可能: “天主教面对中国人,不要只用西方经院派的那种理论的形式,也要用中国哲学的那些形式。我们并不想把中国思想欧化,只愿它基督化。中国传教士应该有一点适应精神,应该尊重中国文化和善
8、良风俗。 ” 天主教的本土化,刚恒毅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经文的本土化,主要是借鉴了佛教的经文。二是隐修院的本土化,刚恒毅很欣赏中国佛教的寺院,认为假若有一天在中国也盛行隐修院的话,不必把西方的方式搬过来,因为有了现存的一切,只要把启示的真理带来就够了。三是供品的本土化。在刚恒毅看来,只要宗教能够体现对于人类的关怀和博爱的最基本的精神,就不必拘泥于教义的完整性和教规的约束性,只要任何外在形式会使中国人感到陌生和反感,就有必要加以变通和调整。在这里,宗徒保禄的“为一切人而改变一切”的原则和中国传统“入境随俗”的古训是完全一致的。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开启了基督教与中国5社
9、会和文化互相沟通的先河。然自礼仪之争后,西方传教士中欲以新知沟通中西者渐少,中国奉教者中知识阶层也为之减少。到了 20 世纪,天主教在文化事业方面已远远落后于新教。为此,中国著名的天主教人士马相伯和英敛之联名上书教宗,吁请在中国开办公教大学。刚恒毅是完全赞同这种考虑的,他认为,天主教会的文化事业将有助于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天主教的再认识,刚恒毅最终促成了中国的一所天主教大学辅仁大学的创办。1929 年,刚恒毅在辅仁大学新校舍奠基典礼上说: “一个民族复兴的所有危机,都是思想方面的。外在社会组织的革新,首先应是内在的革新,是精神上的革新。这座大学愿意作为高深的文化工具,愿意对中国的复兴有所贡献。中国
10、目前正由根基而起革新,我们希望这个伟大的民族能够突破目前的混乱骚动的局面,能快速完成复兴大业。 ” 刚恒毅的这番话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中国民族的前途的关怀和祝愿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由此其以宗教为源头的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将中国艺术引入天主教会 刚恒毅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另一项杰出贡献,是他大力提倡天主教艺术的本土化,提倡将中国的艺术和建筑引入天主教会。 事实上,刚恒毅在意大利以艺术家著称,在他 30 岁的时候,就出版了专著艺术史 ,1913 年他还在米兰创办了圣教艺术杂志。刚恒毅6来华后,非常热爱中国艺术,决心把中国艺术介绍到天主教会中来。我们今天在天主教堂
11、看到中国式的圣像、中国式的祭台、中国式的建筑,也许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刚恒毅刚来到中国的当时,就如中国没有一位中国主教一样,教会里也没有中国的艺术和建筑。刚恒毅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也不欣赏在文化古都北平所建筑的主教大教堂,他称那是伪哥特式的作品。因此他发表一个声明,主张教会应该采取中国艺术,刚恒毅认为中国艺术很适合表现天主教的思想,他说: “在东方绘画中从未有色情类绘画,这是东方绘画之光,中国与日本的艺术不重人体的描绘,而西欧的绘画则继承了希腊艺术;东方艺术是一首眼睛可以看的诗词,因为它所表现的并非真实的东西,而是实物的诗境,他们所描绘的是画家的思想,所以是一种精神艺术。 ” 为
12、了在实际生活中推进中国绘画艺术在教会内的发展,刚恒毅还特地约请了中国画家陈缘督先生协助。陈的画具有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在渲染方面有独到的造诣,尤其能把物质的景物以精神的诗意表现出来,极受刚恒毅的欣赏。陈缘督应刚恒毅的要求,在丝绢上画了一副圣母敬拜耶稣圣婴图,这副画成了中国以及全东方天主教会升画的滥觞,几乎当时所有的天主教有插图的杂志都刊登了它。 为了把中国建筑艺术引进到天主教会里,刚恒毅则特地请了一位本笃会艺术家葛来斯尼特神父来到中国。葛神父来到中国后,先对总管建筑作了研究,等到能领会中国艺术精神后,刚恒毅便请他绘出了辅仁大学、香港总修院、开封总修院、安国主教大教堂等天主教建筑的蓝图,中国建筑艺术在教会内从此萌芽生根,而且很快蓬勃蔓延开来。 7中国的传统艺术在教会内的出现,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不论在巩固教会的基础上,抑或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上,都有重大的影响。刚恒毅本人也因此成为自利玛窦以来推进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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