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学”的反思.doc

1、1关于“汉学”的反思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认识的逐渐深入，兴起了许多热潮。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生活对现实的补充和调节功能，反映了人们对传统的态度逐渐回归理性。在弘扬民族精神、构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特色，同时和谐地融入世界文化大家庭中，成为大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在这些潮流中，国内的“国学热” ，国外的“汉学热”尤为令人瞩目。 “汉学”主要有三种含义： 一是与“宋学”相对，专指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的学术潮流，即“乾嘉汉学” ，也称“朴学” 。这是对清代经学家好儒信古，治经注重字句和名物训诂考据，反对宋儒空谈义理，推崇汉儒朴实学风的概括。清代汉学重考证，崇尚以汉儒章句训说经典，用汉儒注

2、书条例研究群书，发展为以考据为重点的学问，包括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考古学、金石学、甲骨学、简牍学等。 二是国际汉学，指国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一般采纳德国汉学家奥托?弗兰克的定义，认为“汉学就是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研究” 。欧洲早期汉学起源于传教士，在明末清初逐渐兴盛，开始进入学院成为一门学问，这与乾嘉汉学的形成时代相仿。他们研究的重点是历史与人文，特别是对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哲学、宗教等人文学科的研究，2同时也包括某些“专学”研究，如敦煌学、考古学等。这类研究往往与其所在国家的学术思潮和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还会因为地理上的差异而展现出不同的特

3、色。 胡适在 1916 年 4 月 5 日的日记中说：“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 ”这种启发主要表现在新颖的方法、独特的视角等方面，不拘泥僵化，因而显得内容丰富、观点独特。对于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中国研究就像一面镜子，他们的冷眼旁观，往往会呈现一些为我们忽视的东西。 三是泛指汉民族文化或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近年国内学者呼应国际汉学而提出的，意图使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国际化的同时保持民族特色。 表面看来上述三种“汉学”似乎并无关联，但仔细考

4、察近代学术史，却可以发现从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型直到今天，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加深，三者之间隐而不显的联系。 关于清代汉学的形成，近代和当代学者都有所分析。梁启超将清代汉学之名的确立归功于惠栋，认为惠氏治经求之汉唐注疏， “累世传之，惟古是信，惟汉是从，自是汉学之目，掩袭天下，而共尊惠氏” ，“惠氏祖孙父子，而定宇最有名于乾隆间，以记诵浩博为学，其易汉学 、 九经古义 、 后汉书补注等最有名于时。 汉学之名盖于是创始焉。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 ，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3一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6263 页)朱维铮也指出，乾嘉之际的所谓汉学， “本指否定宋学、唐学而恢复贾、马

5、、服、郑一系的东汉经学。”(汉学师承记?导言 ，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5 页)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清代的汉学不同于汉代学术，是以汉代学术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刘师培说过：“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著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故所学即以汉学标名。 ”(左宜外集卷九近代汉字变迁论)然刘说也只及于汉儒的训诘方法与注书条例，还没有明言这种方法的内涵。章炳麟归纳其中优良的方法为六点，说：“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

6、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崇尊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 ”(太炎文录初编卷一说林下) “汉学”一词作为对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学术的整体概括，其确立与流行源于江藩与方东树之间的争论，他们在国朝汉学师承记和汉学商兑中对将乾嘉乃至清代学术概括为“汉学”的问题进行辩论，并将汉宋之争推向顶点。尽管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以“汉学”称乾嘉学术未必符合整个清代学术发展的事实，但后人在使用“汉学”一词时实际上还是依照江藩的理解来定义的。 “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 ”(皮

7、锡瑞4经学历史)清代学者研究范围大都以经学为主，而旁及文字、音韵、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石、典制、校勘、辑佚、辨伪等。江藩是惠栋再传弟子，惠栋所标榜的“惟汉是从”是吴派治学的显著特点，江藩受此影响，称乾嘉之学为“汉学” ，实际是想以吴派的特点来整合整个清代学术。 其实，对能否以“汉学”概括清代学术，历来是有争议的。乾嘉汉学的背景是汉宋之争，有着过分强调考证、忽视义理的倾向，随着乾嘉时代结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纯粹考据无益于身心，国家民族的弊端越发暴露，对乾嘉学术进行反思、改造逐渐成为学界共识。从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派别来看，既有以惠栋为首的吴学，还有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学，前者确有惟汉是尚、惟汉

8、是从的倾向，后者则比较注意运用与吴派相近的考据手段发掘经典的原始意义，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等，表现出与吴派不完全一致的特点。因此，晚清时期的汉宋合流、今文经学兴起正是对乾嘉汉学的补偏救弊，在继承其考据方法的同时，重新挖掘“经世致用”之学，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治学理念得到继承发展。 章太炎、刘师培等重申“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 ，赋予汉学新的含义，并积极借鉴西学，其经学、史学、文学研究融入新式学问，摆脱了乾嘉汉学的繁琐、僵化局面。从“旧学”中发掘“新知” 。把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世界汉学大会 2007”开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指出， “章太炎先生称国学为

9、一国固有之学，吴宓先生称国学为中国学术的总体，钱穆先生则将中国文化概括为人统、事统和学统。然5而无论国学是什么，无论国学的边界怎样模糊，它的内核始终是清晰的，它也必须成为汉学所关注的对象，并且与汉学相互激荡。 ”纪先生认为“汉学”或“国学”学科是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传承的内在脉络以及民族文化的内核。但是，清代“汉学”和近代“国学”在历史上都只是一段时期内的特殊学术潮流，并不代表整个传统文化，甚至它们在各自时代也并不被用来概括当时文化和学术的全部。 近代学者国学研究的对象还是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但对学术的态度与清代已有明显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继承明末的“经世致用”思想，借鉴西学，努力做到中西贯通。

10、他们与国际汉学界的交往密切，这种交往建立在真正的学术研究上。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与欧洲、日本汉学界之间相互影响，在语言、文献、观点、方法上互相启发。国际汉学界也吸收了许多清代考据学的方法与成就，特别是在语言、文字、音韵方面，较此前西方的探险式考察、旅行式介绍和基本文献的译介更进一步。二战后的国际汉学中心从巴黎转移到美国，研究兴趣和方法理论均有较大变化。例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研究，就是把“东方”作为西方的文化霸权符号来研究，现实色彩十分鲜明，是二战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典型代表。所以，海外汉学卒质上是外国学，海外中国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为本国提供参考。 清代汉学的考据影响了那一时期的欧洲汉学，塑造了那个时期的“中国形象” ；而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汉学又在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所谓“汉学” ；我们似乎又在根据国际汉学这面镜子所反射的那个“中国形象”塑造着自己，这些都还是有待进一步反思与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