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的非典流失.doc

1、1国资的非典流失眼下,是音乐院校某些专业教师“剪麦穗”的黄金季节,因为这期间考生的学费要高出平常几成几倍甚至几十倍。而课时却减几成几倍甚至几十倍。更有些优秀的教师不用等到考前,一年十二个月能剪十三个月的麦穗。这不是秘密:他(她)是考试评委。 有人心安理得地说: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我教的水平高,考生就愿意出那么高的学费,我又没强要。看起来这是愿打愿挨的事,和贿胳没任何关系。 但这对所有的考生公平吗?一次专业考试经过初试、复试和终试三轮,收了高学费的评委还能公平打分吗?记得几年前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里二胡演奏家宋飞声泪俱下,控诉评判的不公,优秀的考生落榜。 有人说:评委是啥艺术水准?他心里能没一杆秤

2、?但是你别忘了,这时他秤的准星位移了,移向了高学费。退一步说,花了高学费的考生如果名落孙山,他能放过收了高学费的评委老师吗?小品不差钱丫蛋早就明说了:“(如果没上星光大道,)做鬼我也不会放过你的!(谁让毕老爷吃了我的请呢?)” 有人说了,你说的这些和国有资产流失挨得上吗? 别忘了,那些收高学费的教师所在音乐院校是公立学校,也就是说是国家投资办的。虽说学生上学也要交给学校学费,但那点学费连培养成本2的五分之一都不到。培养一个音乐英才,大头还是国家拿。 推想一下,国家每年投入一百份额的资金,希望能培养出 100 位音乐英才,如果公平考试,最有才能的考生 1000 个考生了音乐院校,四五年过后,还真

3、能培养出 100 位音乐英才。可是如果收了高学费的评委,很有可能金榜提名的考生 1000 里只有 500 个是优秀的,四五年过后,仅培养出 50位音乐英才,那等于国家投入的一百份额资金五十份额就打水漂了。 那五十份额的资金漂向哪里了? 教师收的高学费也仅是这五十份额的零头。 我知道从前有些官员到日本谈判,引进电器生产线,由于收了点人家的礼品,结果就引进了人家淘汰的生产线,国有资产当即就流失数千万或数亿元人民币。其实,这些资产也没流向谈判的官员小金库里,而是流向了日本。 其实,音乐英才教育国家的投资不像上例,那么明显地流失,也不像自来水由于节阀不紧而流失,这些都是典型流失,它是出现在进门的“节阀

4、”不紧,让不该进来的人进来了,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所以我说这是国有资产的非典流失,简称国资的非典流失。赵世民 散装乐团大趋势 随着演出市场逐步与国际接轨,以及国内演出市场的开放,曾颇有争议的“散装乐团”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演出舞台。这种现象引得一批持“本真风格” 、力主“原汁原味”的乐评人口诛笔伐,又成为业内的“祥3林嫂们”抱怨不休且不愿跨越的门槛。这两种人并没有面对市场来分析“散装乐团”,没有认真地思考“散装乐团”为何得以生存且大有发展壮大之势! 谁给新年音乐会定价? 读上海某晚报记者报道:有沈姓小姐收到客户赠送的新年音乐会门票,标价 880 元,因其当晚另有安排,想转让却得知:卖出票价最多只

5、值 100 元。 何止是上海,“新年音乐会一直是演出市场的重灾区。 ”全国许多大城市新年音乐会演出市场正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中外企业团购约占票房八成左右,“大量赠票流向市场,导致实际价值越来越低。 ”但为了让客户送礼体面,主办方只能把票价越抬越高,再以更低的折扣出售,堆积市场虚假繁荣的泡沫。沈小姐 880 元门票只能卖到 100 元就不稀奇。 稀奇的是,新年音乐会的票价,一般会认为:要么境外演出团体标高,要么是境内演出公司拔高,谁知其中另有原委,竟然是买单的团购者在搞鬼,“因为太便宜了送不出手。 ”这些团购企业本身就是商人,深谙商道玄机,他们绝对精明,还会就地还价:“最好 1000 元价位

6、的门票用 100 块买到手,还要给采办员回扣,背后有一条很长的利益链。 ” 即便“火眼金睛”也多“瞄准”演出经纪商,而忽视了演出团购商。听说一些较小型的演出场所“票价虚高的现象尤为明显。 ”原来都说买的没有卖的精,现在倒过来了,买的反比卖的精。有些企业主动上门,要求演出商给予包场,门票价格则由其随意,哪怕打印出万元一张 VIP 票,只要哄4得客户开心。 陈志音 散装乐团活跃十数载 国内的“散装乐团”主要活跃在录音领域,坊间称其为“棚虫” 。 “散装乐团”由专业的“穴头”从各个团的优秀演奏员中挑选,在电视剧或电影片尾字幕中以及唱片名录里以“亚洲爱乐” 、 “北京爱乐”或“某某大乐队”之类出现。业

7、内人士都知道,高质量低成本是“散装乐团”的核心所在。像刘云志、梁大南等,都有过在“散装乐团”里担任领奏、首席的经历。随着音乐市场的逐步拓展,越来越多的职业音乐人参与到这个“散装”大军里来。国家大剧院从经营运作考虑不久前宣布要从社会上招募乐手,组织驻院的“散装乐团” 。 北京最早的“散装乐团”可以追溯到 1990 年代初期,当时在北京音乐厅,由李南等几位有志于变革的青年音乐人自发组织了一场由京城主要乐团的乐手按照正规编制组成的“散装乐团”音乐会,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以至演出前发生了 25 名乐手因故不得不退出的事件;而这支“散装乐团”为 2000 年建立中国爱乐乐团打下了基础。 就“散装乐团”

8、问题,在维也纳任教的大管演奏家石黎先生说:“所谓的散装乐团在欧洲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像英国的圣?马丁乐团,阿巴多手下的瑞士琉森节日乐团,大提琴家卡萨尔斯的美国马尔玻罗节日乐团,匈牙利布达佩斯多瑙交响乐团等都是世界级的优秀散装乐团 。这5些音乐家平时各有各的营生,为了某套曲目或某场音乐会聚集一起,通常会有一至两个月的排练期” 。 “散装乐团”之所以在我们这里受到“格外关注”主要有三点,一是因为演出团体长期以来是“国营单位”,没有欧美那样由近百年市场经验所构建起来的“演员工会制”或“签约艺术家”体制,一说起来就是“我是某某团的”,而没有人说“我是签约某某经纪公司” 。二是“演出”与“市场”脱节。三是

9、没有职业化的乐评人制度。随着文化体制的改革,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散装乐团”出现在中国,一套适应中国市场的商业演艺经纪模式也会在波折之中诞生。 开放市场提供生长土壤 随着各地方政府对于文化的大力投入和支持,硬件设施堪比世界一流的剧场剧院建起来,不能空置,即使每周演出一场每年也得有五十多场,而国内一线乐团动辄单场 6 位数的演出费,一般的城市剧院或演出经营机构根本无法市场运作。我们不妨做个计算:一个大约 70 人的交响乐团,演出费、乐器运输费、食宿费、往返飞机票等,加起来单场成本数十万,如果没有赞助或政府支持,单纯靠卖票,那么均摊到每位观众身上要多少钱?剧院不可能场场支付 6 位数字的演出费,假设

10、一场演出费 20 万,单就这一项全年 50 场演出就得支付 1000 万。 再者,“国字号”的院团每当重要节假日都有自己的演出任务,不可能巡演,沉重的成本包袱也不允许院团自己主动选择到外地去演出。为了6消化各项成本,只能增加演出费用,结果造成境外的乐团甚至比国内乐团演出费还低的奇怪现象,特别是国外自带赞助的乐团,则更成为内地演出市场上的香饽饽。国内院团还有一个特别的大锅饭现象,因为效益工资按照排练次数演出场次计算,造成了不以艺术水准为标准、不为演出效果考虑的怪现象。 从剧院经营和观众利益上考虑,不是经营者们不想要名团、大团,是市场要不起!随着文化体制的改革,越来越多的民营乐团开始初露倪端,像女

11、子十二乐坊、音乐猫女子乐队、红罂粟打击乐团、老树皮爵士乐队、北京管乐交响乐团等,先后在国内外的演出舞台上展露风采,而这些乐手的架构却恰恰是“散装”的。这些民营乐团就是面对市场而建,各有各的艺术特点,经营模式灵活,借鉴西方的“签约艺术家”模式,没有太多的负担分摊到各单场演出成本中,且演出费全部由市场决定,不是一锤子敲死的“官方价格” 。 音乐家为何“海”而不“归” 2009 年岁末,华人节日管弦乐团团亮相国家大剧院,乐队成员来自芝加哥交响团、旧金山交响乐团、慕尼黑爱乐乐团、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大有中国版琉森节日乐团的味道,群英荟萃,星光熠熠,不用亲临现场,光看名单已是让人怦然心动。 只是伴随新一

12、年钟声的敲响,这个临时乐团的历史性任务也就宣告完成,此后各奔东西,从这一来一走中,人们不禁感叹目前华人世界中最精英7的演奏人才资源却都还在为欧美乐团“打工”,他们“海”而“不归”原因不免令人深思。 首先,欧美乐团无论是在水平还是名气上都要比国内乐团高出一个档次,就像高水平足球运动员梦想效力欧洲五大联赛一样,人家的平台好,水准高,体制完善,华人音乐家心驰神往也在情理之中。此番归国演出华人音乐家大都来自欧美顶尖交响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慕尼黑爱乐、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都是拥有少则 50 年以上多则上百年光辉历史的伟大乐团。就拿小提琴家陈慕融和中提琴家张立国所供职的芝加哥交响乐团来说,其地位堪称全美

13、交响乐团之翘楚,当乐团最优秀的三位指挥大师海丁克、穆蒂、布列兹共掌该团,每个演出季都有丰富演出安排和海外巡演计划,动辄演奏的都是马勒、布鲁克纳的大部头作品,而乐团所自主发行的Resound 唱片可以在全球任何一个音像店中购买到。 再者,交响音乐在欧美的受重视程度要高于国内,音乐家的工作热情不仅来自于个人的艺术追求,全社会对高雅艺术的认知与关注让他们有了不断进取的动力。在欧美大城市一支著名乐团的一举一动能够成为媒体的焦点,主流媒体会对自己城市的乐团进行频繁报道,其举足轻重之地位完全不亚于当地体育运动队和政商要员。平心而论,中国的交响乐水平要高于男子足球水平,但是由于高雅艺术的受众人群有限,古典音

14、乐难以吸引公众和媒体的眼球,基本处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上。国内过外如此强烈反差,让中国高水平音乐家很难不把事业眼光投向欧美。 眼下这百余位华人音乐家已经收起行囊,提着乐器重返各自效力的乐团,圣诞节假期之后,他们又要投入到为当地人民服务的艺术事业中。在8祝福他们未来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国内交响乐界的有识之士或许又到了该动动脑筋的时候了。 鹅爸爸 中国卡拉需要百年 OK 虽然有关部门要求全国 KTV 统一安装卡拉 OK 内容管理服务系统的动意甚佳,但是客观上还是给坊间造成了变相敛财的印象。我想除了用声明驳斥外,还需要后续动作才能消除社会各方面的疑虑,只要将这一推广活动中产生的经济环节逐一量化公示,

15、并将其有效转移成财政支出,用于其他改善公民文化生活的领域中,怀疑之声自然消除。 既是监管,那么其有效性才是最应被考量的环节。大凡监管整治,难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某些 KTV 运营商已经宣称即便安装了监控系统,依然可以轻松摆脱监管,据媒体报道一些 KTV 甚至自行拆除了刚安装的监控系统。一旦监控系统形同虚设,管制沦为走过场的话,被怀疑成某种条件下的利益输送也就在所难免。 文化领域的清理整治,容易出现矫枉过正和“错杀”的现象,怎样做到精确打击,既不挂一漏万,又不错杀无辜,需要的是科学监管与合理实施。笔者认为,准入管理要比监管输出更有效。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制定相关的准入程序,就不会在输出平台上消耗如此巨大行政与经济成本。由此联想到最近“山寨版”新年音乐会频频曝光,亦体现出有关部门在准入审批上的缺失和不足。 9其次,文化监管不同于其他社会领域,难以用指标量化,于是专业领域的指导建议和来自全体公民的公秩良俗就成了重要的参照标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德治国也有将近十年,我们应该对全民文化素质和艺术欣赏水平抱有信心,公众对于文明、健康、和谐的文化生活内容已形成普遍共识,在整治低俗、违禁歌曲的问题上,有关部门如果能通过各种媒介渠道,如网络、电视、移动通讯等平台更多更广泛了解民意,管理定会收获良好而深远的效果。 毕竟整治只是手段,中国卡拉需要的是百年 OK。吕克特